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杰
李大钊和鲁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李大钊把鲁迅看成是“在文化革命战阵中”的“一面大旗”，鲁迅则把李大钊视为“革命的先驱者”和“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3年赴日留学，1916年回国，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1924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李大钊文集》。
相识在编辑会上
李大钊与鲁迅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相识于1918年。这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新青年》也在这时改由《新青年》社同人组成的编委会负责编辑。在一次商讨《新青年》编辑工作的会议上，李大钊与鲁迅开始相识。鲁迅后来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实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南腔北调集·题记》)李大钊也曾恳切地对别人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他非常爱护青年，又最顾全大局。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深刻评价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粉碎了军阀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诬蔑和对苏俄真相的封锁。同年11月，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情奔放地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鲁迅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杂文《我之节烈观》，对十月革命作出迅速的响应。从写作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也正是对李大钊文章的默契配合。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道：“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正是同这曙光相比较，才感到中国的情况“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守常文集》
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与李大钊二人联系更为密切，据鲁迅日记记载，1919年4月8日，“下午寄李守常信”；4月16日，“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4月25日，“夜成小说一篇”，寄给李大钊。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控诉了“吃人”的封建制度，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他为“革命前驱者”助威的第一声呐喊。《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轮到李大钊担任编辑，他把这期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发表了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以及《“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四篇随感录。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配合李大钊的战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发表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孔子与宪法》，文中既指出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批判孔子之道不适用于现在。孔子之道入宪，宪法便会萌芽专制，束制民彝，为野心家利用，成为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的文章在当时大量的打倒孔家店的文章中，是特别深刻有力的。鲁迅也和李大钊一样反对孔孟之道，他发表的《狂人日记》，精辟地指出孔孟所津津乐道而且成为几千年道德基础的“仁义道德”，实质上只是“吃人”的道德，发出了震撼几千年封建社会道德基础的呐喊。这和李大钊有多么相同的观点。正如后来鲁迅在《自序》中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里的“主将”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
遵奉前驱者命令
鲁迅走上战阵和从事战斗，与李大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互相影响，互相鼓励，携手共进，去投身和领导那场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以《新青年》为核心的五四运动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中，他俩代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形成了运动的左翼。光是1918年5月至1921年8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五十余篇。鲁迅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南腔北调集·自序》）这是鲁迅当时的战斗成果。这些成果是怎样取得的呢？鲁迅在谈到那时自己的作品时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说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就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当然包括李大钊在内。
1924年夏，中共北京区委（1925年10月，改组为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办了机关刊物《政治生活》，鲁迅是这一刊物的热情读者，至今我们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还可以找到他珍藏的《政治生活》第62、78和79期，这几期载有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等重要文章。1925年春，进步青年刘弄潮受李大钊委派到阜成门西三条鲁迅家中看望鲁迅，转达党对鲁迅的期望，希望鲁迅团结青年，共同战斗。鲁迅听后，表示对李大钊亲切的问候。李大钊高度评价了鲁迅新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认为这篇小说是鲁迅要“灭神灯”和“要放火”的表示，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他认为这是鲁迅“已经挺身站出来了”。当收到鲁迅赠他的《呐喊》一书时，称赞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还告诉孩子们要好好看，好好学习。李大钊就是这样理解鲁迅和他的著作在中国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作用。
◆鲁迅会见李大钊（中国画）吴作人。
李大钊领导北京大学进步师生和北京人民群众对军阀政府进行坚决斗争，受到反动军阀的诬蔑和压迫。鲁迅怀着极大的义愤，对反动军阀头子曹锟的卑鄙行径进行了深刻揭露。鲁迅说：“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华盖集·八》）鲁迅这里所说的曹锟“要办李大钊先生”，是指1924年5月，李大钊为躲避曹锟政府的通缉，化装成做生意的人逃离北京，回到河北老家躲避。到了6月，“严速拘拿”李大钊等亲苏俄的“提倡共产主义”人士的通缉令公布于全国，指出对“其逸犯李大钊等，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也是在6月，李大钊按照党的指派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曹锟于当年10月下台，李大钊于12月回国。鲁迅的文章以讽刺的笔法揭露了军阀统治者的凶残和无知。同时，也充分表明鲁迅对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
革命史上的丰碑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李大钊在演说中说：“让我们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用我们过去一切斗争的经验，不分界线的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结队赴执政府请愿，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大屠杀，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死47人，伤200多人。鲁迅当天就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评述了这个惨案，指出这是少见的残虐险狠的行为，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激烈的斗争中，鲁迅一方面表现了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则为李大钊和北京师生伸张正义，抗议反动军阀的罪行。鲁迅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并肩作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战斗中息息相通，互相呼应，互相配合。
同时，鲁迅在《题记》中以极为赞赏的口吻记载了李大钊在“三一八”示威中，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的危险经历：“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可见鲁迅非常关心李大钊的安全，对他在斗争中的细节，也了解得如此一清二楚。
◆鲁迅与李大钊铜像 。
鲁迅因遭敌人通缉，不得不离开为之奋斗14年的北京而南下，但是他仍然时时关心李大钊的安危。有一天在广州遇到北京来的一位青年，鲁迅焦急地询问，“守常先生还好吗？”1927年4月，报上披露了李大钊不幸被捕的消息，鲁迅心急如焚，寝食不安。而当4月28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传到厦门时，鲁迅悲痛万分，难以呼吸。同时李大钊“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题记》)在就义前，李大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在绞刑架下，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革命前驱者的血”没有使鲁迅消沉和退却，他继承李大钊的遗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斗争，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1933年4月23日，北京群众为李大钊举行了隆重葬礼，正在遭受白色恐怖压迫的鲁迅毅然捐款50元，了却他的一点心愿。鲁迅非常关心李大钊文集的出版，并于1933年5月29日为该书写了《题记》一文，文章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生动追忆了他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鲁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要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出版李大钊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几次商量这件事，特别指出:“《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不出鲁迅所料，《守常全集》由于敌人的破坏终于未能出版，但鲁迅写的《题记》还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发表了。后来，鲁迅在编《南腔北调集》时，又把这篇文章选入，并特别加了“附记”。“附记”中说，他因为对李大钊“谊不容辞”而写了这篇题记，李大钊的文集虽然被禁了，“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寥寥数语，李大钊与鲁迅的革命友谊跃然纸上。
李大钊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是鲁迅心中的革命前驱者，也是自己敬重的战友；后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依然是鲁迅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引路者和楷模。
鲁迅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友好。两人生长于同一时代，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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