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作者：散 木
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
张杨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曾叛变或失节的革命“叛徒”，其内心的痛苦或悔恨可能是人们难以察觉的。他们后来因此作出的某些行动上的忏悔，更是长期以来人们所陌生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身边就有这样一些人……
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张学良在执行蒋介石“剿共”方针时，曾暗地里收容和重用了一些“前共产党人”。他们有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叛变革命，有的在脱党高潮中离开党组织，但其内心是极度不安的。当历史发展到关键时刻，他们也随历史大潮前行，为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做了一些贡献，这可被视为某种“忏悔”和“自新”。而民族持续沉沦、内战毫无出路，张学良在萌发“联共”思想后收留和信任这些人，并以之为“智囊”和亲信。于是，“历史合力”作用下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其中，这些“前共产党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因其特殊的身份、曾经的历史污点以及历史事件的扑朔迷离，后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大多不加理会，或对事实作了歪曲叙述。有鉴于此，实有必要揭示其中一二内情。
黎天才：叛变后成为张学良身边“智囊”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经天，号泊汉、渤海，山东蓬莱人。黎曾是北大学生，也是李大钊等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的骨干。李大钊主持中共北方党务时，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顺直省委下属的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中枢，曾有前后“三巨头”之称，之前为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之后即为黎天才、韩麟符、王振翼（此三人后皆参加了“非常委员会”，王死于国民党狱中，韩出狱后遇刺）。
“三一八”惨案后奉军入京，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等被捕遇难。黎天才在革命低潮中被党内开始盛行的左倾风所排斥，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一职。1927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选举彭述之任书记，李渤海（黎天才）任宣传部长。1928年2月，中共顺直省委发生纠纷，中央派巡视员蔡和森解决未果。此后，中央在天津召开改组会议，批判彭述之的右倾错误，陷于纠纷的李也受到“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后来李经天（黎天才）在“飞行集会”中散发传单，被东北宪兵司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捕获。陈见他是年轻人又是大学生，动了爱才之心，设法减刑，并把他的名字改成黎天才。
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遇之恩，遂于1928年叛变革命，成了陈手下的秘书长（北京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他的叛变几乎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毁灭性影响，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10余人牺牲。据当年中共北京地委宣传部执行秘书盛忠亮回忆，黎天才（盛回忆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讹音）是“山东一个大地主的儿子”，被捕后，“在处决的威胁下，泄露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详情，并交待了党的干部名单。由于李的出卖，有六十多名党员被捕和处决。而李却活了下来，化名黎天才，最后投效张学良，当上了张学良的主要副官”。
东北“易帜”后，因黎天才有从事党务的经验，李大钊牺牲后更主持过国共合作的工作，张学良便邀其赴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黎遂赴东北，为张学良服务，张也倚之为心腹。“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占领华北，黎为之拟定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九一八”后黎又帮张学良建立了东北情报网，进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视，戴笠甚至有意将黎天才招致门下为其所用。在此期间，张学良也曾利用黎天才对付中共地下党组织，起了恶劣作用。但据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等文章，黎又是当时“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员”和“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领导人”，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发挥作用，将许多被捕的“非委”成员先后以不同形式释放。特别是在张学良1933年下野之前，黎受命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开释，这其中也有许多是“非委”成员。不过上述情由还须经过考证后方可定谳。
另外，又据说“九一八”事变后，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吴成方的动员，愿意为中国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他提供了狱中中共被捕者的情况，并按照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撰写了畅销书《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从此，黎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开始参与东北军机密，逐渐推动张的思想转变，做了许多外人罕知的工作。
北洋军阀中，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待中共的态度与蒋介石不太一样。他们缺乏与中共斗争的经验，也没有蒋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张氏父子甚至一向以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产党案件，简单审问一下，不承认、无证据，就放了”。至于张作霖后来杀害李大钊等人，“是因为发觉共产党策动郭松龄起义，又经过各帝国主义使团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张学良呢，“则认为共产党人士有才干，可以争取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所以后来他为蒋介石所逼迫而杀了潘东周、董道泉（东北军团长，并非共产党员，只是与红军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解除胡宗南围攻红二方面军时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对二人遗属又加以抚恤。黎天才在东北时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对黎天才，张学良除了曾以之对付共产党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将他揽为亲信，则是国内形势、张学良本人思想发生变化的结果。
已故历史学家张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一书中，对张学良开始接近身边的“前共产党人”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张苦于“剿共”无出路，抗日又遥遥无期，“为了抗日救国，他不仅寄希望于国民党，还支持过国家主义派，但都失望。他在欧游期间，发现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共产党。在武昌行营期间他发现红军虽人数不多却消灭不了，而东北军损失虽不大，但吃亏的时候多。因此，他决心研究共产主义，想了解共产党。1934年下半年，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并要手下两个人给他讲课和帮助，一个是黎天才，另一个是潘文郁（即潘东周——编者注）。”此外，“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还让黎天才找来参加过工运的吴雨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黎、吴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时铁路总工会的成员，吴在“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后叛变革命）给以秘书待遇，专讲工运问题。”这一番“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对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黎天才是张学良的机要组组长，由于黎的影响，张“对在战场上获得的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文件、理论书刊等也留心阅读，这使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新的认识”。
黎天才、潘东周、吴雨铭由此成为张学良身边的“智囊”，潘东周甚至牺牲了性命。
蒋介石为何密令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又称潘东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
潘在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时被捕，经受不住拷打，于1928年（一说1931年）叛变（一说脱党）。被中共开除出党后，黎天才介绍他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组秘书。张学良在武汉负责“剿共”时，潘与中共党组织建立联系，奉命利用黎天才在东北军中开展秘密活动，“将功赎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奥秘，顺水推舟，将潘安排在东北军内，命其从事《资本论》翻译等工作，后又将他安排到武汉行营张学良身边担任伴读，其间潘曾将“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秘密交给党组织，此事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一说系中共北方局特科杨青林叛变供出），南昌行营的蒋介石以火急手谕令张学良处理。张为免与蒋发生矛盾，将潘拘禁并根据蒋的密令将其杀害。
蒋介石之所以一定要杀潘东周，是因为后来江西“剿共”时获得了红军的文件，发现有张学良“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表等抄写本（照例只发给团长以上带兵主官，机要组备存一份，由潘保管），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蒋于是大怒，限令张学良将他迅速处决，并将黎天才等押解南京待审。
潘东周英勇就义，黎天才却没有被押送到南京。张学良痛心于潘之死，不忍再失一亲信，他后来曾对刘鼎（也是共产党员）说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此后黎随张学良赴南京并面见蒋介石，张表示如将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得辞职。蒋不便触怒张，黎天才躲过一劫。当然这中间也有蒋与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蒋对张的用人不放心，特别是知道张手下有一批前中共人员，更是不安，对张的干部任用经常干涉，张已甚为不满。张思想上已发生微妙变化，在“联共”思想产生之后，他是绝不会改变既定的用人方针的。
关于潘东周，由于他经历特殊，一向不被研究者注意，其实他还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新思潮”派的重要成员，并有重要文章如《中国经济的性质》等发表。从其文章可以看出，他是当时一位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潘东周这样的学者型人物，张学良当然非常器重。
潘东周的死，有人说是因为寻找党组织而暴露，有人则认为他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即“九一八”后，北方局特科重新吸收其入党，并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执行推动张抗日的使命）。潘死后，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吴成方也被捕。至此，中共与张学良的这条联络线中断。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潘东周牺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他是死有所值了。
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
对于黎天才成为张学良亲信后的活动，分歧很大，尤其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说法不一甚至相当矛盾。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黎天才”——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当事人回忆时已有倾向性判断所致。以下笔者仅根据历史事实对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描述。
东北沦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动，并为国民党北平军委分会搜集日军情报。张学良旅欧返国后，黎将张外出期间东北军内部情况、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情况等向张汇报，张视之为亲信，委以机要组上校组长之职，主持情报工作（并直接负责搜集时事和中共情报）。黎遂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留苏同学、前中共人士等，而整个东北军中，这类“前共产党人”有20余人。（罗章龙回忆）后来张学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剿总”，也是听从了黎的建议：西北是中华远祖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接近中共和苏联，可与之建立联系，作为抗日的后方基地。
当时张学良还授予黎天才“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副处长的要职。此外，张为了调和与杨虎城的关系，派黎天才和张潜华负责与西北军联络，以沟通友好。但也有人说，此时的黎已成为戴笠手上的工具，当张与中共发生联系、进出洛川和延安时，黎向南京有报告，并认为张的行动“决不是什么视察军事，而是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策动”，后来他还以为：“在抗日策略问题上，中共主张反蒋抗日，而张却主张拥蒋抗日。故张拥蒋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还派人在苗剑秋等处寻找线索，“其目的并不是对张负责，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报而已”。（原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又据张潜华回忆：黎对张学良有影响作用，他“善于利用情报巧妙地操纵张的思想感情，影响张的政治动向”，不过，“因黎是一个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债，故对张的联共，非常恐慌，当然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了”。同时，中共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人员如刘鼎（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员）等也向中央报告了黎等人的活动情况，据此中央做出“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称东北军的政训处是“蒋介石的爪牙”，要“集中火力——使政训处完全陷入孤立”，且“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与之矛盾的材料，则有原杨虎城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对张、杨开展工作，即由周恩来专门负责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专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周副主席还以黎天才密做张学良的工作，南汉宸做杨虎城的工作”。（《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这一说法应该是无误的。此前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可能是张在谈话中言及部队中有一些“前中共”人员，周高度警惕，随即向陕北的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发电说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1936年4月11日）。这即指黎天才、吴雨铭等，此后周恩来是否又对之进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务，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后来人们对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许多回忆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个原因。
黎天才后因张学良身边“少壮派”的排斥，愤而返回老家。张学良函电交驰，催促其返回，黎遂复归。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在张学良身边从旁参谋，除有所建议外，还与高崇民秘密保持联络、派遣李金洲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系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约见黎天才、高崇民、卢广绩等，宣布是夜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指示黎负责起草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通电。“当周恩来知道八项主张的通电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产党人李渤海时，对黎嘉勉有加，称赞八项主张通电，特别是其中‘切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写得好，说如果没有它，将来在历史上会把事变的意义弄混沌了，会被人弄得文不对题了。”（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但黎为避与陕北来人发生冲突，随即辞去“设计委员会宣传组”召集人职务。
西安事变结束后，黎天才去看望张学良，随即被戴笠扣押于南京，审查他在事变中应负之责任。据说黎曾对张学良贸然送蒋回南京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糊里糊涂地送他回去岂不太东方文化了？”（意谓张受京戏中侠士讲义气的精神影响，这与当时周恩来的感受相同。）认为“总得有始有终地把这次事变搞出一个段落，要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黎天才自传》）
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斗胆发动西安事变，黎天才实为“祸首”之一。蒋在事变前的11日记载：“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既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张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关于二人的谈话，张魁堂先生在书中有详细描述：“蒋介石见黎先握手，并让黎和他并肩而坐，温和地说：‘我一直把你看作同志，是我的学生。昨天我重加申斥了曾扩情，革命者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能被敌人软化，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单说：‘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该怎么办？’黎接过名单，一看上面有高崇民、应德田、孙铭九、栗又文等十人左右，想了一想对蒋说：‘这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据我所知，都不是共产党，可不可以把他们送出去读几年书？’蒋没等黎说完，就打断黎的话，大声斥责说：‘这完全是老官僚的办法，又是奖励坏分子的办法。按照你的办法，谁想出国读书，先与共产党勾结发行刊物，以抗日为名骂我，就可以如愿以偿。想不到你竟糊涂到这种地步……接着又坐到沙发上问黎：‘你们和十七路军不是误会很深吗？现在怎样了？’黎说：‘都在委员长领导下服务，有什么误会可言？’蒋说：‘在我领导下？哪个听我的领导？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国家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是对国家严重犯罪。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说：‘委员长在南昌常讲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时至今日，情势不同了，应该九分政治才行，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有整体的应战计划，飞机场停了那样多飞机，都应该开到绥远前方去。’这些话逆了龙鳞，蒋立即咆哮起来，说：‘你的说法同前天张汉卿同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还说：‘今天的话都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副司令。’”
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黎立刻起草文件。
由此，一切指认黎为张学良身边秘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说法不攻自破。
黎天才之所以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证明，即事变前（12月9日）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的密嘱，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此信，标题为：《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人认为蒋的密嘱是一件尚未发出的信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注明：“这是蒋介石尚未发出的一封信。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亲笔给邵力子写了这封信，当他仓皇逃到南山时，原信仍留在卧室桌上。”陈元方、史础编著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称：“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说：“此项部署（指密嘱），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致邵力子函中。”
然而，事实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在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部拘禁。邵力子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的惯伎。此前的12月4日，蒋由洛阳返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兵谏”。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捉蒋计划时，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60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直接导火线。
西安事变后，黎天才被软禁。抗战爆发后，黎摆脱软禁，化名“王文德”潜居上海，至“光复”后出来谋职，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上海解放时他发挥了一定作用，“工作关系”也由上海公安局转到了华东联络局。此后他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至“潘案”发生，遂被捕。
黎天才死后20年才被平反，同时被宣布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曾同他一起在张学良身边开展工作的吴雨铭，于1959年瘐死狱中。
又据陈铁健先生《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一文，西安事变前后曾影响张学良思想、行动的，除黎天才、潘东周等人，还有“前共产党人”罗章龙、李希逸、曹策等。“这一批老共产党人，或因被捕转向，或被中共开除，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