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仲廉诗评（34）代有真人写真诗（作者：王海龙）

摄影：春桃

余仲廉诗评（34）

代有真人写真诗

——读余仲廉先生诗集有感

作者：王海龙

作者：崔逢春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如是说。但因为一位诗人的横空出世，导致他不得不改口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法也许是错误的”。让阿多诺改口的这位诗人就是保罗·策兰。保罗·策兰深度挖掘了诗歌语言的意象空间，以简练而又晦涩的用词、悖论式的修辞等陌生化的表达风格，推动了诗歌的又一次革命，极大地提升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而当今中国，也有这么一位诗人，他也许并不如保罗•策兰这般知名，却让这个消解了崇高感的时代平添了许多诗意的美好。这个引起了我相当感动的诗人就是余仲廉。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严羽认为孟襄阳虽然学力不如韩愈，但因了“一味妙悟”的缘故，他的诗则在韩退之之上。“妙悟”是严羽评判孟襄阳和韩退之诗歌境界高低的标准，那么，我们又如何评判余仲廉先生的诗歌呢？要知道，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诗人，余仲廉先生并非以写诗为其本职工作，诗人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种而已。笔者不揣浅陋，借用严羽之理路，以为余仲廉先生诗歌之所最突出者，一味真情而已。何以见得？谨以三点薄见，敬献于余先生，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摄影：春桃

一、真人有真材

余仲廉先生的身份有多重，除了诗人这一身份外，他首先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也是教育慈善家，所创立的湖北博昊济学基金会，从2000年至今，已资助两千多名学子。此外，他还是武大校董，又是武大美学博士，同时又是一名书法家。这么多身份的加持，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彰显了诗人人生的与众不同。余仲廉先生的人生是传奇的，少小家贫早当家，刻苦求学志高远，当过体制内的官员却又毅然辞官，白手起家创立了偌大的产业，实业成功又去做慈善回报家国，这已经够他忙的了，他居然还有兴趣和精力又去攻读并最终拿下了哲学博士学位，果然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但无论如何折腾，读书、思考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历程。

因为对世界始终保有学习、观察、省思的习惯，余仲廉先生对于生活中人事自然的种种体贴入微，使得他的人生体验是丰富的、全面的、细致的、深刻的。诚如塞黑诗人亚历山大·里斯托维奇所言：“不是诗人使他周围的世界变得有诗意，而是他周围的世界使他成为诗人。”正是基于与外在生活世界的相遇和思考，并将其诉诸笔端，就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个深切而又富于个性的诗歌世界，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余仲廉先生的诗作里，体验人生百态。因此，孔子才会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篇》）读余先生的诗，既可以畅享他的诗词人生，又可以在对他的情感生活的“追体验”过程中，反观诸己，实现自我与诗人之间的应和与共鸣。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讲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唐人好写诗，且多好诗，而其之所以能感动激发人意，就是在于这些诗大多以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为题材，而这些题材本身就很容易引起情感的波动变化，而这种诗情再经过作者的审美创造，形成审美意象，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感染人心。我们可以看到仲廉先生的诗歌题材，所涉范围之广，让人叹为观止：有对乡土家国情怀的书写，目前已结集出版了《乡关何处寻旧梦》；也有对自然物事的描摹，如《望月抒怀》《春茶之韵》等经典诗篇；还有对哲理人生的思考，如他拟出版诗集《六根弦音》中的第四章《哲语诗话》、第五章《禅心诗慧》；也有亲友相聚相别的应景之作，如已结集出版的《珞珈情诗》《珞珈山起风了》等等，不一而足，都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真情诗人的多样人生。

其中，石首和珞珈已成为余仲廉诗歌中最为突出的两个“空间标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总是在场；它们是诗人生活的此在，却又延展着诗人对共在的精神思索；它们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留音机，却又高扬着超越个体生活的普世价值，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诗人的写作源泉。正因这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深刻体悟，才使得余仲廉先生拥有了陆游那般“诗情随处有，信笔自成章”（陆游《即事》）的洒脱与自信。

作者：崔逢春

二、真材发真情

南宋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中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认为“为真情而造文”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其他强为文辞华丽的雕琢而无真情者，皆落于下品矣。而只有真人才有真情，因此，刘勰强调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也即诗歌需要简约精炼的语言来达到抒发真情实感的目的。刘勰此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而刘勰所强调和推崇的，恰是余仲廉诗歌最大的特色。他的诗歌字里行间流溢着的就是，他那真挚又深刻的情感。

如《石首之美》，几乎全是平实的写实，却能如此情意绵绵，动人心弦。如果说“功成名就的范蠡，携美人西施泛舟，至石首定居而终老；刘备意气风发，迎娶新娘孙尚香，逆水行舟到石首，欢度蜜月；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墨骨长入此地化书轩；俞伯牙摔琴诉衷肠，苍天呀，心曲谁堪解？从此长眠石首陪子期”等，还可能让敏感的读者隐约感觉到用典的痕迹，那么“连绵四十五里桃花山”、“竹林清寂，溪涧流水潺潺；四季叠翠遍野，枝头鸟鸣啾啾”等物象，则没有任何隐喻色彩，展示的就是人们熟悉、亲切而古老的家乡田园风光。由山美、水美、人美，到历史美、物华美，由实体性到精神性，由自然风光到人事变迁，衔接得如此通畅自然。而就在这种情意绵绵的纪实性书写中，诗人对家乡的熟稔、思念，对归乡的期待，都能让你身临其境，心有戚戚焉。

因此，余仲廉先生这种带有明显纪实性的诗歌创作，即使用语平直，用典颇多，却依然能直指人心，引人共鸣。原因无他，但因其情感足够真挚、深刻故。所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真正的诗的效果应该是不着意的，自然流露的，一种着意安排的艺术就会损害真正的诗的效果。”（黑格尔《美学》（第三卷））如斯真情，在他的诗歌处处可见。如《洞庭湖渔者》：“常言漁樵耕读苦，最苦洞庭捕鱼者。阴风怒号湘妃怨，舍生忘死波涛下。”这首四言绝句，语言并不华丽，但却字字珠玑，句句带感，充斥着诗人对洞庭湖渔民生活不易的同情、以及对其勤劳勇敢的钦佩和赞赏。又如《乡关何处寻旧梦》：“白云悠悠送少年，人间词话述离愁。乡关何处寻旧梦，映川落日几处圆。” 可以说是词理意兴俱佳，言、象、意相得益彰，意境浑融无碍的佳作。关于乡愁和家国情怀已经有不少评论家说过了，在此就不再赘述。

摄影：春桃

三、真情用真言

有真情就一定能写出好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相比其他文学体裁，诗歌尤其重视语言。保罗·策兰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就明确提出：“在所有丧失的事物中，只有一样东西还可以触及，还可以靠近和把握，那就是语言。是的，语言。在一切丧失之后只有语言留了下来，还可以把握。但是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谋杀言辞的黑暗。它穿越。对所发生的一切，它对我没有言及，它只是穿过它。它穿过它并重新展露自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充实’。”（《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语言可以说决定着诗歌的意象营造效果和情性抒发的程度。

对于余仲廉先生而言，他的诗歌以现代诗居多，其语言常被认为是口语化、生活化的。一般而言，现代诗的写作越来越不重视诗歌节奏和格律的程式化，反而更强调主体情感的个性化抒发。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不在意格律不代表诗歌的语言就可以过于随意、不讲究。我们都知道，诗歌源于生活；因此，对生活的体认和忠诚就是诗人的第一要务。因此，诗歌的生活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合理的。但这种生活化并不是将日常生活直接复制粘贴为诗歌，而是需要对生活进行一种再加工，以体现诗人超越个体生活的价值追求。诗人正是通过个体性的创作，将其对个人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提炼成为具有可传达性的普遍的意象，从而通过这种意象的认知和理解，获得情感的再体验和认同。当然，每个诗人由于阅历、才识、喜好等的差异，对于语言的运用也呈现出各异的风格。

余仲廉诗歌的语言可以归结为平实、自然、真诚。这种语言风格，再加上他较多使用的具有公共象征性的意象，赋予他的诗情以鲜活、生动、丰富的造型，从而让人获得一种亲切、自然、平和的审美愉悦。如《除夕》：“房前春意浓，屋后雪还深。围炉话未尽，岁轮入新程。”朴直简约的笔触，以房前屋后的暖春与冷冬并置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渲染出冰火两重天的情感氛围。然而画风一转，身处这种极端的情境，诗人却和家人围炉夜话，坦然面对岁月的变迁，颇有种洗尽铅华的平淡从容。这种诗情，没有一定的修养是写不出来的。这种风格颇类陶渊明的诗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云：“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对陶渊明诗歌的“平淡”风格很是推崇。然而余仲廉先生的这份平淡从容，却不是效法陶渊明的隐逸出世，反而是为了收拾好心情，以便更积极地入世，这从他的诗歌更多关切家国人伦可见一斑。“六根弦音”，虽然是取法佛家色声香味触法六根之意，但依然是有弦之音，即清净平和之余仍有所待。因此，与其说余仲廉先生有慧根和哲思，毋宁说他是融贯儒释道，以平常心来尽人事。

而这种对人事的思考，体现于他的诸多哲理诗中。如他的《独处》，个人颇以为佳。

独处，是一种静美

像木芙蓉开放

在自身的外面

用鹰的眼睛审视和欣赏它

在喧嚣时

独处，并不出逃

现世的生活

是让我们像树林中的落叶

观自己

看到自己像湖泊

澄明

那灵魂不浮在水面

它属于它的皈依

作者：崔逢春

这首诗，既可以见出诗人哲思之深刻，又彰显出诗人情感造型能力之高超。由于诗的主题比较明确，读者的注意力会转向诗人如何表达对于“独处”的体验和思考。这首诗之所以好，就在于诗人讲哲思，并非纯粹在论理，而是赋予独处以各种鲜活的、契合的形象，让大家在对物象的直观把握中，体会到独处时的那份恬淡、安详与自在。木芙蓉本身就是清新的、雅洁的，它的开放自然就是静美的，像极了独处时与外界隔绝的清静舒心的状态，无论其他，兀自收心放心，安宁自在。而在这种安宁中，由于没有外在的纷扰，一个人才可能更好地反观自我，就如落叶归根般回归初心，收获对自我更深刻、准确、全面地认知，又如一湖水那样，沉淀杂念，澄澈心境，以水般的清明、包容来应对世界的复杂，从而安时处顺。而最精彩的当属诗人的尾句。在形象性的书写后，诗人以“它属于它的皈依”作结，猝然的跳跃，既彰显了“卒章见志”的升华，将读者的情感体验直接拔到信仰的层面；更以其独特的话语表达，让读者在这种不期然而然的遭逢中，体会到于无声处起惊雷的爆破感。不可谓不大胆，不可谓不高妙！在这有限的文字里，诗人带领我们突破既有的日常认知习惯，从木芙蓉开放、落叶归根、水的映现和流动等的具象体验中，直接去证悟生命的真谛。

诚如法国诗人菲利普·雅各泰所言：“生命的悟性和事物的力量常常隐身于青草尖那最细微的颤动之上。”（弗朗西斯·雅姆等《法国九人诗选》）这种真实而细微的颤动，非有敏锐之洞察是无法发现的。顾随在《驼庵诗话》中指出：“中国诗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曹、陶、杜其相同点便是都从生活里磨炼出来，如一块铁，经过锤炼始能成钢。别的诗人都有点逃脱，纵使是好铁，不经锤炼也不是全钢，所以总有点‘幽灵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炼了一番才写诗。”（顾随《驼庵诗话》）而《独处》之佳处，就源于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悟和对语言的独特把握。诗人对于独处的体悟是如此细腻而真实，以至于他对独处的诗意表达甫一亮相，就能让人眼前一亮，继而怦然心动。

有道是：真情端赖真人，真人才有真材，真材再用真言，自然便得真情之作。有诗如斯，可谓得矣。

当今世界正值多事之秋，疫情、战争、网暴等此起彼伏，人们对未来似乎陷入一种普遍的焦虑和失望中。但诗人不应当因此而绝望，放弃了手中的笔可以给予人类社会的治愈性力量。看看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当年曾经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生命的呐喊：“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祭沃尔夫·卡尔克罗伊德伯爵》）这首诗极大地鼓舞了后来者永不言弃，而这就是诗歌的力量。毕竟诗歌总是指向人类灵魂的家园，感动人心，给予希望。因此，疫情之后，真人正当行本色，播撒真情，美美与共。

让我们在“真正的生活尚未到来”（诗人兰波语）时，与真人偕行，穿过生命的渴望，仰望星空，在对有限生命的思考和超越中，带着往昔的记忆继续书写那确证自我的感动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