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可信吗？

编者按：我们对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并不陌生，著名的《1984》和《动物庄园》将他塑造成了一个样子，对其形象的补充来自其非虚构作品，包括《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也许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中国读者的眼中不一定有一千个奥威尔。

实际上，在英国，奥威尔离世后的70余年里，他的形象也在以他本人不曾想到的方向被后人塑造，几乎成为了一尊国宝——用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话说，“他可被解释，易于锻造，既具使节风范，又有爱国热忱。他谴责英帝国，取悦了左派；抨击共产主义，讨好了右派。当他告诫我们须防范滥用语言，避免对政治和公共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时，几乎迎合了每一个人。”

如果说奥威尔曾有意或无意以小说刺破“房间里的大象”的真相，那在奥威尔身上，其实也有一只大象。奥威尔最有名的报告文学之一题为《射象》，以对真相孜孜以求、是非曲直分明闻名的他，真的射死过一只狂暴的大象吗？《射象》是纪实文学，还是纪实的“仿真文学”呢？这一次刺破大象真相的人，是奥威尔的传记作者伯纳德·克里克，以及把这件轶事写进《乔治·奥威尔和该死的大象》的巴恩斯，以一种讥讽的、挑战的甚至与所有英国人公然作对的语调。（“他一人独行、专讲真话、不近人情，而这一点，英国人常自诩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具英伦风范的呢？”）

巴恩斯是一个读起来聪慧而温和的人，至少在《透过窗户》的其他篇目里，当他回忆起与佩内洛普的交往，分析起莉迪亚·戴维斯对《包法利夫人》的翻译，缅怀起离世的厄普代克，大都温情脉脉，偶现善意的调侃。唯独在这篇《乔治·奥威尔和该死的大象》中，我们得以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巴恩斯，看见他的凌厉机锋与某种带着嘲笑的怒斥，可能和我们此前从《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史》或《唯一的故事》中读到的巴恩斯都不一样。

撰文 | 朱利安·巴恩斯

翻译 | 郭国良

对逝者来说，要维系国宝地位，甚或在死后获得国宝地位，是一大难事。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本身与这个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真正重要的因素在于：1）使节般的素质，有能力将这个国家以它所期待的方式展示给本国国民，然后再展示给全世界。2）可塑性和可解释性。可塑性会为这位作家平添魅力（前提是他的形象尚未彻底失真）；可解释性指的是我们多多少少能在他或她的身上找到我们要求的东西。3）他甚至可以对他的国家多有苛责，但他必须拥有一颗爱国之心，或者看上去拥有一颗爱国之心。

所以，正如奥威尔所说，狄更斯就是一位“值得被抄袭的作家”（“无论是被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甚或保守党抄袭”）。因为他满足了第三项标准：“他猛烈抨击英国体制，其火力无人能及，而同时却成功地使自己免于众恶，更重要的是，其矛头所指之人竟能甘愿咽下这逆耳之言，这使得他在全国上下赫赫有名。”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特罗洛普身上——一方面他的小说被频频改编成电视剧，另一方面他发明了邮筒——这使得他离国宝之冠仅一步之遥。但特罗洛普之所以获得此准国宝之位，其实受益于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约翰·梅杰这两位酷爱阅读他的作品的保守党首相的公开支持——尽管特罗洛普本人憎恨保守党。

那么乔治·奥威尔呢？如果他发现自从1950年逝世之后，他一路向着国宝地位稳步攀升，一定会大吃一惊，甚至勃然大怒。他可被解释，易于锻造，既具使节风范，又有爱国热忱。他谴责英帝国，取悦了左派；抨击共产主义，讨好了右派。当他告诫我们须防范滥用语言，避免对政治和公共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时，几乎迎合了每一个人；而当他说“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时，又让那些在莎士比亚与狄更斯大受追捧之时排斥“华丽”文风的人感到满意。他怀疑每一个过于“聪明”的人。奥威尔把“世故”、“精明”和“知识分子”当作贬义词使用，他憎恶布鲁姆斯伯里，不仅预想而且热切希望《汤姆叔叔的小屋》能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更为持久畅销。他始终抨击社会精英，认为统治阶级“愚蠢至极”。1941年，他声称英国是世界上阶级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被一群“又老又蠢的人”所统治，好比“谬误之人却成了一家之主”。然而他也承认统治阶级“在道德上光明正大、无可指摘”，而且在战争时期“随时准备为国献身”。他以充满同情和愤怒的笔调描绘工人阶级的状况，认为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智慧，但并不对他们假作多情。他认为，艰难求生的工人阶级与挣扎向阳的植物并无差别，一样“盲目而愚蠢”。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方面可以看出奥威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相当排斥理论，对所有并非来自具体经验的概括性结论持警惕态度。他是一个道德家，也是一个清教徒，虽然他坚信民粹主义且同情工人阶级，他却有灰尘洁癖，对人体和排泄物的臭味深感恶心。他嘲讽犹太人，几乎到了反犹主义的程度，他还害怕同性恋，理所当然地把“基佬”和“娘娘腔”当作社会学名词来使用。他不喜欢洋食物，认为法国人根本不懂烹饪；而在摩洛哥看到小羚羊，让他做梦都想着薄荷酱。他订立泡茶和饮茶的刻板规矩，偶尔也会因难得伤感的避世情怀而幻想躲进完美的酒吧。他对物质享受、服装、时尚、运动和任何形式的无聊之事都丝毫不感兴趣——除非那种无聊活动能像海滨明信片或青少年杂志一样引发某种更广阔的社会思考。他喜欢树木和玫瑰，很少提到性。他偏爱的文体——散文，也是典型的英式文学。此外，他一人独行、专讲真话、不近人情，而这一点，英国人常自诩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具英伦风范的呢？最后，他在为自己起笔名的时候，选择了英格兰守护神的教名。在圣徒和国宝的名单上很少有“艾瑞克”之名。唯一的一个圣艾瑞克是瑞典人，而他连一个体面的、教皇任命的圣徒都算不上。

欧内斯特·勒南曾写道：“错写历史是国家存在的一部分。”他说的是“存在”而不是“成为”，可谓一针见血：一个国家需要持续的自我欺骗，而不是仅在建国之初编织几个虚幻构想。同样，错解标志性人物——每隔一段时间重塑他们的形象——也是国家存在的一部分。

被英国人神圣化的奥威尔是敢碰硬骨头、爱吃牛肉、明白事理的约翰逊博士（又一个可塑的标志性人物）的后裔。奥威尔在1948年10月写给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的信中说：“我觉得萨特只是在吹牛而已，我要狠狠戳穿他。”这就是奥威尔：思维直接，文章直白，是非分明，专讲真话。然而，事情从来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在专讲真话的人中也是如此，而且奥威尔自己的箴言——“所有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宣传”——应该让我们更为谨慎（而且让我们想到，这句话尤其适用于新闻业）。

……

众多“奥威尔迷”都希望自己未曾错过文学史中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时刻：奥威尔的传记作者伯纳德·克里克与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在贝尔多瑞利的饭店里的那场相遇。克里克勇敢地质疑奥威尔最有名的报告文学之一《射象》的绝对真实性。据克里克说，“令其他委托人高兴的是”，索尼娅隔着桌子冲他“尖叫”：“他当然射死过一头该死的大象。他说了他射死过。为什么你总是怀疑他的话！”你能感觉到这个寡妇是在替英格兰尖叫。因为英国人想要相信的是这样的奥威尔：他看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教条和鬼话，因此而驳斥事实是相对、灵活或具任何目的性的观念，并且，他教导我们，即使未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真实，那么百分之六十七的真实总胜过百分之六十六的真实，且从道义上来说，这一个百分点虽微弱渺小却不容妥协。

但是不爱国的怀疑者仍会固执己见，克里克就是如此。他在平装本自传的后记里引用了一个缅甸老人的录音，里面回忆了奥威尔详细描述的射象事件。据这位上了年纪的目击者所说，奥威尔的确射杀了“一头该死的大象”。然而，这头大象并没有像奥威尔声称的那样狂暴地杀死了一个人（他还详细地描绘了死者的尸体）。另外，由于这头大象是珍贵的公司财产，不能这么轻易被毁，它的主人向政府投诉，于是布莱尔被打发到了一个偏远的省份，甚至被某个威尔伯恩上校说成是“伊顿公学的耻辱”。克里克的怀疑也许验证了文本体裁本身的不确定性。《企鹅新作》是首个刊登《射象》的刊物，正如克里克所言，其中的十四篇作品有十二篇“像极了当时大热的一种体裁，它模糊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纪实的‘仿真文学’”。

而奥威尔另一部同样著名的反帝国作品《绞刑》，可能也受到了相似的怀疑。克里克一边称赞这六页之作“兼具戈雅的恐怖与席格精准世俗的评析”，一边却怀疑奥威尔根本没参与绞刑，或者就算他参与过，也不一定是文中的这一场——他暗示，文中的绞刑是奥威尔东拼西凑而来的。无论真相如何，有趣的地方在于奥威尔的论述中忽略了一件事：阐明此人为何被绞死。身为年轻记者，如果你亲临一场行刑，随后还与绞刑人喝了几杯威士忌，按理说你肯定能搞清这可怜的恶魔到底犯下何等罪行。倘若如此，那为何不向读者传达这一信息呢？有可能罪行太邪恶了，于是奥威尔隐瞒了此事，担心读者认为处以绞刑竟也正当合理。或者，也有可能他认为罪行本身与文章无关，因为他坚信凡是死刑，无论场合缘由，都是“一种恶不堪言的谬误”。又或者，像克里克怀疑的那样，他真的只是在泛泛空谈，而从未有过所见之实。

在德克·博加德或罗纳德·里根夸大（抑或捏造）他们的战争功勋时，我们觉得他们或多或少在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有体恤之心，就可想见是一两次的夸大事实让他们弄巧成拙，陷入尴尬。为什么我们要另眼评判奥威尔呢？因为他是奥威尔。我们可以依循戴维·洛奇对《绞刑》的评价，争辩说这两篇有关缅甸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忠于事实。但这仅是一种非常文学化的辩护，又或仅仅因为我们试图放作者一马，毕竟我们非常崇拜他。

然而，我们很少议论像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这样的人，与单纯粗鄙的事实相比，他们更相信印象的真实。如果说被忽视的福特有时被归为“作家的作家”，那么被神化的奥威尔则恰好相反——他是一位非作家的作家。有时候天真的反应才是正确的。要是结果证明奥威尔没射杀过一头该死的大象，或者没参加过他笔下那场该死的行刑的话，也许很多仰慕他的人会失去对他的敬重及信赖，因为，他——乔治·奥威尔——说自己曾那么干过，而如果他并没干过，那他不就成了自己所抨击的那些扭曲事实的政客的翻版了吗？如果“一切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宣传”，那我们岂不可以推断：即使你站在真理、正义和天使的一边，宣传法则也同样成立了吗？大量阅读奥威尔的散文有诸多效应，其中之一便是意识到他是何等地固执武断——这儿我们不谈意识形态。

这是他那约翰逊派英式风格的另一种表现。小到如何泡茶这样的日常琐事，大到对餐厅（在奥威尔这个清教徒看来，餐厅完全是不必要的奢侈品）的社会经济学分析，奥威尔爱给万物创规立矩，而他的规矩往往建立在非难之上。他是一个伟大的“反对派”作家。故而，他的《书店回忆》一文摈斥轻浮。要是其他人来写这个题材的话，可能会把它写成一部色调明快的作品，中间还穿插几则轶事趣闻。他说写这部书是一项单调沉闷的活儿，吃力不讨好，让你恨透了书籍；而那些顾客往往是小偷、偏执狂、笨蛋，或者——在购买狄更斯作品套装时心怀读完全书的无谓希望——充其量是自欺欺人者。他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中批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整体上态度消极”又“满腹牢骚”：如今看来这两个形容倒是很适合奥威尔。还好他在四十七岁那年去世了，要是他活到了退休的年纪，光是想想他那时候的顽固就够可怕的了。

他最武断之处就是对待写作的态度：为何写作，如何写作，以及哪些人写得很差。在他眼中，奥登是个“纯粹的童子军队长”；卡莱尔“那么聪明，却连简单、直接的英文都不会写”；鲁伯特·布鲁克的“格兰切斯特”是“一大堆呕吐物”。连他认可的那些作家也都有重大缺陷：狄更斯对于生活之道“相当无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理智得过了头，无法理解现代世界”；而奥威尔对吉卜林的“辩护”则带有怪异的屈尊俯就的意味。他归纳总结了作家的生成与发展之途。

尽管他对集权主义语言抱持分明的是非观，但他自己的规定主义语言却时而字字珠玑，时而含糊不清。“一切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宣传”乍一听振聋发聩，但是其威力却被“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个字大大削弱了，而且，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是说明一切艺术都是“关于”某种东西的，哪怕只是关于艺术本身。“为艺术而艺术”——奥威尔对此一论调应是深恶痛绝——只不过在“宣传”艺术本身，而这场艺术运动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还说过：“一般而言，漠视当代重大公共事件的小说家不是蠢蛋就是白痴。”这等于把描写个人生活和描写上一代或上两代人（在十九世纪很普遍）的小说家都扫地出局了，包括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福楼拜、詹姆斯等很多作家。

“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玻璃。”这句话听上去言之有理，是对青涩记者和老练文人的教导，那些作家兼批评家们既是这么说，在实际写作中也是这么做的。然而，正如奥威尔的另一关键教诲一样，这句话也回避了《政治与文学》中的问题实质：“以意选词，而不是倒过来以词定意。”这些断言预先假定并教导我们，写作乃是审视世界，反思世界，推演你想说的东西，把那意思或含义转化为文字，而字句的透明性使得读者从同一角度凝视同一扇窗玻璃时，能够准确无误地以你曾经的方式来看待这世界。可是，哪怕算上奥威尔本人，真的有人这样写作吗？况且，文字是玻璃吗？多数写作是个不连贯的过程；也许思想的确能催生文字，但有时文字也能催生思想（或者，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E.M.福斯特经常遭到奥威尔的指摘，正如他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或者援引）：“在还未看见我在说什么之前，我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在奥威尔看来，这或许像是娘娘腔似的异想天开，但它确然更合乎很多作家的经验。

奥威尔和狄更斯一样憎恨专制，他在一篇论述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的文章中区分了两类革命者：一类是心灵改造者，他们相信如果改善人的天性，那么所有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另一类是社会工程师，他们相信一旦改善这个社会——把它变得更公平、更民主、更团结——那么人性问题就会自行消失。这两种途径“吸引两种不同的人，而且它们往往在不同时间交替更迭”。狄更斯是一位心灵改造者，而奥威尔则是个崇尚改造体制和结构的人，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人是累犯，根本无法自救，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权力滥用的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那之前，我们可以放胆预测，奥威尔将一如既往地叱咤文坛。

本文正文部分节选自朱利安·巴恩斯《透过窗户》，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按语：黄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