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鲁迅嘤嘤啜泣;朱安一封建议纳妾的信，令鲁迅反感异常;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鲁迅虽贵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婚姻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蒙上了一层淡淡而忧伤的色彩。
1899年3月,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接到了家书，他被告知，家里已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名叫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之家。鲁迅虽有不愿,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被迫应允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新世纪之初的嬗变总令人始料不及，原本盼望着为两位新人置办婚礼的周、朱两家希望落空了。鲁迅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回到绍兴故里,稍作休息后,便飘洋过海去了日本。
这期间，他除了两次短暂的探亲外，直在日本逗留到了 1909 年。此间,朱安一家忧心忡忡,外界传言,鲁迅早在日本娶妻生子,不会再回老家了。
朱家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朱安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目不识丁，没念过一天书,同时,裹有一双不时尚的且为鲁迅所厌恶的小脚。
对此，鲁迅从日本来信，总是反复叮嘱:朱安一定要上学识字,同时要放足。这着实吓了朱家一跳,女孩上学,闻所未闻。至于放足,朱安已是20多岁,自幼缠好的小脚即使放开,因骨折成笋形,已无任何实际意义。
绍兴有句老话“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便开始频频向周家施压，鲁迅的母亲本来就喜欢任劳任怨、对人体贴大度、有点逆来顺受的准儿媳,加之如果再拖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她断然做出主张,一面通知朱家将婚期订在1906年7月26日,一面令人拍发电报给儿子，谎称自己病危。
心急如焚的鲁迅归来了。
鲁迅提着一只皮箱,足登一双马靴,穿着一套整洁的学生装，神情忧郁中却掩饰不住风华正茂。当他踏着熟悉 事忙里忙外。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很快，鲁迅轻松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将无奈地接受一个事实,与28岁的朱安马上成亲。看着家人忙进忙出，看着乡亲们争相与母亲说些吉利的好话,鲁迅似乎完全置身于事外，有人和他谈及婚事，他苦着脸冷冷地说:“这是母亲要娶媳妇。”
结婚那天，鲁迅木然地听从大家的安排，居然戴上了他深恶痛绝的假辫子,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喜色。
朱安乘坐的花轿抬进门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轿夫轻轻放下轿子，有两位妇女忙上前，小心翼翼搀扶下新娘，准备送至洞房。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朱安的鞋居然从轿中跌落了下来。朱家知道鲁迅有让女儿放足的意思,为权宜计,临上轿时,特地做了一双大鞋,可朱安因脚太小穿不上,只得填充进棉花,使外人看上去有一双大足。岂料,情急之下,弄巧成拙。
鲁瑞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邹眉,心中顿觉不快。依照乡俗,新娘掉鞋可不是好兆头，一群妇女也悄悄议论了起来说不定将来两人只能凑合着过，生活不会幸福。
拜完天地和祖宗，鲁迅由本家兄弟月冠五和周明山扶着进了洞房。
其他人走了，朱安羞涩而局促地挪在床边的木椅上，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衣角，不时掀开盖头偷望一眼对她来讲永远是一个传说的新郎。
鲁迅早已气恼地将假辫子扯落下来掷在一边,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墙上的红喜字、两根硕大的红烛,鲁迅如同置身一个苦海汪洋里，心有不甘却无力抗争。这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
他缓缓起身,沉重嗟叹过后,伏在枕上嘤嘤啜泣了起来,朱安惊骇地望着新郎,一时手足无措。次日黎明，鲁迅逃也似的冲出洞房,人们看见,他疲惫而又略显浮肿的脸上，被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青蓝色。那是他头晚哭时,沾了枕头的蓝彩。
朱安呢?她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没了鲁迅,她不会青史留名;同样没了鲁迅,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这出“婚姻悲剧”的另一主角,也许她比鲁迅更有痛哭的理由,只不过她强忍住泪,因为在新婚之夜痛哭是最坏的兆头。
婚后第二个晚上，鲁迅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绍兴，再次去了日本。据说，这期间,他与朱安连话都未能叙上一句。
1909年夏,鲁迅最后一次从日本归来了。这着实令朱安高兴不已,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总该为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省得乡邻流言飞语,说长道短。但归国的鲁迅很快又离开了家，主要是为一家的经济作考虑。二弟周作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需要用度。孀居的老母和已长大成人的幼弟都需要他的照顾。为此,鲁迅归国后在杭州谋得一份教职，赚钱补贴家用。
但他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仍旧停留在名义上,形同死水。杭州距绍兴很近,每次回家，鲁迅只简短逗留一阵，既不与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1911年11月,满清王朝被推翻后,鲁迅在教育部谋得一份公职，次年五月便迁往北京。朱安虽觉伤感，但也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一则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归国了，她平生头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体会到了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方天地。二弟夫妇是自由恋爱成婚的,这一点,让朱安隐隐感受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已经受到了挑战。再则鲁迅去了北京,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而当时流行做法是做官的人让夫人留在老家,侍奉公婆。
两年后，鲁迅除了一纸家书和不菲的汇款外,对朱安的态度丝毫未变。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省亲时不知听从了谁的劝说，居然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丈夫纳妾，来可照顾他的生活，二来也希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给周家承续香火。鲁迅接信后,反感异常,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连信也没回。
1916年冬,鲁瑞老人年满花甲。事母至孝的鲁迅约好周作人夫妇同回故里绍兴.给母亲体体面面办了寿礼。朱安作为长媳,里里外外，忙碌应酬,得心应手。婆婆鲁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儿媳,她愈加心满意足,生活上依赖她，儿媳成了她身边的一根拐杖。
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他除了一种深深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愁绪外，似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朱安的现实地位。
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朱安随之进京。
名义上的夫妻第一次正式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朱安也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和一些表象情况。此时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地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已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家中访客川流不息，令朱安慰藉的是,她虽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旁观角色,但年轻人仍尊称她“师母”。
1924年初，一位仰慕鲁迅之名的青年,自称其名叫“许广平”,直接投书鲁迅，请教并交流对时局、人生、学术等包罗万象的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从对方刚劲奇崛的字体,犀利的文辞推断,此乃一位崇拜自己的“五四青年”。于是,他把对方置于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地位,称之为“广平兄”。两人在书信中神交，却不曾谋面，一年多时间下来,竟然通了一百多封信,这些信件便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著名的“两地书”。
1925年春，早已在信中相识相知并引为知己的许广平突然出现在了鲁迅面前，只见她剪着齐耳的短发，上着一件天蓝色的绸衣，下穿一条黑裙子,胸前抱着一摞书籍,素面朝天。鲁迅惊得目瞪口呆!千秋家国梦。被自己口口声声呼为“广平兄”的竟是位巾帼女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顿时，一种异样的情愫掠过了鲁迅的心头。
许广平出生于广东一个名门望族，在她的家族里，出现了不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如广州国民政府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便是其堂兄。当年,为了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许广平毅然随兄长到天津求学,几乎被逐出了家门。
这位刚烈、自强，充满了叛逆个性的女学生转学北京后，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二人相晤后,彼此觉得倾慕不已，总有说不完的话、探讨不尽的课题。
朱安一如既往,默默侍于一旁,除了唯唯诺诺招呼许广平，添茶续水外，当然插不上嘴。许广平则和众多的访客一样，恭敬地唤过一声“师母”,便兴奋地进入了二人世界,对于朱安与鲁迅的婚姻状况,她是清楚的。
“三一八”惨案,北洋军警公然弹压学潮,枪杀了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许广平和其他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将被依次递解回原籍,交由地方与家族管束惩戒。许广平当然不能回粤。鲁迅将她藏匿在家中，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终于有一天,许广平勇敢地袒露了那久藏在心中的渴望，愿与先生共白头。
鲁迅大为惊疑。
平心而论，他也很喜欢许广平。这时已有风言风语出现,有人指斥鲁迅道貌岸然，背执人伦，搞起了师生恋。鲁迅陷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中。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许广平依然不改初衷，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老师。
1926年7月，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鲁许二人感情的确立等诸多因素的催化，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月薪为800大洋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中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便同许广平悄然南下。
两年后,鲁迅来到了上海,正式进入了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当上了自由撰稿人,同时,与许广平正式同居。虽然双方都没告知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京探母，他告知母亲和一些好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这个消息间接传到了朱安的耳中。尽管她从辗转得知的传闻中早已有了些许的思想准备,一旦情感风暴真的来临,其内心深处的苦涩令她顿时陷入了孤苦无助中。
拖着一双小脚,目光滞郁,带着几分无奈,朱安除了勇敢而大度地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亦无其他。
一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她经历了极度的阵痛后，向她的邻居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独生子周海婴出生了。消息连同照片传到北京，早已悟透并看淡人生的朱安表现出了友善和高兴的态度。
1936年10月19日，朱安的天空塌了。鲁迅猝然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她和老太太悲痛欲绝。不过，已经习惯接受命运打击的朱安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点燃香烛,遥向南方,聊作供祭。
当月,她做出了友好的举动,亲自致信鲁迅三弟--周建人，称许广平为妹，欢迎海婴母子俩回北京居住,共同照顾海婴。
许广平没有去北京，但却承担了鲁迅的道义与责任，按月接济朱安。
鲁瑞老人去世时，留下遗言，让周作人把每月15元的供养费转赠给朱安。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后，接济中断了。周作人除了那15元,虽附逆成奸,作了新贵,却不曾资助寡嫂分毫。体弱多病而已步人人生暮年的朱安,变得困顿不堪。老母亲去世一年后，她欠了数千元的债。周作人出了个主意，让她卖掉鲁迅藏书，以换取一点钱。消息传出，各方反响强烈。两名鲁迅的学生迅即赶往北京,加以制止。
当他们不明就理地走进鲁迅在北京的家时，朱安的午餐是几块咸萝卜就着一碗粥。两位学生责难她不该卖鲁迅的藏书，朱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说出了一句情绪激昂的话: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来者汗颜。
随后,经过协商,他们答应每月从上海汇上一笔数额不大的费用。加之朱安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终算可以勉强度日。
1946年,许广平回到北京收拾鲁迅的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相处了一个月，朱安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但由于她一向不大会表露自己的感情，仅在许广平回上海后,才写信谈了内心的喜悦感受。她还直接写信给海婴，索要照片,关心他的学习和身体状况。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念念不忘许广平母子俩。她心理上对于周家有了后代是欣慰的，她把周海婴看做是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并嘱咐许广平,她死后,希望周海婴烧香火来祭奠她。随即，她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1946年6月29日，因心力衰竭，朱安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困苦孤寂的一生。许广平托人为她操持了葬礼，将她葬在了鲁迅母亲的墓旁，坟上未作任何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