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实街》以一条老街的命运浮沉，勾勒出文化传统的现代危机。通过对老实街人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反思，《老实街》不仅在这条寻常的老街内部，探寻到一种潜在的“异响”，同时，在老实街逐渐“陷落”进程中，老街人不断涌现的复杂幽微的情感，也使得这条浓缩了中国传统伦理和文化基因的老街，浮现出一条隐匿的文化裂隙。小说借助“寓言化”的方式，通过重新回顾这条裂隙的发生、起始，不仅清理出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的复杂状况，同时也以十分自觉的现代反思，在业已“失落”的传统内部，重新整合起关于传统与现代、变化与恒常、知识与伦理的对话方式和可能性。在这种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形态下，《老实街》将渐次式微的老街日常，与文化传统变迁的历史隐喻关联在一起，延伸出清晰且鲜明的“自反小说”的意味。
[关键词]：王方晨；《老实街》；日常叙事；自反小说；自反性
一、“老实”的道德意味：作为一种“结构性现实”的存在
《老实街》以一条老街的风物、人情之变化，见出了一道印刻与人性深处的裂隙，暴露出小说叙事的诸多问题。评论家房伟虽将《老实街》视为王方晨的“中年变法”，然而，就其总体价值而言，《老实街》与王方晨所建构的“塔镇”世界，不无一脉相承之处。它恰恰反映出王方晨艺术创作上的延续性特点。因此，阅读《老实街》，不妨带着阅读王方晨的既有习惯，去理解这条老街。我们尽可以将《老实街》视作是王方晨对文化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一次巡检，也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老实街》既打通了乡村与城市书写的内在关联，同样也构筑起一种现代性的关照视野。故而，当《老实街》的巡弋终以《大宴》收束时，《老实街》这一街巷所标示出的文化地理景观里，便显示出不同以往的艺术气质。
王方晨在小说后记中写道：“在老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①]洞悉人心者，自然深得世道变迁时，人情冷暖的要义。所以，《老实街》便要从老街的最初的那片天地开始，“照彻老街的往昔，今生和来世。”
顺着这条线索，首先看到的是这条老街的往昔：“老实街垒固的巷道似乎凝固了时间的流脉，人们好像生活在时间的内部，传统的记忆构成老实街人的生命内核并以最日常的方式加固记忆的传统。这种恒长的观念在人心里相当重要，它与守护老实街的思想并驾齐驱。它不是消极的反映，而是一种积极的热望。正因此，百年老街中的道德自信应运而生，作为本体精神奠定社会的伦理认同，并构成持续的社会动力。”[②]浑然一体的时间观念，悄然铸就了老实街人恒常的伦理认同。于是，那些关于传统的记忆，便施展出神奇的魔力。在这个以“老实”为名的老街里，以伦理文化的德性“传统”所“灌注”的古老记忆，确保了老实街绵绵瓜瓞、代不乏人的赓续形态。
由此看来，在老实街，“老实”一词不仅涉猎了一种典范的文化秩序内部，不容分说的道德魅力，也潜在地形成了老实街人日常生活的处世哲学。它的背后联结的是老实街人对日常的情感认知和理性态度。这种积淀于传统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存在，构成了老实街人在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等诸多层面的道德意味和文化特点，也构筑起老实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自信：
“在我们老实街，自古礼字当先……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化燕记》）
“裘七郎不光交友不广，连自家亲戚也无往来，冷心冷面，每日携了三五小童泛舟于大明湖。”（《阿基米德的一天》）
就其日常生活的基本形态而言，不论是中直规矩的一面，还是淡然自在、悠然率性的一面，老实街人日常生活的直观形态，显然均源于老实街人关于“德性”的伦理认同。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老实街才足以包容许多驳杂的内容。
这种融入老实街人日常的“德性”观念，流淌着儒家文化中关于“礼”文化秩序的因子，深刻地影响了老实街人日常生活的形态。老实街人在日常生活中善恶分明的是非观，便是这种生活形态的直观表现。这种是非观念既成为老实街人为人处世的内在标准，同时也承担共同体内部成员“自检”的功能。例如老实街内部对说谎话的白无敌、无所事事的光背党的抵制，便是这种文化对其“跃出”常理的内部因子的“自检”。自然，与内部的“自检”相对照，老实街在“对外”的态度和方式上，也潜在地辐射出一种关于日常本身的结构性认知。这种认知传统，对彼此熟知的老实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温和且舒适的人际状态，然而，一旦出现“例外情况”，这种舒适状态又迅速调整为一种“防御”机制。
在小说开篇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中，左门鼻与陈玉伋二人，一个是出了名的老实人，靠经营小卖部为生，手中却有一把绝版的大马士革剃刀，另一个则是知礼懂礼的剃头匠，靠手艺吃饭。一次偶然的机会，外来户陈玉伋，认出了这把剃刀的来路。左门鼻以缘分为由向陈玉伋赠刀，而陈玉伋则拒绝了左门鼻的美意，将剃刀退还给了左门鼻。左门鼻又登门赠刀，如此三送三还，小说便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情况。一方面，老实街人奉行的老实精神，在左门鼻与陈玉伋相互推让的“礼数”中，变得形象生动，另一方面，彼此推崇的礼仪，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负面的作用。可以说，老实街在其后发生的诸多怪异事件，陈、左二人秉持的“礼”有着很大的关系。左门鼻的猫被剃得一丝不挂，猫不堪羞辱，跳水自尽；化为废墟的老实街，拾荒老人从废墟中翻捡起那把粘了猫毛的大马士革剃刀。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出隐藏于这把剃刀背后潜在的冲突和对抗。
身为“济南第一老实”的左门鼻，面对外来户陈玉伋的“多礼”，内心却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言明了这一细节背后所蕴含的问题。表面上，陈、左二人彼此互谦的“见礼”行为，是一种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交流的惯常礼仪，但实际上，陈、左二人的繁复礼节，却加剧了二人内在的心理失衡。反倒使得两人之间彼此“交心”的尝试，变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叙述转折。
详加审视，左门鼻与陈玉伋的矛盾，导源于一种偶发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显然有着莫须有的缘由。当然，“例外状态”并不是一种由熟悉到“陌生”的情势，而是彼此互通的“礼”，在繁复的人际交流中逐渐失去其内在意义，纯粹沦为一种障碍机制的事实。号称“济南第一老实”的左门鼻，因陈玉伋的“多礼”，终在其心理上形成了一种“不适”。因而，原本和气的交流，瞬时化为一股异常的愤怒。
“次日，住东厢房的老王发现石榴树下落了一地石榴叶，树上一根半秃枝子向空中挑着，揪的痕迹宛在。”（《大马士革剃刀》）
对左门鼻这样的“老实人”而言，陈玉伋两次三番地推阻自己的美意，显然无形中是在与老实街人的道德水准一决高低。与之相对，于陈玉伋而言，为人客气似乎也是一种必不可缺的准则。两种原则的对撞，几乎一发不可收拾。在这里，小说意欲揭示的道德主题，亦几乎呼之欲出。王方晨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人类最好的打扮就是道德，同时道德也是人类的生存手段。别说‘济南第一’的大老实不老实，每个人都不老实。只不过老实与不老实之间，有一道门槛，而这道门槛也并不是金刚不坏。”[③]王方晨的这段自我阐释，恰切地确认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这一细节，构成了《大马士革剃刀》这一老实街故事的整体性转折。其后出现的种种怪异事件——左门鼻的老猫“瓜”被剃得一丝不挂、陈玉伋的神秘消失，以及老实街拆迁的废墟里，那把复现的大马士革剃刀等等，都与左门鼻内在的这道“门槛”被打破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老实”作为老实街人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现实”[④]，实际上已经纳入到了老实街这个“熟人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老实街人所秉持的那套所谓的“道德自信”，其基础即在于此。不论是保护老建筑的丁研究家，还是自视甚高的左门鼻、倔强的编竹匠、深明义理的朱小葵，性格柔弱的张小三、天赋异禀的小耳朵、深居简出的阿基米德兄弟、牵线搭桥的老花头等等，他们身上均流淌着一种关于“秩序”、关于道德的根本认知。从更为显在的层面上，甚至，那平静异常的老实街本身，也是“姜子牙摆下的八卦阵”（《阿基米德的一天》）。老实街的结构性特征，预示着古老文化在老实街人的心灵深处存留的基本格局。
显然，“老街”格局中隐约闪现的这种结构，完整地呈现在老实街人对于日常的认识之中，并在其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构成了一种意义鲜明的复杂秩序。这种复杂的意义秩序，一方面构成了老实街人的行为准则（生存手段），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装扮”也在无形之中，对老实街人形成了一种禁锢。这两面叠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老实街人循环往复的日常形态。这自然也构成了老实街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的现实”。王方晨赋予了这种“结构性现实”以“变化”的意涵，并以此来考验构成老实街“结构性现实”的核心要素（道德），在遭遇“例外状态”时的应对和修补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让老实街人引以为豪的“老实”本身，实际上也确为一种实在的文化积淀。在老实街，“老实”既是一种道德伦理的直接显现，但同时，对于一个自由的个体而言，它同样意味着一种迫于规矩的、保守的束缚。这种显在额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老实街》无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当“老实”的道德规范与精神诉求之间难以平衡时，现实与心灵便出现一种微妙的“错位”。由此，当老实街遭遇拆迁的命运时，“老实”这一道德装扮或生存法则，在变迁的现实面前，便流溢出一种无力应对的反讽意味。
二、老实街的“异响”：日常结构的变动与错位
一如任何剧变的时刻，“时代巨轮之下被碾压成灰的恐惧，总是早于事实发生。”（《竹器店》）与老实街人日常生活中平静隐没的道德内涵相对照，老实街几也近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异响”：
“大明湖里的蛤蟆畏冷，历来不叫的。这一天有人听见，叫了。”
“杜福胡琴店里吹进一股清风，所有胡琴，挂在墙上的，摆在桌上的，还有那些半成品，轻轻发出一阵悦耳的合鸣。”
“左先生怀里的一只猫，突然蹿到窗台上，回头对左老先生凝望起来，完全是一种不知何来的眼神。”（《阿基米德的一天》）
在鹅的口中，这些“异响”进一步幻化为一只巨大的怪物——“世界的幽微”。伴随着这些“异响”，先是一种声音，后来，连气味也变了。“老实街被一股浓浓的尿骚味儿笼罩”（《竹器店》）直到这时，老实街人才意识到老实街外围的风气早已变了：
“满大街都是穿喇叭裤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都以裤腿宽大为美。如果能再搞来一台四喇叭录音机，配副大耳机，街上拎着走一圈，‘噗哒噗哒’，能美过二郎神！”（《阿基米德的一天》）
在老实街，虽然这股风还未真正吹进来，但从老实街出现的这些“异响”来看，似乎可以隐约听到时代浪潮先行到来时的巨大轰鸣。如同那已经同“幽微”战斗过的，身单力薄的鹅，她虽“以一己之力跟巨大的怪物战了一役”（《世界的幽微》），然而她那失败的姿态和神情，分明揭示出老实街已无可逆转地在迈向深渊。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老实街的“异响”，其实就是微风习习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微妙变动。这变动，既在老实街无可逆转的命运本身，更在祖祖辈辈生长于此的老实街人的心灵深处。
这其中，根本的问题显然在老实街的日常生活内部。“异响”的弦外之音，事关老实街人在新现实面前，不断浮动的人心、人性。老实街的“陷落”或“覆灭”，在某种意义上，则反衬出这种人心浮动的内在结构。在这里，构成“变动”的实质在于，老实街的外部的社会机制，对老实街人深刻的文化心理的影响。它表现为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对老实街人内在的文化结构、思维形态的一种干预或“置换”。
细加忖度，不难看到，随着老实街内部出现各种“异响”，底层的商业逻辑与老实街人日常性的思维张力之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紧张激烈的潜在对抗。对抗的两面中，一面是商业资本不断涌入老实街，老实街也因之面临拆迁的事实；一面则是老实街人面对“例外状态”的思维形态及其实在反应：
“趁着好日子，该了的，快了。”
“不了么？——䞍等着后悔！”
“九号院朱缶民老先生的二儿媳，忽然疯了！……”（《竹器店》）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结构，构成了了老实街人思维方式与行动之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可以看到老实街人“吃软不吃硬”，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自我欺骗便成为常态。既然面对这种对抗，老实街人败下阵来已是必然，那么只要不是如朱小葵那般性格坚毅的人，总能在其他地方寻得适应的办法——“该了的，快了”，不然“䞍等着后悔”。然而，《老实街》显然是分裂的，因为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愿意妥协，朱缶民的二儿媳疯了，便是这种分裂人格的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对抗的引入，也使得《老实街》内在的意义秩序呈现出一种“内爆”（implosion）[⑤]的效果。老实街里，苗家大院被盗挖的坑洞，言明了这种界限或意义被打破的最初状态：
“整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空洞的黑屋子，当中只摆着一块钟表，机械地轻轻地发出指针的转动声。咔嗒，咔嗒，不停数着无意义的数字。”（《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当习惯了平静的老实街的人，仍然沉浸在发现盗洞的错愕中时，《老实街》内在的氛围、底色实际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揭示了老实街内部处理或调解“私域关系”（或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时，出现的一种失衡状态。作为这种“失衡”状态的具象，那个消失了意义的机械种，在这里被自然而然地点出了出来。从本质上讲，“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的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而“直到用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⑥]老实街时钟指向的数字，之所以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存在，是因为这里的时间概念，已经从特定的空间之中分离了出来，潜在地构成了老实街人内在的“心理时间”。故而，当老实街人面对外在的对抗时，时钟的无意义便构成这种心理结构失衡的一种展现。
从空间结构来看，遭逢“盗洞”的老实街，其自身的结构也已经被打破。在此之前，老实街盘根错节的街道，无疑对世代生活于此的老实街人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对内，老实街街道的空间仿佛是家的延伸。因为只要在老实街，甚至周边的不小范围内，那些跑丢了的孩子只需静静等待，总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他出生并生活的老实街。”（《化燕记》）向来，老实街对任何一个陌生人都维持一种“警惕”。在老实街这个“小共同体”内部，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孕育出一套自成章法的活动原则。老实街人几乎从来都不具备所谓的人际交往中的“自我管理能力”，因而他们无法同现代社会中的人一样，“花费大量时间与那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人打交道”。对他们而言，“陌生人在这里指的是一整个人（a whole person）：某个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潜在地让人感到疑虑的人。”[⑦]
但不论是陈玉伋还是那个匆匆的斯先生，“陌生人”终究是来了。与此同时，在外在力量的不断渗透下，老实街的这种保护机制实际上已经渐次失效。“异象”频出的街头，连鹅的儿子石头，也要走出老实街去看火车。在不谙世事的小石头眼中，第一次出现在眼前的火车，显然对他的世界构成了一种不小的冲击：
“（火车）像一只大绿虫子，在他面前由慢到快，呼啸而去。”（《化燕记》）
这个情节有意味的地方在于，火车对一个成长于老实街的孩子而言，它的速度以及视觉形成的冲击，如同一道光，投射进老实街人不加留意的幽暗空隙。这种状态亦如《世界的幽微》中，高杰大声呼喊“世界的幽微来了”，火车在孩童眼中，其实就是那个名叫“幽微”的怪物。在为数不多的，以人物的内在的视角观看老实街外部世界的情节中，唐石头观看火车的这一幕，无疑制造了一种隐设的“伏笔”，它与老实街的最后命运，实际上紧密地扭结在一起，带着一种开放的情结，冲破了老实街人稳定的日常秩序里残存的最后一丝忧伤。
颇有意味的地方在于，《老实街》实际上也借助人物的塑造，建构起了一种“由外而内”的关照视角。承担这一任务的形象角色，是成长于狮子街口的高杰。从小说叙事的功能性层面来看，这个人物身上无疑有一种“综合性”[⑧]的特点。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王方晨对高杰的成长故事着墨并不多，然而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综合性特点，无疑揭示了老实街内部存在的根本问题。无独有偶，毕飞宇在其小说《推拿》中，也安排了这样一个“里通内外”，互通有无的角色。这类角色的设置，不仅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内外交织的视角，而且，通过内外的沟通，外在的力量的不断渗透，继而影响到其内部，也足以见出老实街的内部习焉不察的结构性认知中，存留的偏见和狭隘。故而，当老实街人将老实街覆灭的罪魁祸首归结于高杰，并期待鹅奉献己身，拯救老实街时，一种来源于故事内部的结构性反讽便喷薄而出。老实街中的种种“异响”，揭示了老实街内部业已发生的“异变”及其实质。所谓人心不古，世道变迁。正如小说中那洞悉老实街所有秘密的叙述者所看到的那样，“其实，跟老实街一起消失的，不光是些老房子，还有我们老实街人隐秘的心思。”（《大宴》）由此，不难发现，这种变化所承载的意涵其实是老实街在大时代环境下的“人心”之变。
更为关键的问题或许还在于，在《老实街》日常的整体性结构中，这种溢出常态的变动特征，实际上也成为叙述者，打开其主体言说空间的一种绝佳方式。在这种反思形态下，老实街的“消失”命运，与其说是现代商业的底层逻辑，与个体日常思维形态之间的矛盾，倒不如说是老实街天然地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文化矛盾。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最终造成了老实街“陷落”的命运。由此看来，《老实街》内在的变化背后，其实是喷薄欲出的文化关怀。这种文化关怀背后与其说充满明确的解构意识，毋宁说带着充盈且自觉的建构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反思，更多是一种自我意识主导下的审美观照。它意味着在本质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思潮退却之后，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生成的一种关于文化、历史、甚至生命群体、个体的自觉意识。在这种自觉意识的主导下，王方晨对老实街的关照视角，自然便漫溢出一种开放、多变的气质。因此，反思和重构的“起点”，已不仅止于作家个人在艺术创作中不断追求的探索和挑战，而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和创造力等层面，发起了一场独立的“试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实街“陷落”的因果，其实都结结实实地生长在老实街人的身上。外在的冲突、激变、干扰，只是加速老实街覆灭的诱因。老实街最终被深埋于一座大型商超底下，不仅言明了其无可摆脱的命运，其实也揭示了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压制人性善因、放大人性之恶的社会本质。坦诚地讲，老实街人在变动的社会中，其文化心理结构其实也留存了一部分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性要素。这两者所构成的逼仄的窘境，使得老实街人在变动不居现实与真相面前，几乎一败涂地。
三、自反性：“寓言化”叙事与“有情”之言说
《老实街》不断出现的“异响”，使得小说叙事呈现出一种“寓言化”的倾向。而这种叙事本身，也恰好构成了一种关于“常”和“变”的结构性反思。这种“结构性”反思，最初作为小说内在的声音，嵌套在《大马士革剃刀》里，通过左门鼻与叙述者“我们”一来一往的呼喊声，营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
“瓜。”
左门鼻叫出声。声音不大，却能让人听出无边的哀伤。他向小瓜伸出双手。
我们也跟着叫：
“瓜。”
“瓜瓜。”
“瓜。”
“瓜。”
“瓜瓜。”
……（《大马士革剃刀》）
左门鼻的第二只猫小瓜，遍览老实街大门小户的屋檐，游弋到陈玉伋的理发店卷棚顶上，由此引来了这一场“众声喧哗”的唤猫行动。在这里，参与“唤猫”行动当事人左门鼻和同时在场的叙述者的“我们”之间，其内在的关联颇为暧昧。一方面，从“唤猫”这一行动本身来说，“我们”跟随着左门鼻，在做一种增补性的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作为知晓事件真相的叙述者“我们”，虽跟随左门鼻参与到“唤猫”行动中，然而却并非完全与左门鼻保持同一口径。细加忖度，两者甚至在音调和节奏上也并不一致。从这一点来看，两者的呼声虽彼此往复，然而却又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对抗”。左门鼻歇斯底里的呼唤，既像是对老猫“瓜”的忏悔，又像是在竭力掩盖内心的不安。所以，他的呼声便尽可能地孤绝。叙述者“我们”参与其中，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自发的助益行为，但实际上却打乱了左门鼻的节奏。由此，在这一来一往的呼声里，便氤氲出一股小说意欲传递的“弦外之音”。在这里，叙述者意欲揭示的问题无疑是显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许还在于，这种有意暴露文本“小说性”的做法，也让《老实街》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自反性”，这种“自反性”特征既与小说的故事相关，也与小说内在的结构意识密不可分。
学理意义上，“自反”一词，主要来自于诸如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关于“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讨论。在他们的表述中，“自反性”其实是构成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重要特征。通俗地讲，“自反性”，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⑨]。在小说修辞意义上，“自反性”则更多指向一种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小说内部形成的一种“自我反观性”[⑩]特征，它的核心要义在于，小说要在正常的叙事之外,将其文本叙述形式化作题材之一种,并有意让人意识到小说文本的“小说性”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反性”在解构和建构两个层面上，同时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叙事特质。
王方晨在《老实街》中构筑起的关于“日常”的“寓言化”叙事，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自反小说”的诸多特质。王春林在关于《老实街》的“反市井小说”的评述中，其实已经指出了《老实街》的这种“自反性”特征。他说，“《老实街》就像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一样。《鹿鼎记》如果是一部带有自我解构和自我颠覆色彩的反武侠小说，王方晨的市井小说《老实街》就是一部带有明显的自我颠覆与解构色彩、色彩非常鲜明的反市井小说。它从各方面、全方位地展现、描写作为典型的市井社会的老实街，面对来自现代性的强势冲击，最终无可奈何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表面上看《老实街》是在写一个老街巷的土崩瓦解，写老实街人的风流云散，其实是要写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冲击之下的风流云散、土崩瓦解。”[11]在王春林看来，《老实街》的“自反性”，更多在反市井小说的层面上得以展开，所以，他将小说背后的深意，归结为一种“老街巷”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这种看法，显然是看到了老实街覆灭背后的深层逻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凸显这种潜在的抵抗，《老实街》其实也似乎有意塑造了一个颇具解构色彩的人物形象，即唐石头（唐泉生）。在唐石头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种结构性因素，在老实街命运的走向上所起的作用。
石头是鹅“来历不明”的儿子，在老实街人的心中，石头的身世如同一个谜一样，被赋予了一种传奇的色彩：
“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我们甚至相信，编竹匠女儿鹅果真在涤心泉边践石而娠。”（《化燕记》）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唐石头来历不明，模糊不清的身份，在老实街内在的变化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表面上来看，一方面，石头的“无父”，构成了老实街内部的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呈现。“无父”的石头，虽然在血缘关系上，没有一个终极的父亲，但老实街所有的青年男性，似乎又都能够充当这个“缺失”的父亲的角色。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地方是，在老实街这样一个与道德密切关联的文化“飞地”之中，石头的“无父”身份，同样意味着一种深层次的伦理问题。“无父”的事实，既表明其内在的伦理关系，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流淌于老实街人身上的一种传统的“断裂”。
这个中断了的传统，显然是父权文化伦理下，少年英雄的成长问题。对石头而言，“无父”所带来的这种深层次的瓦解，或许才更为深刻。“无父”使得作为老实街后继者的他，无法在传统的意义上，成为拯救老实街的道德英雄。而这也是王春林将《老实街》与《鹿鼎记》相比附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关，石头眼中的火车意象，既代表着现代性因素对老实街的后继者强大吸引力，同时，这种吸引力，也从侧面瓦解了唐石头童年的成长秩序。它与石头的“无父”身份相呼应，共同构成了老实街人在新现实面前，所遭遇的一种文化伦理的内在错位。
从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来看，父亲血仇，往往是判断一个传统文化内部的个体，能否成为侠义英雄的关键标准。“以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为例，金庸把主人公韦小宝写成了一个妓女的儿子，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安排。由于‘无父’韦小宝永远不可能遭逢困扰几乎所有武侠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永远‘无仇可报’的韦小宝也永远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义英雄，这也注定了以韦小宝这样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鹿鼎记》根本无法发展成一部真正的‘武侠小说’。可以说, 金庸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来达到彻底解构武侠世界的目的，用以完成对自己的武侠幻梦的彻底终结。”[12]。与金庸别具一格的消解策略相似，《老实街》中，“无父”的身份焦虑，似乎也注定了唐石头无法成为拯救老实街的文化英雄这一事实。与此同时，这种“解构性”的设置，不光在伦理意义上充满着一种“自反”的意味，同时，也构成了对老实街人所依赖的传统文化秩序的深层次解构。由此，《老实街》叙事的“自反性”特征，便在很大程度上，既连接着老实街“陷落”的深层缘由，同时，这种反思现实的方法和视角，也赋予了《老实街》更为内在的精神诉求。
在小说叙事的层面上，《老实街》以反讽的形式，构成了叙事话语“言说”的自反性。《老实街》“异能”人小耳朵的遭遇，颇见这种话语言说的修辞效果。小耳朵作为老实街天赋异禀的“奇人”，听得地下“八百米下水声大作”。然而，吊诡的是，像他这种拥有特异能力的人，却难以在风气纯正、是非分明的老实街立足。这在无形中便形成了一种反差。小说中，桂小林邀请小耳朵喝酒的情节，颇具反讽的意味。彼时，酒气正酣的小耳朵，东倒西歪，甩得手中的钥匙哗啦作响。当他听着钥匙的声音，迷醉地沉入其中时，桂小林却忙说道：
“好听，好听哩……”桂小林说，“你还听到什么响？小耳朵，你听……有没有‘宝’响？”（《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一心只惦记着“寻宝”的桂小林，在无意之中暴露了其欺骗小耳朵为自己“听宝”的意图，小耳朵表面酣醉，不着一言，然而内心的忧伤却可想而知。两相对照，桂小林的欺瞒和小耳朵的隐忍，构成一种巨大的反讽。为了自我保全，小耳朵无奈自戕的决绝，则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情节的反讽意味。而此时，叙述者也不无关切地补充道：
“多少老实街的秘密，俱为他看得一清二楚。莫家大院的左门鼻老先生的爱猫，半夜被人剃个精光，着实引发了我们老实街人的一番惶恐，且悬疑至今。依小耳朵的灵通，未必不知谁剃的、为何而剃。小耳朵却从未对人透露，无非是出于仁义之心。”（《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在这里，老实街的“老实人”的偏狭，被叙述者瞬时点破。同时被点破的还有小耳朵自我保全的意涵。叙述者有意暴露小说叙事的关键细节，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解构”的寓言性质。显然，叙事的声音，旁敲侧击地告知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一个以“老实”自居的小共同体内部，即便是最宽泛的意义上的“老实”的含义，也难以容纳小耳朵这样一个“异能人”。小耳朵的自戕，尽管并不很体面，然而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尊严”的捍卫（他避免了自己不被街坊当做“听宝”的工具利用）。无疑，这种叙事本身所传递出的反讽效果，正是自反小说最为关键的特质。
20世纪那些最富盛名的作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怀旧的倾向。王方晨显然亦不乏此情。《老实街》在此意义上可以视为这种“露情”的文学，析出的一个侧面。在叙述者平静地追索这条老街的过往时，《老实街》氤氲的美学气质不难体会。质言之，它是来源与农耕文明深处的“回响”，是一种“在地的”、有着深厚的文化根脉的乡土忧思。我们在《老实街》探寻到的美，正与这种回响的内部旋律（乡土性）相关。它一方面反映出老实街的本源性特质，另一方面，也构成王方晨艺术创作的内在延续。换言之，《老实街》既带着王方晨从“塔镇”走来的一路风尘，也饱含锐利敏感的探索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以来，经由科学技术祛魅的日常，始终渗透着一种理性的标准。人们也在这种理性形式运作的信息环绕的世界中，变得焦虑不安。王方晨的《老实街》将现代/传统、恒定/变动这些理解历史、文化、社会、人文的概念相互对照，便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内而外的演变机制。《老实街》以此为据，来理解这样一个包藏复杂文化历史的处所，便极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文化在变动的日常中的丰富内涵。更为难得的是，《老实街》的心思和眼界始终根植于业已“陷落”的老街内部，在寻找现代流转的踪迹时，亦不忘在老街的废墟里体察人心之变。其思、其情，毫无疑问，独属于文学，亦独属于审美。
回顾这场审美之旅，探寻的起点，自然是从古朴却陷落的老街开始。在这里，尽可以寻找到现代变迁的丰富灵感，然而用心却并不局限于所谓的文化乡愁。反身回顾，“恰恰由于王方晨逃脱了简单哀婉的肤浅感伤主义，其深入肌理的洞见让他的叙述始终具有一种反讽的张力。”[13]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文化传统的资源，在处理以老实街为代表的古朴之城遭遇现代性问题时会有所穷尽，所以才试图整理其流变思绪和脉络，重新探寻古老的传统发生“陷落”时的内在机制，并意图在业已“失落”的传统内部，找寻到一种同现代性对话的方式和可能性[14]。这种追索过往的方式，既成就了《老实街》作为“有情”之文学的内在品质，同时也以文学的名义，安顿了老街里的那些渐趋破碎的灵魂。
[①] 王方晨：《老实街》，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页。后文据此版本所引《老实街》内容，不再一一标注。
[②] 郑斯扬：《理解城市：王方晨〈老实街〉的时代意义》，《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③] 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④] 简单来讲,所谓“结构性现实”，其实就是指日常生活形态下，人们思考、表达、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一种结构性方式，它既呈现出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时空）对其内在的制约，同时也以特定时期、特定群体在思考特定问题时存在的一种局限、困境，显示出其特定的结构性内涵。表现在《老实街》的文本中，其实“就是指原本被忽视甚至无视的自在的日常生活, 以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及文化诉求, 深刻影响了文化表层的思想观念, 并大规模参与到文化格局的重构过程当中。”（参见：乔焕江：《“后新时期”与日常生活的结构性位置》，《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⑤] 所谓“内爆”是麦克卢汉提出的关于电力时代媒介特征的描述，它是指一种“意识的延伸”，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内爆”的复杂特征，指出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于意义的“内爆”，这种“内爆”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既瓦解了其社会价值，又仿佛吞噬一切。在这里，小说的“内爆”则呈现为小说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价值、意义的界限在这里不断被消除。参见戴阿宝：《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若干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⑥]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⑧] “这种综合性不是指作为人物性格上的综合，而是指作为文化隐喻上的综合。他是一个‘内外兼修’之人，‘内’指的是他土生土长于‘老街老巷’，因此对老实街的那一套文化秩序知根知底；‘外’指的是他走出了‘老街老巷’，甚至走出了国门，获得了一种更开阔的经验和视野。因此，高杰在小阁楼里和鹅偷欢的情节就不仅仅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爱欲’象征，而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野。这个视野非常重要，在本质上这可能就是叙述者的视野：他以内外双重视野观察老实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秩序。”参见杨庆祥：《中国故事的现实表达——王方晨读札》，《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3期。
[⑨] 关于“自反性”的具体内涵可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⑩] [加]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11] 王春林：《反市井小说和市井社会的现代性隐痛 ——关于王方晨》，《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12] 李杨：《与传统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13] 从治辰：《老街的拆毁与叙事的艺术拼接——读王方晨》，《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14] 这种方式与“五四”时期的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回首思路大抵相当。区别在于，“五四”一代人更多站在“现代”的时间节点上，见出建设中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中西资源的局限性。而王方晨更多站在他们“料想”的未来部分。故而这种回望并不有所“沉浸”而是一种自发的意识，它的目的在于以文学的多变和坚守重新建立起关于人性、历史、文化、道德的对话机制和形式。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