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2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突然提到，自己与鲁迅是同乡兼同宗的关系。
解放后，在1952年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后，周恩来又郑重地说：“我还应该叫你婶婶。”
两人不仅是同宗的亲戚，在经历上也颇有相似之处。比如青年时期都在日本留过学，都经历过与亲人刻骨铭心的分离，经济上的窘迫也一直困扰着他们。
周恩来在出生后4个月，被过继给身患绝症且无子的小叔周贻淦“冲喜”。只可惜小叔还是病逝了，他从此拥有了两位母亲：生母万冬儿和婶母兼养母陈氏。
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周恩来曾提到过，养母喜静，整日在屋中读书不肯出门，自己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学来的。但生母万冬儿性格爽朗，且组织能力超群，一大家子的外事全靠她张罗，因此自己又继承了一部分外向的性格。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憨厚老实得过分，只能做些文书之类的小差事，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更别提养活妻子和3个儿子了。
没办法，万冬儿只能带着儿子和丈夫到自己的父亲家居住，年幼的周恩来在外公家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没多久，他又被养母陈氏带到自己的娘家居住，光家塾都念了四、五个。
而周恩来人生的转折点则出现在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因为四伯父周贻赓和父亲在东北工作，12岁的周恩来前往辽宁读书。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背井离乡，那么他很大可能“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到了1912年，二伯父周龢鼐时常来天津居住，四伯父周贻赓也到天津生活，周恩来与二人同来天津，考入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
他在南开的第一年学费是周贻赓帮忙筹措的，后两年完全失去了家族的帮助，全靠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学业。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在两年的留学生涯里，他最大的收获是“二十年华识真理”。此时，鲁迅已回国8年，二人的轨迹，完全没有重叠。
日本的留学经历增长了周恩来的见识，但赴法的勤工俭学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一位在哈尔滨工作的朋友任国桢。任国桢在黑龙江省委工作，又将此事告诉了楚图南和王德三。
恰巧二人在哈尔滨遇到了从莫斯科开会回来的周恩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刻表示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尽最大所能团结鲁迅才是。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委在文艺界做了大量工作，终于消除了各文学团体之间及个别作家对鲁迅的成见和误会，文人们在革命文学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服务等基本观点和总方向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被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西迁。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把仅有的4部电台全都带走，苏区与中央之间的通信被迫中断。
1933年10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希望上级派军事干部来加强力量。
成仿吾
成仿吾到上海时已是贫病交迫，雪上加霜的是，原本的接头点也被敌人破坏。成仿吾在上海街头游荡了一个多月，也没遇到熟人。幸好他得知鲁迅仍在上海，就千方百计联系到鲁迅。
鲁迅原本与成仿吾因为文学争论有着很深的过节，但他以大局为重，依旧热情地招待了成仿吾，还将瞿秋白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他，使得成仿吾与党中央接上了头。
成仿吾对鲁迅不计前嫌的举动大为感慨，在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也专程提到了鲁迅的帮助。
鲁迅对红军的帮助、支持的态度，加深了周恩来对他的尊敬。与此同时，鲁迅也密切关注着红军的行动。
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鲁迅从挚友兼革命家冯雪峰得知长征结束的消息后兴奋异常，和茅盾一起发出祝贺的电报:“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周恩来与鲁迅之间还有一封经冯雪峰转告，却近乎完全直接的通信。当时鲁迅托人送给周恩来多根金华火腿，尽管火腿因为交通封锁还堵在路上，但周恩来迫不及待地向鲁迅表达了感激之情：“你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请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后，周恩来曾一度建议将绍兴改为“ 鲁迅县”。这两位互相倾慕的周姓本家，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不说，也都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树立了光荣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