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进忠
上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先后丢掉东三省和热河，华北也岌岌可危。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诱导下，开始思考联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救国之路。东北军与共产党签署了互不进攻协定，张学良恳请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面，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赴东北军驻地延安川口村，与亲自驾机飞赴延安的张学良在桥儿沟天主教堂进行了彻夜长谈。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对当前的形势和国家的处境畅所欲言，谈得十分投机。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周恩来转变了张学良希望利用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主张，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0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当时最详尽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圆，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周恩来事后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他感到张学良是诚心诚意地交朋友。张学良事后也说：“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还说，“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学良所提的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中共将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通报扣蒋一事，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并用他的专机到延安接周恩来。
17日黄昏，张学良、周恩来开始了彻夜长谈。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事变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对西安事变高瞻远瞩，条分缕析，明确了它的性质、前途以及我党对待事变的方针政策，使张学良如拨云雾见青天，衷心佩服。
12月24日，在张学良陪同下，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张学良曾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询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表示，放蒋是为了和平解决事变，亲送则不必，并说：“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他还提醒张学良，蒋介石历来只允许文人反对他，绝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张学良担心蒋介石久留西安，出了闪失，于国家、民族不利，加之在放蒋问题上一时又难以说服群情激愤的部下，于是毫不顾及个人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独自决定25日下午亲自送蒋回南京。
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亲自送蒋，他即赶往机场，只见长空寂寂，机去人杳。连声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事后，周恩来痛惜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
周恩来看到张学良为了抗日，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甘冒风险扣留蒋介石，把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财产乃至生命都置之度外，感到他没有个人野心，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张学良也确认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20多年后张学良写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他肯定周恩来是他的主心骨，“共产党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对周恩来友好的帮助将刻骨铭心”。周恩来对张学良为国家而牺牲一切的举动十分赞叹，谈起此事时说：“汉卿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是个遗憾，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
第一封密信——张学良致周恩来，感谢帮助东北军挽救危局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致信周恩来，大意为：柱国兄来谈，番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1937年初，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压向西安，强硬坚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撤兵移防，以便中央军进驻陕西境内陇海铁路沿线，否则即向西安方面开战。
然而，在张学良陪蒋去京之后，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匆忙放走了事变爆发时与蒋介石同时被扣的陈诚、钱大钧等十几位南京政府的军政大员，放走了数十架战斗机和500名空军地勤人员，使西安方面失去了确保张学良返回西安的人质和物质。张学良陪蒋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对自己统帅的深切爱戴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强烈愤慨。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军官兵和社会群众，东北军少壮派主张向南京开战。
为了防止内战重新爆发，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大目标，张学良一再写信或拍电，要东北军撤兵移防。周恩来也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赞成先撤兵移防，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可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高级将领主和，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则主战。少壮派坚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西安方面就决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军进攻，即与之决一死战。但内战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
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的谈判达成了东北军撤往甘肃等口头协议。此协议使少壮派更加不满。27日夜，50余名少壮派官兵到金家巷中共代表团住处，威逼周恩来，要求红军与他们一道作战，否则就与红军“破裂”。原来就拿不定主意的杨虎城也赞同不释张即不撤兵的主张，主战空气几乎弥漫了整个西安。28日，周恩来耐心劝说，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少壮派仍然群情激昂。有人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甚至拟好了暗杀名单，内有主和将领和中共党员。
１月29日，张学良又一次写亲笔信，“飞送”西安。强调“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务必依照潼关口头协议撤兵移防。可是当晚，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通过了不释张即不撤兵的决议。
1月31日上午，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自兰州飞抵西安。张学良去京前曾以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指挥。于学忠是主和的。当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会议，于学忠的主和发言得到一致赞同。周恩来最后发言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红军原来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保留原来的主张，与你们一道作战。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此次会议决定，派代表去潼关尽快签订撤兵协议。
不幸的是，头脑发昏的东北军少壮派头头，竟然不顾大局，于２月２日枪杀了王以哲。接着有几个青年军官突然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要“兵谏”。周恩来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待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将士，我的头颅就是在蒋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的仇恨比你们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与张副司令结下了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丝毫不亚于你们。然而，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于个人、团体甚至阶级的感情，我们应当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听了周恩来这番肺腑之言，青年军官们惭愧得泪流满面，并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西安顿时陷于紧张混乱状态。周恩来不顾危险，立即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周恩来亲自动手帮助摆设，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倍受感动。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其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强烈愤慨，纷纷表示要为其军长报仇。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周恩来严厉谴责杀人者，同时说服东北军平息了怒气，维护了东北军的团结。
此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下层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红军。周恩来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时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结果，红军没有接受两友军的一兵一枪一弹……这一切，张学良听说之后，甚为感动，就写了这封密信，对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敬意，对红军的“种种举措”表示钦佩。
第二封密信——张学良致周恩来，对国共和谈寄予厚望
1946年4月19日，张学良致信周恩来，大意如下：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抗战胜利前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轮和平谈判。1946年１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谈判所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国共两党代表张群、周恩来又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处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在致词中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
在国共谈判时，周恩来尝试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1946年1月１４日，在讨论人民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四项诺言表示拥护，并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还说，张学良、杨虎城在９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通过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路督办，他与蒋介石、周恩来均有过交往和感情。1946年4月，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桐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莫德惠于18日到达张之幽居地天门洞草湖之滨，在这里留居５宿，23日离开。张、莫二人在湖边垂钓时，特意摄影留念。在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的第２天，即19日，张公开写了两封信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这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庆后把这封密信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
张学良后来曾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驱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乐之事。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然而，张学良似乎也颇为担心。他说“友人惨死”，虽然包括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但他说“数难”，显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的“一二·一”惨案、“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等等，都表明坚持一党专政的反民主势力，正竭力破坏政协及其决议。而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抢占东北，也使内战危机更加严重。张学良感到痛苦，为之“心吊”的，恐怕还包括即将失去中国和平统一的局面。周恩来在追悼“四八”烈士时说：“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可见，在关心国家命运方面，张、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第三封密信——周恩来致张学良，努力营救张学良
1961年春，周恩来亲笔密信致张学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特别忌恨，杨虎城一家４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主政台湾时期，祖国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有时会刺痛蒋氏专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从而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难堪。因此，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属，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怀念和关怀却从来没有中止过。他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状况。他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不好说话了。”
1958年12月，定居美国的宋子文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找人向宋传话，要求这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的“担保人”，设法释放张学良或改善张的境况。郭增凯在西安事变时，作为宋子文的随员，陪宋自南京飞抵西安，协助宋做调解工作。周恩来即设法托郭增凯向宋子文传话，“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位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怎样了？宋子文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周先生谅解！”周恩来听了之后说，宋子文的话虽用的是外交辞令，但讲的倒也是实情。
张学良虽嘱告周恩来“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来担心危及张学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谨慎。1961年春，经过再三考虑和分析，决定通过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女士向张学良和赵一获传递密信。朱光沐原来是张学良的贴身亲信，后来做了宋子文的秘书。朱湄筠是一直深受周恩来敬重的朱启钤老先生的第５位女公子，即通常所说的“朱五”小姐。朱湄筠绕道香港来到台湾，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作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虽然周总理精心筹划，但当时政情险恶，此信不知所终。然而，总理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1961年５月末，朱五传回话来，说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密信，连同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写给其大哥张学良的信，都已成功地传到了，并说在台北的张学良当时住在董显光先生（曾任蒋介石外交使节）家里，享受着有限度的自由。
1974年初，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病重（蒋于1975年４月５日去世），准备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当他们把这种设想报告给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当即赞扬他们这种主持正义的精神，但却说服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周恩来说：“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蒋介石用西太后对付光绪皇帝的办法，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1975年９月，周恩来听说张学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险。周恩来十分焦虑，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托、托”。这是周恩来生前无数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12月20日晨，已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召见罗青长谈对台工作，罗当时是国务院对台工作小组（当时尚未公开）的负责人，周竭尽全力嘱咐道：“千万记住，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
周恩来总是怀念着张学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每次谈到张学良，他都很动情，曾多次泪流不止，期待“后会可期”，但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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