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良端
大革命失败后的1930年10月, 受中共指派在长沙板仓一带坚持斗争的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 她受尽酷刑, 却坚贞不屈。同年11月, 杨开慧在长沙壮烈牺牲。杨开慧牺牲后,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辗转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的日子, 毛氏三兄弟可谓命运多舛。后来, 毛岸龙不慎走失。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被中共地下党员、牧师董健吾收养, 兄弟俩这才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为更好地培养和保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烈士杨开慧的后代, 董健吾和张学良共同筹划, 计划将兄弟俩送到苏联去留学。后来, 在张学良的资助下, 毛氏兄弟前往苏联学习。1937年初, 毛岸英、毛岸青开始了在莫斯科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学习和生活。
毛岸英兄弟赴苏联留学的过程颇为曲折, 经过多人的努力才达成,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牧师董健吾。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 毕业后, 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以牧师的身份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1月, 受宋庆龄的委托, 董健吾怀揣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前往陕北。大雪封山道路阻塞, 董健吾请求张学良帮助。张学良全力以赴, 还亲自驾车送董健吾到机场, 并指派美国飞行员驾驶自己的座机将他送到延安。此事后, 董、张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刚到苏联的毛岸英 (左) 、毛岸青兄弟
1936年上半年, 董健吾再次受宋庆龄之托, 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完成护送任务后的董健吾回到西安, 拜会张学良, 畅叙友情。董健吾欲返回上海, 张学良却挽留他在西安盘桓数日。一次, 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见张学良面有难色, 问其原因。原来, 张学良十分喜爱的一对明代花瓶被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一个, 很心疼。了解此事后, 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作了汇报, 建议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征得刘鼎同意, 董健吾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送给张学良。张学良夫妇爱不释手, 非付重金不可, 董健吾坚持不受。
在西安停留几日的董健吾要回上海了, 张学良特设家宴相送。席间, 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副座能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后又问:“有没有私人的要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善意, 说:“我有三个学生, 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 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 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 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 郑重地承诺:“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的一天早上, 接到李杜的电话, 称张学良已到沪, 约明日上午在某咖啡馆面见, 履行在西安许下护送3个孩子赴苏联学习的诺言, 洽谈相关事宜。喜出望外的董健吾按约定作好面见张学良的准备。
在南京参加完军事会议的张学良, 来到上海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 时住上海宝鸡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 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兄弟姐妹。他多次派人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 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李杜, 一是设法帮助李杜尽快赴苏联收拾旧部, 二是请李杜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与张学良商谈赴苏事宜后, 欣然接受了带孩子入苏的托付。
张学良
接到李杜电话的董健吾认为送护毛泽东的儿子出国是件大事, 不能擅自决定, 他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上海党组织研究后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同意, 派刘仲华同董健吾一起前往面见张学良, 商讨护送孩子事宜。
按照事前约定, 这天一早, 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咖啡馆。服务员引他俩进入幽静的单间, 送上两杯咖啡。不一会儿, 张学良和李杜轻步进来。张学良向董健吾和刘仲华介绍说:“这位是李杜将军, 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张学良和李杜介绍了刘仲华, 4人坐定。张学良望着董健吾说:“董先生, 非常抱歉, 我这次秘密来上海, 不便约你光临寒舍。”说着, 他将目光转向李杜:“最近, 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说去考察, 实际是去把撤退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 带领回国。”张学良将目光转向董健吾, 继续说:“借此机会, 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董先生和刘先生, 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李杜坦诚地说:“张先生托付之事, 我一定尽责尽力!你们二位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 要尽量为我想到、提出, 我们亦先作些预测和应付策划。”
董健吾
对张学良的安排, 董健吾和刘仲华都感到满意。他们还为三个孩子出国旅途中的风险及处置预案进行了研究, 张学良最后诚恳地说:“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 由我负责。”随即他将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 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 迅速为孩子们做好出国的准备。护送孩子出国的事谈妥后, 张学良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四个人马上撤离咖啡馆。为保证董健吾的安全, 张学良用自己的汽车把董健吾和刘仲华送到法国公园门口, 目送他俩平安无事地进入公园, 方驾车缓缓离去。
董健吾回到家中, 迅速为3个孩子每人添置了1只小皮箱, 买了许多生活必需品, 以及四季更换的衣服等。不久, 董健吾租来汽车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送到了李杜家里。李杜在自住的丹麦式小洋楼里为3个孩子准备了1间卧室, 安排副官教孩子们如何吃西餐, 教给他们途经和目的地国家的礼节……
与此同时, 上海党组织为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安全, 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 加强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和李杜间的联系, 承担管理孩子生活起居等方面琐事, 以利不过多干扰李杜。
周恩来邓颖超在苏联时与毛岸英毛岸青留影
1936年7月初, 化名“王元华”的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妥出国手续, 带着3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他们一行9人:李杜和副官、秘书、翻译, 张学良的师长赵毅, 杨承芳和3个孩子。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 8月初抵法国马赛。旅途虽艰辛, 但孩子们很高兴。他们抵达马赛即换乘火车去巴黎, 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竟然遭到拒绝。李杜派秘书多方了解才知道: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 日本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当时国际形势紧张, 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 所以拒绝为李杜等签证。签不了证, 李杜等人只好滞留巴黎。后来, 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的编辑部, 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经到巴黎几个月了, 请苏联政府早日发出签证。不久, 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来通知, 同意毛岸英和毛岸青入境, 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苏。这时, 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 李杜等无心逗留国外, 也没有必要去苏联境内收罗旧部。李杜、杨承芳等人将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驻法领事馆, 与前来迎接毛氏兄弟的康生办理交涉后即返回上海, 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1937年初, 康生护送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莫斯科。当年14岁的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 12岁的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 兄弟俩被送入国际儿童院。从此开始了苏联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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