大家好,来为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全宋文》编纂出版时间表，历经21年收录近18万篇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你肯定读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前后《赤壁赋》……宋朝是中国文章的一大渊薮，你能够理解编辑一部《全宋文》的价值了吧？这部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和几家出版社历经21年推出的《全宋文》，分为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内容遍及文史哲经各个方面；全书所收近18万篇各种体例的文章，有不少是首次公开发表，9000多位作家中的95%在此前未编入过专集——《全宋文》这部大型断代总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是又一座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主编之一曾枣庄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再晚几年可能就编不成了。”他坦率地慨叹这一路艰辛，“如果问我来生还编不编《全宋文》，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编了，因为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全宋文》风云际会，甚幸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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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的成都，整座城市被裹在一层细密的薄雨中。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家属区住宅楼，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著名文献学家、宋代文学史家、三苏研究专家、81岁高龄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曾老先生还未言语，就先递上一本淡黄色封面、竖排繁体字的《全宋文编纂资料》。
一翻开书页，启开话匣子，记忆就沿着时间轴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那一项震动学术界的文化工程。
1985年，在曾枣庄、刘琳的率领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开始编纂《全宋文》，至2006年最终全部出版，历时21年，方修书功成。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是我国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等15个大类，共360册、8345卷，收入宋代的单篇文章178292篇，总字数逾1亿，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经济、教育、科技、军事、法律制度等方面。
《全宋文》收录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95%的作家在此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全宋文》的出版，对于完善宋代的学术文献、填补宋代文化的研究空白都具有深远意义。
2018年，距离《全宋文》编纂工程开启已有33年时间，距总集出版完毕也流逝了12年。在成都家中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曾枣庄庆幸那个时代编纂《全宋文》，查阅文献资料等方面还是赶上了好机遇，“再晚几年可能就编不成了。”而他也坦率地慨叹这一路走完的艰辛——“如果问我来生还编不编《全宋文》，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编了，因为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
《全宋文》编纂工程，为何发轫于蜀地？修书21年，一群人又曾在岁月河流里书写了怎样的沧桑和心血？
刚满一岁的古籍所，和一个知难而进的选择
1984年6月，曾枣庄和刘琳分别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调到刚诞生一年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但当时古籍所经费和研究人员都极其紧缺，几乎就是一个空架子。于是古籍所紧急招兵买马，引进一批文史方面的青年研究人才，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后来这群青年就成为编纂《全宋文》的主力军。曾枣庄说，正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学历也高，所以编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本来刘琳研究魏晋南北朝，我一直研究宋代，最初古籍所是想搞两个方向，后来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上都集中到宋代了，魏晋南北朝那一块基本上就没有做了。”
研究人员队伍初步成形，古籍所开始筹划“上项目”。
“当时最早提出来是要编《全宋诗》，后来北大说他们已经上了，当然我们跟北大就不能比，北大要编我们就只好改为编《全宋文》。”
最早是刘琳先提出编撰《全宋文》，认为这样学文、学史的力量都可以上。曾枣庄比较担忧《全宋文》难度大，“我主张系统整理点校宋人别集，拿得起，放得下，风险小一些。”
曾枣庄表示，大概在犹豫半年后，1985年暑假，古籍所认真分析和论证编纂《全宋文》的实际可行性。首先是《全宋文》的艰巨性：“一是工作量大，现存宋人别集是唐人别集的3倍，宋人别集分量大，《全唐文》有900多万字，《全宋文》比《全唐文》大10倍，即有近1亿字。”二是查书范围广，当时他们仅据《中国丛书综录》统计了一下，需查的书就多达四五千种；三是编《全唐文》有旧藏《唐文》稿本和《文苑英华》等大型总集作基础，而现存宋人总集多是选本，分量不大，几乎需要从头开始；四是编总集，需加新式标点，校点工作量大，出现的差错将更多。
“当时编《全宋文》困难是比较多，我们当时调查了川大图书馆跟四川省图书馆，基本上这些书都有，但是版本不好，善本尤其少，所以就需要到北京、上海、南京去查书，查不同版本的书，这个工作量比较大。”
曾枣庄回忆，分析完“艰巨性”，他们便同时衡量了该任务的“可能性”。85％的宋人别集可以在成都寻得；有杨明照、缪钺等一批功底深厚的老专家作指导；四川大学文史两系从事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的人较多；古籍所本身已有10多位研究生毕业以上水平、身强力壮的专职研究人员，可以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综合考虑不利和积极条件，曾枣庄他们当时总结认为，编纂《全宋文》的困难虽大，但并非不可克服。
曾枣庄、刘琳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古籍所前任所长杨明照和名誉所长缪钺的同意和支持。杨明照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我同意你们上《全宋文》，但很难。”
曾枣庄说，那个时候学界态度基本都很支持，毕竟知道《全宋文》的价值所在，但难度是显而易见的。1985年11月，曾枣庄和刘琳专门到北京大学邓广铭家中征求他的意见。“他就讲了一句话，很能代表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邓广铭说很难，但是你们要知难而进。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又嘱咐要知难而进。基本上我们就是知难而进，困难，但是一定要把它搞出来。”
曾枣庄在《〈全宋文〉编纂补记》中回忆，1986年5月，在杭州召开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审定北大古文献所的《全宋诗》和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全宋文》立项问题。时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一般起得早，喜欢闲庭信步”，有天早晨曾枣庄随周林一起在西湖边漫步，汇报了《全宋文》的准备情况。
“当时的舆论与现在不同，大都不赞成上大项目，认为搞不出来。我说，盛世修书，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做几件与我们的时代相称的工作。”曾枣庄认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编纂总集特别是大型断代总集。
“中国最早的诗歌赖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得以保存至今；宋以前不少著述赖宋初编的四大部书得以保存至今；宋人别集有将近三分之一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本子得以部分存世。”
周林当场没有明确表态，但在项目评审组上支持《全宋诗》《全宋文》上马，并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三大全’（包括《全明诗》）的经费要给足。”《全宋文》顺利立项。曾枣庄指出，从通过之日起，周林老先生一直对“三大全”抓得很紧，时时督促。
为普查书目寻遍中国，住地下室啃冷馒头
“《全宋文》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文学价值，而我是研究宋代文学的，读那些毫无文学兴味的诏令、奏议、公文，而且必须逐字逐句读，确实味同嚼蜡，苦不堪言。”曾枣庄屡屡在文章中提到，他认定这一群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大型断代宋文总集的编纂。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元明清各代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是宋代开的头。
编纂《全宋文》是一件艰辛、繁琐，但相当值得的工作。普查资料、寻求善本阶段，川大古籍所一群人轮流出差，奔走于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和南京光顾得最多。为了节省开支和交通时间，他们挤公共汽车、住地下室、啃冷馒头，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趴在地板上、床铺上、走道里排比资料，“一张一张的条子来排比、归类”；为按出版社规定的时间出版《全宋文》前几册，暑假还依然坐班，通常每日工作10至12小时，全年无休……一切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全宋文》的普查辑佚工作的好坏和能否按时完成，是《全宋文》编纂成败的核心阶段。他们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宋文普查进度表》，按月公布每个人普查书的种数、卷数和辑得宋文的篇数。
为使工资不高的年轻人们不出去代课挣外快，集中精力作普查，古籍所从巴蜀书社预支了3万元的稿费。“根据所查种数、卷数及难易程度，按月计量付酬。平均每人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个别人有时曾上百元，局部缓和了大家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同时向校方申请，古籍所评定职称优先考虑对《全宋文》贡献大的人，“以解除集体科研在评职称中不起作用的顾虑”。
曾枣庄感叹，那个年代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寻找珍贵的善本，拍照不用花什么钱，图书馆很配合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想看什么就提供什么。“知道我们跑那么远去看，他们中午本来是关馆的，都为我们特别开放，整天都可以查。”
曾枣庄还记得他们去查看孤本的时候，为防止脆弱的孤本被损坏，“基本上桌面上铺着很厚的报纸，放在这上面，用放大镜一面看一面记录，重要的地方抄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