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拂晓，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震惊世界。这一事件也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转折点。西安事变的起因、经过及结局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
但鲜为人知的是，尽管捉住了老蒋，西安方面不论在军事还是舆论上，都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这也是事变后，张学良不得不亲自护送老蒋回南京向国人谢罪的重要原因，更直接导致了他被软禁54年之久。
按说张学良手握20万重兵、杨虎城的西北军有7万余人，西安地形易守难攻，张杨完全可以占据主动地位，争取对抗日、对自身更为有利的条件，不至于落得那样悲惨的结局。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张杨两人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局面呢？张学良晚年回顾西安事变时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心腹爱将在关键时刻背叛。这也是西安事变中最大的一个失误。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明白下一步不可能避免地要与中央军发生冲突，所以他在军事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主动出击。
西安北面是红军，双方已经建立统一战线。西北方向有胡宗南的一个军，在宁夏的惠安堡一带，距离较远而且已遭到红军重创，不足为惧。张学良命令51军军长于学忠将国民党兰州守军缴械，任务非常顺利。
此时就剩下东面。自古以来部队进出西安都要经过潼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雄关之一。汉、晋、隋、唐等王朝之所以能坐拥关中而成霸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潼关这样的雄关险隘作为屏障。
潼关北扼黄河，南靠华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时的中国交通基础还很落后，大兵团调动必须依靠铁路，而进西安的唯一一条铁路陇海线就必须要经过潼关。所以守住潼关，也就挡住了中央军。
西安事变发生前，东北军在潼关附近并没有太多部队，由于保密又无法提前调兵部署。离通潼关最近的是西北军冯钦哉部，所以抢占潼关的任务就交给了他。
保险起见，张学良还在潼关以东的陇海线上设置了两道屏障。一是命令驻保定的万福麟53军南下，抢占郑州，阻断陇海线。二是命令驻洛阳的炮6旅旅长黄永安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
同时洛阳还有中央军部队，并有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又是中央军重要的航空基地。张学良要黄永安监视洛阳机场，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将洛阳军、航两校官兵缴械。
应该说黄永安的任务极为重要，解决了航空基地，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对西安的威胁，同时他进可攻退可守。当时东北军还有一个临时编成的教导大队在洛阳军分校受训，张学良对黄永安非常信任，才会把任务交给他。
黄永安是吉林双城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一毕业就在张学良手下工作，跟随他参加过两次直奉战争，很受赏识，还被送去北京陆军大学深造。
毕业后参加了张学良直接指挥的涿州之战，被任命为炮兵指挥部参谋长，自此平步青云，一路升至炮兵旅旅长。
1935年，张学良被调到陕北去打红军时，考虑到东北军的退路，他有意把黄永安部署在洛阳，插在东北军和中央军联合混驻的咽喉位置。也是这一年，国军统一叙衔，黄永安被授上校军衔。
张学良有个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即便黄永安经常跟中央军的将领混在一起，他也从未有丝毫怀疑。而黄永安平时也对张学良恭敬有加，看不出有任何问题。
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洛阳给老蒋祝寿，还特别召见了黄永安，并破格将其提升为少将。这应该是张学良的提前部署，是希望关键时刻，黄永安能念及栽培之情，坚定地站在他这边。
万福麟
心腹爱将泄密然而让张学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自己如此信任的人，在关键时刻却心怀异志。
几乎在西安城内开始行动的同时，黄永安收到张学良的密电。他虽然不知道西安的具体情况，但之前见张学良时得知张因为在老蒋面前痛陈抗日主张而遭到训斥，情绪低落。而且张学良有很深的国恨家仇。不难判断，在西安的老蒋已经陷入险境。
其实黄永安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早已经约了洛阳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等驻洛阳的中央军头头脑脑在当天晚上吃席，届时可以一网打尽。
但黄永安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处境。如果中央军增援部队赶来，他一个炮兵旅怎么挡得住？肯定要成炮灰。但是不执行张学良的命令，岂不是辜负了这么多年少帅的精心栽培，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东北军混下去。况且万一张学良成了事，自己抗命岂不是脑袋不保？
黄永安心烦意乱，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他的心思被妻子看穿。黄永安的妻子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国民党员，一向反对黄永安左倾，并且她与祝绍周的太太关系很好。
妻子听他说完详情后大骂：“张学良这是犯上作乱，他要与中央军对抗就是以卵击石，你听他的命令就要完蛋，还是赶快去报告祝主任吧。”
在妻子狂吹了一阵耳边风后，飘摇不定的黄永安最终决定效忠中央，他拿着密电找到了祝绍周。祝绍周看完密电也大吃一惊，立即用电话与驻西安的国民党高官联系，却怎么也接不通。再联系杨虎城也是无人接听。
祝绍周判断西安方面肯定出事了，立即向南京报告。西安事变后张杨曾发了一份全国通电，而因为黄永安泄密，南京方面得到消息比张杨的通电至少要早12个小时。
在这至为关键的12个小时里，南京方面进行了大量部署，为成功营救老蒋起了关键作用。
祝绍周也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不等南京方面做出决定，他自己先派樊崧甫的46军乘坐火车立即进潼关，同时派洛阳空军指挥官毛邦初亲自驾飞机到西安上空侦察。
13日凌晨2时左右，从河南灵宝出发的樊崧甫部先头部队已经抢占潼关，并将在潼关的部分东北军（未接到密令）缴械。
随后，毛邦初又派一名飞行员在老蒋驻地华清池降落，如果无事飞行员便可以回来报告消息。结果这架飞机去了没有回来，进一步印证西安出事的消息。
接着毛邦初又派了96架飞机到西安上空盘旋，其目的在于震慑张学良，告诉他情报已经泄密，不要乱来。
空军
西安东面门户洞开其实此时，张学良也还有翻盘机会。樊崧甫部两万多人抢占潼关后为虚张声势，主动向华县进攻。他一边是华山山脉，一边是渭河，如果在大荔的西北军冯钦哉部南下堵住退路，樊崧甫就要被包饺子。
我们前文说过，占领潼关的任务由杨虎城的部下冯钦哉负责。但冯钦哉收到命令后并不打算动，他心里在想，你们策划行动的时候对我保密，把我当外人，现在有事了就要我上？
他复电杨虎城说：“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
随后冯钦哉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他们认为扣押老蒋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不予支持。
事实上冯钦哉与杨虎城早有嫌隙，他是半路投靠杨虎城，而非嫡系部队。杨虎城对自己嫡系的孙蔚如比较重视，武器装备都优先补给他，自己不在时也让他代理职务。
久而久之，冯钦哉自然感到不公，曾在老蒋面前哭诉，老蒋正是利用此机会对其大加笼络。冯钦哉个人野心也不小，一直想取代杨虎城的地位。所以在此关键时刻，他站到了南京一边。
樊崧甫是个很会来事的人，立即派人去与冯钦哉联络。他发现冯钦哉不仅治军，而且在潼关有不少生意。他认为爱财的人通常都比较惜命，有机会收买冯钦哉。于是说服南京方面发表冯钦哉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拨给10万特别费。
就这样冯钦哉不但按兵未动，还与樊崧甫联名通电指责张学良。
晚年樊崧甫
东北军老将万福麟也是个人精，在接到密电后权衡利弊，决定拒绝张学良的命令。他虽然没有泄密，但也未调动部队南下。看似保持中立，但却把铁路枢纽让郑州让给了中央军，使中央军能畅通无阻地前往西安。
与万福麟相比，黄永安则更为恶劣。炮6旅下辖炮7团和炮12团，7团是中央军调拨过来的，12团团长叫徐德庸，对张学良很忠诚。另外还有一个独立重炮17团，团长叶筱泉。还有一个临时编成的教导大队在洛阳军分校受训，大队长赵云飞。
因为对黄永安信任，所以张学良的密令只发给了他，让他统一指挥在洛阳附近的部队。黄永安却一直对部下保密，在报告祝绍周后还答应解决驻洛阳东北军。
直到当天下午4时，黄永安才把徐德庸、叶筱泉、赵云飞三人叫到家中，谎称12时才接到密电，并坦然已经把密电交给祝绍周看了。
徐德庸听完非常气愤：“如果调我这个团去打东北军，我决不能答应。”
其他两人见事已至此，没敢再说话。结果赵云飞一回到军分校就被软禁，祝绍周还命令严格看管武器库，任何人不得取武器，军分校的东北军教导队没有武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晚上，黄永安在旅部再次召开营团级会议，通报西安情况。并表示：“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是叛逆行为，我们不能服从他的命令。”
一位营长质问道：“那中央要我们打东北军打不打？”
黄永安低声回答：“中央命令就打。”
徐德庸说：“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起来的，打西安对不起张副司令啊！”说完竟然悲痛地哭了起来。而另一名团长叶筱泉虽然没有表态，也是泪流不止。
大家争执不下，黄永安只能出来打圆场：“兄弟们，我保证大家安然无事！”
第二天，他便将在会议上反对的人全部撤职，并将炮12团缴械，将武器都送给了军分校。另一名团长叶筱泉见状，最后也只能依顺黄永安。
就这样，驻洛阳的东北军被彻底解决，冯钦哉和万福麟都按兵不动，东北军最重要的方向潼关等于没设防。
东北军炮兵部队
尾声南京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就连原本在上海的孔祥熙也很快赶回南京，后来他暂代了老蒋的行政院长职务，为蒋家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
一开始南京方面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何应钦强烈要求以武力威慑西安，不与其谈条件，这样才能维护纲纪以及老蒋的权威。何应钦的底气就是中央军能抢占先机，占据潼关。
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一反常态，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竟然在当天就统一了意见，决定进军西安，并推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随后黄埔系将领也纷纷通电，拥护何应钦。
何应钦命令刘峙担任东路集团军司令，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为西路军总指挥，两路大军共同夹击西安。同时命令毛邦初派大批飞机到西安上空轰炸，动摇军心。
接着，大军如潮水般向潼关涌去，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郑洞国的第二师、李默庵的第十师，李必藩的第二十三十，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陆续赶到潼关，并向东北军发动进攻。
东大门完全敞开，西安成了无险可守的危城，军事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不仅如此，西安在政治上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南京方面提前掌握情报，迅速封锁了西安发出的所有消息，而极力宣传南京方面的消息，掌控了舆论导向。
不明真相的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张、杨，这种普遍的政治误解，让张学良背上了难以洗刷的叛逆罪名，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另外，南京方面还积极联络了地方派实力人物。当时的北方阎锡山统治山西、宋哲元经营河北，韩复榘控制山东，宋和韩都是冯玉祥的旧部，这些人都反过蒋。
由于冯玉祥人在南京，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立即派人通知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要轻举妄动。虽然张学良也第一时间派代表去联络，但这两人都未表态支持。
晚年张学良
而一向支持张学良的阎锡山，更是通电对其指责。就连东北军旧部、新疆的盛世才也通电谴责张学良。整个北方将领，只有傅作义积极表态，愿意从中调解。
张学良气得大骂：“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喊我的倒好。”
由于各方面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张学良不得不邀请中共派代表到西安帮助解决事变。中共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最终使事态得到了控制。
正是由于背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张学良不得不冒险前往南京，接受处置。否则他将背上叛逆的罪名，永远抬不起头来，这不符合张的性情。
另一方面，老蒋被扣押权威大受损害，张学良只能主动示弱，帮助老蒋恢复权威。否则他的领导地位不保，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也将成为一张废纸。
只是又一次出乎张学良的意料，老蒋竟将其软禁54年。当然这一切，也与张学良自己用人失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