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习惯将目光朝向任何一个指向我们的物体，我们脑海里应该将目光投向引起我们注意的故事发生的每一个地方”。
波利比乌斯向读者指认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定义了历史叙述当中历史和空间的相互关系。
波利比乌斯出生于希腊，曾担任阿卡亚联盟骑兵指挥官，亲历希腊被征服的过程，战败后作为人质被带到罗马，在此地生活长达十余年，期间成为西庇阿的老师兼朋友，跟随西庇阿大军见证了迦太基的毁灭。
正是以边缘者的身份进入历史中心，让他觉察到罗马的不同寻常，“我计划思索的主题的不寻常性和重要性，只有将过去那些最著名的帝国——它们吸引了众史家最大的注意力——与罗马人的伟业进行比较，才会最清晰地显现出来。
那些值得拿来与罗马人比较的是下述帝国。
波斯人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曾统治过广袤的领土，拥有过庞大的帝国，但是每当他们跨出亚洲的边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拉克代蒙人经过多年争夺，终于取得支配希腊的霸权，但仅仅平稳地统治了十二年。
马其顿人在欧洲统治的领土从亚德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赢得了对亚洲的统治……但天下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别的邦国手中……然而罗马人让几乎整个天下受他们的统治，而不仅仅是统治天下的某几个部分”。
在历史比较中，波利比乌斯提出了西方通史撰述最早的四帝国序列，即波斯、拉克代蒙、马其顿和罗马。
可惜他重在分析罗马崛起，没有详述前三者的历史变迁及其更迭过程。
波利比乌斯分析罗马几乎征服全部世界并将之连成一体的原因，“赋予我这部纪事以独特性和我们这个时代以卓越性的是：命运(Tyche)将天下几乎所有事务引向同一个方向，强迫它们朝向一个目标：一位史家也应当使用史书为读者呈现命运凭借何种手段让所有事件趋向这一结果”。
希罗多德连缀历史空间的关键性因素是让人类无从捉摸的神谕、梦兆等促成的宿命，波利比乌斯连缀历史空间的关键性因素虽然也是命运，但对罗马精神的颂扬表明他“不愿意贬低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必须扮演的角色”。
因此，尽管不能明确人的行为与命运的关系，但人的行动是推动其历史空间展开的重要因素。
除波利比乌斯外，觉察时空整体性的还有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Siculus，前1世纪)和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Trogus)。
前者认为所有世人——他们与其他血统的人沾亲带故，但被空间和时间隔开——联合为一个共同秩序，因此应当记述“人类所居世界的共同事务”，后者的《腓利史》(HistoriaePhilippicae)“包罗了一切时代、一切君王、一切国家和民族”，18涵盖40个民族及其城市、共同体、君王以及5个地方起源，流传下来的贾斯丁(Justin)缩写本对中世纪早期普世观念影响较大。
上述著作多少涉及大国兴衰，到2世纪，地中海世界霸权更迭并且将罗马视为古代帝国继承人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基督教视角下的“中心转移”
罗马帝国的扩张拓展了史家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理所当然以罗马征服进程展开历史空间，古代帝国更替作为罗马崛起的背景未能进入主体历史叙事，主宰兴亡的仍旧是难以驾驭的“命运”。
然而，帝国晚期基督教的兴起改写了这一充满偶然性的历史展开模式。
旧约《但以理书》记述了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怪梦，犹太智者但以理奉旨解梦，指出梦中巨像：金头，银制胸膛和膀臂，铜制肚腹和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分别代表四个大国：尼布甲尼撒的王国、次于尼布甲尼撒王国的第二国，铜铸的第三国“必掌管天下”，铁和泥为第四国“必打碎压制列国”;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上掉下来砸碎金银铜铁和半铁半泥的巨像，象征着神另立一国，打碎灭绝一切国。
382年拉丁教父哲罗姆抵达罗马，目睹帝国衰相，在注经时，将但以理释梦的金银铜铁四国一一对应真实历史，即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而今罗马帝国已呈衰相，正是异像中半铁半泥的第四国，上帝的意旨令国王和帝国相互接替，令其统治、改变和终结。
最终打碎各国的巨石象征着基督之国即将来临。
基督教神学映照历史事实，就历史空间意识而言，至少引发了以下三方面的后果。
首先，神权介入人间历史更迭，帝国之间争夺的不再是世俗的宏图霸业，而是神意所授的普世君权(regimenuniversale)。
哲罗姆及众拉丁教父在罗马治权(imperium)基础上以神法改造帝国霸权，使之饱含神意，原则上统领众王国、众民族，具有强烈的普世性。
其次，普世帝国相继更迭，数量确定为四个。
在神学解释框架下，地中海世界的帝国历史更迭，变成普世治权遵从上帝意志在帝国之间逐次转移。
尼布甲尼撒梦中巨像的四个部分和但以理梦中四兽(但7:1—28)，数字四不能轻易更改，四大普世帝国的数量由此确定。
再次，以神的确定性取代了命运的不确定性。
从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阿庇安到贾斯丁，古代地中海霸权兴衰隐约可见潜藏其后的推手——命运。
命运之神喜怒无常，叙述霸权兴衰的世界历史亦如漂萍无从系。
哲罗姆依据至高无上的神权明确道：没有帝国可以永葆中心地位，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神意作用下的中心转移过程；四大帝国之后，转移进程终结，迎来基督的千年王国；基督复临所建之国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均质的，历史空间终结，历史的概念消失。
避难北非的基督徒奥罗修斯(PaulusOrosius，约380—420)奉奥古斯丁之命撰写《反异教史七卷》。
奥罗修斯拥有明确的历史空间意识，认识的世界更完整清晰，“在此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描述人们居住的世界，我们的先辈先是将之划分为三块，再按地区和行省划分。
以便那些感兴趣的人在得知因战争或瘟疫造成的灾难时，不仅可以更轻松地了解事件及其日期，还可以了解它发生的位置”。
“亚洲的右边从北极开始与欧洲接壤，左边是非洲，但埃及与叙利亚以通常被称为‘大海’的我们的海洋(地中海)为界。
……西班牙的海洋是欧洲西部边界：更具体地说就是加迪斯群岛可见的海格力斯柱和大海从第勒尼安海峡涌入的地方。
非洲始于埃及边境，亚历山大城所在的地方……非洲的西部边界与欧洲的边界相同：即加迪斯海峡的狭窄处。
不过，它的尽头是阿特拉斯山和所谓的福岛”。
继而按照地区和行省分别予以介绍，极为详备。
如果说哲罗姆等拉丁教父只是将历史经验附会神学，那么奥罗修斯则是用神学解释历史，并通过历史撰述提供了基督教视域下的历史空间：“如果说权柄来自上帝，那么作为所有其他权力源泉的王国，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如果存在多个王国，那么其余所有政权臣服于一个超级王国就是正当的。
一开始是巴比伦王国，接着是马其顿王国，之后是非洲的王国，最后是至今犹在的罗马。
通过同样不可言传的事物秩序，四个不同程度的杰出世界王国产生于四个主要地点：东方的巴比伦王国；南方的迦太基王国；北方的马其顿王国；西方的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