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仙是上方仙吗
1949年10月14日，
随着战争硝烟的慢慢消散，
解放军步入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
宣告广州解放。
70年过去，如今记者找寻到当年参与广州解放前最后一次战斗的老战士、见证广州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女工、赶制“告同学书”的青年学子等亲历者和见证者，回忆当年的故事，讲述广州70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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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打响解放广州的最后一战
我出生于1932年，15岁时参军，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49年，我们132师395团作为前进团打进广州时，我是三连的文化干事，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士气，因此必须冲在战斗的最前线。进军广州时，我们在10月12日晚到达从化云台山，晚上9点多与蒋军107师321团遭遇，经历了解放广州前的最后一场战斗。
如今，70年过去，我也成为经历过这场战斗唯一仍健在的老战士。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激烈战斗和驻守广东、守备广州的峥嵘岁月，我还是不禁泪如泉涌，感慨万千。
王敏，战斗幸存者中唯一健在的老战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5团离休干部
在云台山战斗中，我们三连受命夺取云台山主峰，狙击敌人向广州逃跑，二排担任主攻。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枪炮声，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只想着多歼灭敌人。经过20多分钟激战，云台山主峰控制在我们手中，敌人为了逃跑，拼命向主峰反扑，连长命通讯员黄家广去二排了解情况。
年轻时的王敏
黄家广和我是东北老乡，当时年仅19岁。当他完成任务，带着二排“人在阵地在”的保证返回时，发现二排的侧后方有一股敌人正在偷袭。此时，回去报信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黄家广当机立断，占据有利地形并鸣枪报告二排，同时阻击敌人。部队听到枪声，知道遭遇偷袭之敌，马上调整部署，组织火力，消灭了偷袭的敌人。不过，黄家广的这一举动也引来了敌人猛烈的子弹，他最终倒在血泊里。
战斗结束后，我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黄家广，当时他已身负重伤，全身有四个弹眼，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鼓励他坚持住。他艰难地摆摆手说：“我不行了……请报告指导员，二排人在阵地在……”
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捎给家里人时，他说：“如果见到我的父母亲，告诉他们，我没有给他们丢脸，我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奄奄一息的他，嘴里还轻轻念着“新中国，万岁”，然后缓缓闭上了眼，就这样长眠于云台山上。
还有6班长潘玉德，也是牺牲在敌人的阵地前面。他牺牲时，冲锋枪已经打坏了，当我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身底下还紧紧地压着一个国民党兵，两个人是抱在一起死的。还记得在他准备上阵地之前，掏出来一个“毛泽东爱民模范奖章”交给我说：“王干事，我这儿有个奖章你给我保存一下，我要能下来你就还给我，要下不来就送给你，或者你替我交给组织。”
他是我们师爱民模范，外号叫“二十担”。他每到一地，一住下，就给每家老乡挑一担水，南下途中每天都要走路，五六十里路、七八十里路那么走，到地方他一定要给老乡把水缸都挑满，所以他就得个外号叫“二十担”。他不仅仅是爱护老百姓，对战士也很关心。每到一地，他都担水烧好给班里战士烫脚，所以他是爱兵模范，也是爱民模范。
最终，这枚奖章我没能还给他，一直替他保存着。多年来，我苦苦寻找他的家人，却一直毫无音信。直到2009年，广州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从化邀请我去讲广州解放的战斗时，我将这枚奖章捐赠给了从化历史博物馆。
“共和国没有忘记我们”
还记得那一天战斗结束后，教导员陈迪生指示我带领一个班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战友。因为部队即将开进广州，我只能利用山上的野战工事、交通沟等，草草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感觉。如今70年过去，想起这些片段，我仍深感悲痛。正是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我们的50位战友长眠在云台山，是他们用最后一滴血，将共和国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染得更加鲜艳夺目。
很多年以来，每次我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云台山，都只能对着荒山，在心里默默地怀念长眠在此的战友们。2005年，政府部门在这里修建了烈士碑，每年清明和烈士纪念日都会组织活动，悼念这些为了新中国牺牲的英烈。今年，车牌号为1949和2019的两辆车同时出现在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上，感动了全国人民。我想，这正是代表着共和国不会忘记烈士，不会忘记我们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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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明：见证广州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
1949年10月14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广州，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广州宣告解放。15日清晨，当红日从东方升起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长堤大马路东亚大酒店三楼的窗口悬挂出来。这是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是东亚大酒店的车衣工马明，她是我的四姐。解放那年，四姐33岁，我23岁，刚刚进入先施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做床上用品和针织品的售货员，平常就住在旁边东亚大酒店四姐的员工宿舍里。
先施公司是当时广州最受欢迎的百货公司之一，而东亚大酒店是它的附属企业，也是当时广州最豪华的酒店。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地下党一个重要的秘密活动据点，不少地下党员提前潜伏进入东亚大酒店和先施公司。不过这些我都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2019年9月29日晚，东亚大酒店的外立面上投映出一幅巨大的国旗。
为了保护我，四姐没让我了解得太清楚。我还记得，10月14日那天，先施公司暂停营业，我去了四姐位于三楼的宿舍，但她很晚很晚都没有回来。我知道她的车衣间就在二楼，所以下去找她。在她的缝纫机旁，我看到几颗黄布裁成的星星，便拿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这么漂亮，她回我说“不要碰不要碰”，没有告诉我做的是什么。
“红旗来自窗帘布，五角星来自黄色球衣”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五星红旗上的星星。这面旗帜来之不易呀。那天晚上，四姐和她的同事、地下党员萧响三从地下电台听到解放大军进城，激动不已。他们从萧响三爱人由香港辗转寄来的《大公报》上，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样，决定缝制一面五星红旗。时间这么紧，哪儿来的红布和黄布？刚好东亚大酒店为庆贺中秋布置橱窗和新制窗帘，购置了12匹红布，剩下了一些。而黄布则来自四姐同事身穿的黄色球衣。她通宵加班，缝制出了五星红旗。
15日清晨，四姐的几个同事萧响三、刘广源、马寿等把五星红旗从东亚酒店三楼的窗口举出，悬挂在马路之上，我也跟着去看。把旗举出窗外的是马寿。不过酒店有一名高管曾阻止他们挂国旗，说这样做太莽撞。大家都衷心欢迎解放军进城，没有一人理会他。挂好国旗后，他们又把欢庆广州解放的红布大标语，由东亚大酒店门前横过马路，挂在对面广东省银行的门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解放后，广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沿街商铺、家家户户都挂出了五星红旗，满城一片红！绣着“人民子弟兵、爱民一家亲” 等拥军爱民内容的锦旗挂满骑楼街，场面很壮观。11月11日，广州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活动，我也参加了腰鼓队，那个场景至今难忘。
马玉明和她的革命工作人员家属证明书
“逃难香港差点丢命，广州解放迎来新生”
我出生于1926年，可以说是从最艰难的时代过来的。1938年，日本军队还没打到广州，我们一家十口人南下逃难，徒步走了足足一个月才到香港。我的妈妈是缠小脚的，走不动，我就背着她走。途径番禺时，日军刚刚进村，我们几姐妹躲在草堆里，满脸抹黑灰，跑出村子时，还听到枪声。
到香港后，我的大哥在跑马地开了一家很小的凉茶店，结果没多久就去世了。后来，香港沦陷，因为家里没米，我们被迫去日军那里排队领米，亲眼看着几个难民死在日军手上。我自己也差点被日本士兵追上，拼了命跑才逃过一劫，那一年我15岁，今年我93岁了，说起这件事来还是很害怕。
后来，我们又回到广州。因为积蓄已经用光，又没找到工作，几口人差点饿死。是大嫂天天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和最便宜的玉米煮在一起，才让我们熬过那段时间。
但是，在先施公司工作没多久，我已经感受到局势的紧张。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商业也萧条，有时上一天班也做不成几单生意。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偷盗抢劫时有发生。解放后，新政府接收先施公司，一度更名为中心门市部，我也成了门市部员工。没多久，我就发现物价平稳下来，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了，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1947年，马明与丈夫在东亚大酒店天台结婚留影。左三是马玉明。
这90多年来，我看着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广州解放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是共产党让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让中国富强起来。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广州解放的历史，承担起建设祖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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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兰：随军南下路上孩子不幸夭折
我是吉林白城人，1931年出生，1948年入伍，1949年2月入党。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副师长、开国少将毛和发是解放广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我的丈夫。他出生于1919年，12岁就参加了红军，1999年离世。1948年8月，我与毛和发订婚，同年11月结婚。他当时29岁，任132师394团团长；我17岁，在132师师部做宣传员。
毛和发与李凤兰订婚时的合影
1949年，天津解放后，丈夫带领先头部队，接下了解放广州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当时部队里很多女同志选择留在了北方，我不愿意。与丈夫毛和发结婚后，我便一心想着要随他一起南下。当年4月，我们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经天津挥师南下，走到江西，经过休整后，9月开始向广东进发。
我在从东北出发的时候就怀孕了。由于大着肚子不方便骑马，所以我一路跟大部队走了下来。由于老百姓害怕打仗，不知道谁好谁坏，都选择躲起来，所以沿途我还要做一系列宣传工作：在部队经过的村庄贴标语，向老百姓宣讲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思想。
当时我只有18岁，对怎么照顾自己身子都没有整明白，再加上沿途颠簸劳累，患上疟疾，高烧几天不退。怀孕7个月的时候，我在江西早产了，孩子生下来没多久便夭折。
还记得，部队南下途中，上级首长关心毛和发，让他带一个骑兵排，绕道去河南老家看分别20年没有见面的老母亲。在乡亲带领下，丈夫在山里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搭了个窝棚居住，早已满头白发，等了儿子十七年，双眼已经看不见了。
母亲将这位已高大健壮的青年从头摸到脚，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小黑子”，紧抱着儿子放声大哭。她问儿子，为什么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能给家里捎个信？丈夫感到很愧疚，但是也没办法说出什么安慰的话，“还是因为打仗。”
和母亲短暂相聚后，丈夫忍痛安置好母亲，便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当时他承诺解放广州后就来接老母亲，结果没想到，1950年母亲病故，这一承诺后来再也无法兑现。
毛和发与李凤兰夫妇的合影
1949年10月11日，132师连续两昼夜奔袭，于10月14日傍晚，进入广州市郊沙河至黄花岗向市中心推进。到14日晚，战斗才全部结束。次日凌晨，部队顺利占领长堤东亚大酒店，这里升起了广州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丈夫和所在部队完成了解放广州的光荣任务。
部队进入广州后，为了不打扰城中民众的休息，在夜里当街休整。第二天老百姓一打开门，好家伙，骑楼廊道里整整齐齐排着睡觉的兵哥哥！解放军战士们的举动感动了民众。街坊们热心地给战士们送上吃喝，还有学生自发为共产党和解放军宣传，后来其中不少人选择加入了132师。
解放广州后，132师留下来守备广州，第一年清剿在城中的特务，第二年在郊区和周边城市剿匪。在城市警备的过程中，丈夫毛和发也经历了很多次惊险时刻。有一次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名特务混迹在队伍里，突然掏出匕首刺向“目标显眼”的丈夫。这个动作被旁边两个警卫员看到，迅速阻止。看完戏后，丈夫一行人上车，结果吉普车上的8个人里有3个是特务，对方的子弹都上了膛。警卫员又与特务进行了一番激烈对峙。
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副师长、开国少将毛和发遗孀，原132师师部宣传员
我和丈夫育有5个子女，他们后来都从军了，爱人也都是军人。算起来，我们一家总共出了13个军人。在丈夫毛和发军旅生涯中，这个身高185公分的“毛大个”身上留下了9处枪伤，其中7处重伤，身上残留的弹片数都数不过来。他脸上的“酒窝”，其实是子弹打出来的！1999年，他去世后，我们还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两块残留的炮弹皮。当时我的心情真是特别复杂。
在教育子女方面，我们与子女们约法三章，一是要做普通士兵、普通老百姓；二是生活不能搞特殊化，工作要服从党和组织分配；三是不能经商。这五个孩子，也一直恪守着父亲的教导。每一年清明节、国家公祭日和广州解放日，作为老革命的后人，孩子们都会举行纪念活动，继承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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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忠：连夜起草“广州解放告同学书”
1932年，我出生于广东中山，初中毕业后考到了广州的培英中学。广州解放时，我还是一名高二学生，参加了广州地下学联在中学的进步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接触进步思想，地下学联经常给我们通报解放军的战况，通报解放区的情况，当时，我也成为了学校迎接广州解放委员会成员。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传来，我和同学们都心潮澎湃。10月15日凌晨，我与男同学们开始起草“广州解放告同学书”，还记得当中写着：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天亮了，我们有希望了！
大家一夜不眠，一同起草，刻印钢板，然后将告同学书分发到每一间宿舍。当时，学校的进步组织还收到了一面从东北寄过来的珍贵的五星红旗，女同学们立刻按照样式，连夜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15日清晨，培英中学升起了广州所有中学里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开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每家商铺门前都开始悬挂五星红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全广州城都“淹没”在了红色的旗海中，老百姓的心情一下子从阴转晴。
青年时期的李存忠
“一心跟共产党走，学生哥投笔从戎”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句俗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刚刚解放的广州城，却有近千名在校的大中学子报名入伍，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个叫黄遒铮的同学。他原本是住在西关豪华大屋里的，父亲是广州南星卷烟厂的老板，但他与弟弟却毅然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去参军了。我们这些学生哥扛起藤箱、皮箱，从广州市区培英中学，步行到郊区的车陂军政教导大队培训。这些学生军进入部队后，成为文化教员、卫生员和机关干部，充实了机关，并为战士们进行扫盲，满腔热血地为最后的全国大解放贡献力量。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我们新入伍的军人没有新的军装，只能用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旧衣服。我只有80多斤，个子很小，走起路来感觉在宽大的衣服里可以荡来荡去。直到1951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服装。
还记得，很多经历一路南下的老战士很久没有洗澡，我们一起睡在大通铺里就被传染上了一身的虱子和跳蚤。随便一薅，就是满手虱子血。不过我们当时都引以为荣，觉得这是伟大的“革命虫”。
“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泽东，我们走，走，走！”当时，一支歌曲就是一场教育课。至今我还能随口唱出这些革命歌曲。进入宣传队，我和战友们在行军时搭起“鼓动棚”，唱歌提士气，同时向老乡们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平时则组织文化娱乐活动，表演大戏和小戏。
70年过去，广州的变化翻天覆地。过去，爱群大厦是第一高楼，现在有了东塔、西塔，爱群已经变成了“小弟弟”；过去，天河只有天河机场，现在有了天河体育中心，成了广州繁华的商业区。而我，也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在部队的革命熔炉里，淬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很感谢党、感谢诸多老同志对我的培育。
李存忠，原132师394团战士、宣传员，1989年退休，大校军衔
如今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是，令行禁止、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部队里对我的影响仍延续至今。现在，我们老同志也要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要求，要“找差距、抓落实”，以自己之力为祖国奉献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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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干臣：我见证海珠桥的炸毁与重生
连日来，广州市海珠桥成为网红打卡地，见证1950年海珠桥重新开通的八旬老人屈干臣告诉记者，海珠1950年重新通车“观礼证”，他至今仍保留着。
我生于1933年，1949年跟随着叶剑英元帅大军来到广州。今天，广州有10多条跨江桥梁，而在1949年，广州只有一条跨江大桥，就是海珠桥，战略意义非常重要。解放军从粤北挺进广州，只是解放了广东北部、中部，粤东、粤西、海南，很多地方还没有解放。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为了拖慢解放军解放广东、海南进度，炸垮了海珠桥，造成400多名市民死伤，100多艘民船沉毁，数百间房屋震损，3000多人居民受灾。
叶剑英元帅解放广州后，立马着手重建海珠桥。在各种资源都非常困乏的情况下，1950年11月7日，距离海珠桥被毁13个月，一座崭新的海珠桥重新通车了。
1950年的屈干臣
解放后，我长期在省委工作。我当时跟着叶剑英元帅的吉普车，来到海珠桥。海珠桥北端西侧设立了会场，朱光主持仪式，叶剑英及苏联方面代表讲话，广州市建设局醒狮队和华南文工团秧歌队表演节目，叶帅剪彩，然后建桥工友、机关团体、学生、市民一齐过桥。
时隔69年，出席典礼当日佩戴的“观礼证”依然保存在我手中，三寸长的红条上，墨水手写的字迹如今已经模糊难辨。观礼证曾丢了三次，我都把它找回来，至今保留着。
屈干臣跟随叶剑英元帅大军来到广州，是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离休后，办起了全国首家私人档案馆——广东屈干臣档案馆。屈干臣档案馆向社会开放16年以来，参观者达数万人次。
我的档案馆有跨度时间长、件数多、档次高等特点，并利用自有房屋、自有史料布展，自行管理，自由参观，档案馆是公益事业，只要有预约，就开门给公众参观。
除了自己的资料外，慕名而来捐赠的人也越来越多。目前，屈干臣档案馆珍藏了近百年来的各种史料、实物档案，多达3万件以上，内容丰富、稀有珍贵，其中包括毛主席1943年亲笔题字的奖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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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作松：经过7天7夜与大军胜利会师
我是广东兴宁人，1931年5月15日出生。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节节南下。那时我本来还在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习，大概6月的时候看见粤赣湘边纵队东江公学的招生通知，就报了名，7月公布了录取名单。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龙川镇佗城报到了。
和我一起报到的有1000多名学员，到9月下旬，解放军南下大军已经入粤，副校长从1000多人中挑选出300多名，北上迎军。我们由佗城出发，紧急行军，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空袭，不得不昼宿夜行：白天疏散，各自找草棚、山脚躲避，期间，我们这批学员凭借插青伪装、及时疏散，但也有学员为飞机弹片炸伤，还目睹有老乡、耕牛不幸罹难；晚餐后，再连夜行军至天亮。
经过7天7夜，途经连平、忠信等地，我们终于安抵粤北翁源县龙仙镇，与四野主力部队胜利会师。我们见到大军的那一刻，同志们握手、拥抱、欢呼，一片欢腾，长长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战车与马啸之声，彻夜不绝于耳。我那一年才18岁，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威武雄壮的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内心的欢欣鼓舞，真是难以言表。
青年时期的刘作松
此后不到一周，我们被分期分批分配到军、师、团、营，随军南下，进军广州。在10月1日那天，我们还在龙仙镇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集会与盛大游行。广播中，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句话，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10月4日晚，我们最后待命的5名同志奉命编入十五兵团四十四军宣传队，连夜出发。天降倾盆大雨，山路又陡又险，我们只好一个接一个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衫，翻山越岭，不许说话，不许掉队，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天亮入城，当地人民夹道欢迎，还给我们送来茶、水果、鸡蛋等食品。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老乡劈柴、挑水、上门板、打扫卫生等，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
一路上，宣传队不断鼓励宣传：“加油前进！”“革命到底，还有一千里。”10月13日黄昏，我们进入从化良口。这个晚上，我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炮声隆隆，通宵达旦，我军大获全胜。第二天也就是14日的早上，我们奉命乘胜追击，跑步前进。
14日下午大约6时，我们抵达广州郊区沙河。突然，我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前面又有口令传来：“快跑！快跑！”此时，大家都群情激奋，已经做好牺牲个人、为解放广州做最后决战的准备。几分钟之后，又收到命令：“停止跑步，原地待命”。
消息传来，原来不是打响了决战，而是敌人已撤离！之后，我军浩浩荡荡进入广州市区。当天晚上，全城华灯齐放，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此前的疲累一扫而空，陌生的学生、战士、市民互相握手拥抱，“欢迎解放军入城！”“庆祝广州解放！”“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此起彼伏，整个广州，一片沸腾，盛况空前，彼时的情景，70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44军宣传队夜宿于现越秀山下省府大院。紧接着，我们加紧排练歌剧《血泪仇》，在今北京南路原天星戏院连续公演，场场爆满，此乃我军入城给广州人民带来的一份见面礼。
解放后，由于军医人才缺乏，部队决定从宣传部抽调百多人学医，我成为了一名军医。1957年转业到了广州市精神病院，也就是后来的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
刘作松
广州这些年来的变化用翻天覆地的变化说都不为过。我们进入广州时，15层的爱群大厦是广州第一高楼，现在我住的小区里都是34层的高楼了。这么多年，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已经成了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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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最早听懂的粤语就是“大军顶呱呱”
我1928年出生，今年已经91岁。广州解放时，我是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4团八连的指导员。还记得，我们部队当时驻扎在天津，在此挥师南下，口号就是“解放广州，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从天津出发到广州2000多公里，战士们每天都背着步枪、子弹、手榴弹、干粮袋等重约25公斤的东西，一边打仗一边行军。
一路南下，最艰苦的就是1949年5、6月间，部队进入大别山的那一段，正遇梅雨季节，战士们没有雨衣，也没有衣服可换，军衣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更令人心焦的是，雨中的千军万马将行军路踩成了泥浆池，上面有石头、木块，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可走，许多战士的双脚都起了水泡，又变成了血泡、脓泡，钻心地疼。但我们还是坚持住，从不叫苦，只有撑到晚上休息时，第一时间烫脚。
到达江西南昌一带，部队很多士兵都开始生病，得了疟疾打摆子，我也是在这里得了病，两天发一次烧，只能留在江西赣州附近休整治病。那时候，等到战友们陆续好了，就开始继续向广州进军，但那时我的病还没好，只能继续在赣州治病。10月初，病好以后，我立刻赶到广州追赶大部队。
青年时期的李逸
当我们到达韶关南边的潖江时，潖江大桥已经被炸毁。我们在河东，看见江对面停着一个火车厢，还有个汽车头拉着。虽然桥已经被炸断，但仔细看，桥还有部分钢筋相连，我们就从桥上爬过去。爬到对岸后，有战士告诉我们，车上的外国人是请来修桥的苏联专家，车往广州开。于是，他们就带上我们一起去广州。
等我们真正到广州时，大概是10月15、16日了，那时广州已经解放了，从此，我就开始了在广州的生活。
到广州时，我们解放军都不敲老百姓的门，睡马路、睡骑楼。那时候，东北人不洗澡，南下过江后也学会了冲凉，有空就冲洗一阵子，凉快呀。可站岗、巡逻，刚换洗的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从东北打到广东，那时听到广州人说得最多的，也是我们最早听懂的一句粤语，就是“大军顶呱呱”。
李逸，原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4团八连的指导员，曾挥师南下解放广州，132师离休干部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不过当时，我们是负责警备广州，并没有参加入城仪式。解放路以东是394团负责警备，解放路以西是395团，河南一带则是396团。那时候，广州城市到了东山就没有了，再往东就是天河机场，没有人家了。
为什么要警备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留了2万人，闹得广州不得安宁。一到晚上，可以说是看到满天的信号弹。我们后勤运输主要是通过黄沙机场，这些信号弹就是给敌人“指出方向”，要炸黄沙机场，那时候我作为侦察通讯连的指导员，与地方公安一起在广州抓特务，可谓昼夜不停，后来又到粤北剿匪。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时刻牢记使命，就是要确保这方土地的平安。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申卉、张姝泓、方晴、伍仞、曾卫康 通讯员 郑强、刘靖雯、宋易倩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骆昌威、方晴、伍仞、曾卫康、申卉、张姝泓 通讯员 郑强、刘靖雯、宋易倩
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伍仞、曾卫康、张姝泓、申卉、方晴、骆昌威 通讯员 郑强、刘靖雯、宋易倩
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编辑 高凯珅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黄子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