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朝内166文学讲座”从2013年开始，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发起，不定期邀请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为我们做文学讲座，宗旨是邀请一流学者为读者讲一流作品，这就是朝内166文学讲座的来由。
今年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陈才智先生讲千古文人苏东坡是2021年人文社品牌活动“朝内166文学讲座”2021年的第一场。提到古代的文学家、诗人，我们说伟大的诗人很多，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但如果说一位古代诗人，跟我们相距千年之久，仍然让我们觉得很可爱、很可亲，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艺术的天才，诗、文、画都是一流水平的艺术家、诗人，同时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有趣的人。网上有一句话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以下内容是陈才智教授的分享：
今天分享自己关于苏东坡研究的心得，我想用七个字——“千古文人一东坡”来概括。先来看，其中第五个字“一”。这个“一”字，非常重要。《说文解字》第一个字就是“一”，许慎的解说是：“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很富有哲理意味；下面的元（始也）、天（巅也），都是顺着“一”的节奏继续的，第一画都是“一”，都属于“一”部。许慎的解说，如果追溯其源，其实来自《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地》所谓“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淮南子·原道训》所谓“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可见与“千古”相对的这个“一”，不仅是语言学，也是中国哲学重要的原初性概念。“一”就是万世万物的开始，万物莫不有始，“始”就是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的起点。
如果从苏东坡这个点上，往前追溯，由宋返唐，再回到魏晋，像白居易，像陶渊明，都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而往下顺流，苏东坡又对元代、明代、清代文人，继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一东坡”为起点，我们可以勾连起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历史长河。“一东坡”的“一”，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所谓“一者，独也”，扬雄《方言》曾说：“一，蜀也，南楚谓之独。”郭璞注：“蜀，犹独耳。”蜀人，具体到今天的四川眉山，这是苏东坡的家乡，苏东坡的起点。
920年过去，苏东坡的独一无二，已经可以确认，他确实是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千古一人。无论与前面的屈原、陶渊明、李白相比，还是与当代的，比如我们面前照片展示的众多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相比，苏轼苏东坡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千年英雄，千古文人，千古风流，都可以作为这个“一东坡”的注脚。这就是“千古文人一东坡”的这个“一”的解题，在这七个字当中，尽管它笔画最少，但位置和意义都至关重要。
下面，再来看副标题——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什么是文化？我们当下的文化，最重要的，范围最广的，就是疫情文化，这是医学文化的一个范畴。研究古代文学，无论唐宋还是魏晋，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离不开背后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吃的粮食，这是经济基础，包括点点滴滴，身边的这些物体。我们研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虚拟的，抽象的，摸不到的，但是，在抽象的背后，支撑着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才有文明和文化。
文化有很多定义，义项广泛而复杂，在辞书里，百科全书里，可谓众说纷纭。简而言之，就是文治教化。具体而言，不外乎运用文字的能力，以及具有的书本知识。再提升一个层次，可以视为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其特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从抽象的文明，到具体的茶道、香道，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比如诗书画艺，苏东坡的诗文画三绝，堪称北宋文化的代表。
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馀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在下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想从六个方面做一个分享，加上最后的结语，一共是七个段落：
一、苏诗与北宋儒家文化
二、苏诗与北宋释道文化
三、苏诗与北宋书画文化
四、苏诗与北宋民俗文化
五、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六、苏诗与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
七、结语
一、苏诗与北宋儒家文化
陈才智：坐在我身边的王文先生，府上是湖北黄冈人，在宋代的时候，名字是黄州，现在叫黄冈。在去年疫情期间，那里曾经产生过新闻，还是头条。不过在宋代，上了头条新闻的是——某年某月某日苏轼就任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公元1079年那一年无可争议的头条。曾经风光一时的翰林院苏学士，在乌台诗案后死里逃生，从当时的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流放到长江边上的黄州，也就是王文先生的老家黄冈。
关于黄冈，现在除了黄冈小状元，最有名气的文化符号，可能就是苏东坡。苏轼号东坡，正是从黄冈开始的。之前是苏轼，字子瞻，为了向学习对象白居易致敬——这也是在黄冈这一人生最低谷，苏轼找到的精神支柱，于是，起了东坡这个名号。“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在黄州庄稼种好以后，苏轼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
主持人：东坡在黄州种庄稼，一方面是为了效仿白居易，是不是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穷？
陈才智：对，要吃饱了肚子才能有精力做直播，饿着肚子，没办法做好任何事情。
主持人：您刚才来吃饭了吗？
陈才智：吃饭了，最近是两顿饭；就像古人，过午不食。
主持人：东坡在黄州的时候生活非常窘迫。
陈才智：窘迫到什么地步？要把每个月的俸禄，那些铜钱，分成若干份，掉在房顶上，每天只取一串钱来用的，不能超额，超额了，下次就要饿着。在这样一个点上，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诗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肚子与精神，两者是什么关系？
主持人：月亮与六便士。
陈才智：对！生活和理想，缺一不可，毛姆笔下是这样，苏轼也是如此。苏轼的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儒释道。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而兼蓄释道。
主持人：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的马列一样？
陈才智：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更要无微不至。因为封建时代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宗法社会，在孔子时代之后奠定下来，儒家经典不仅被纳入教学考试体系，而且直接指导社会运转，比如唐代的《唐六典》，就是儒家文化制度的一个具体体现。具体到苏东坡的身上，在黄州谪居时，他注释《易经》和《论语》，以自己的解悟、体悟、证悟，来撰写《苏氏易传》，定稿为九卷。在海南，又完成注释《尚书》，撰写《苏氏书传》，定稿为二十卷，完成了父亲交给他的传递、传播、注释经典的任务，也使自己成为文人、官员和学者三位一体的文化通才。从黄冈写下第一笔，到海南最后成书，苏轼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体悟，正是他的诗歌向儒家文化致敬的重要背景和来源。
主持人：儒释道三家，是不是相当于三教合流？
《苏轼传》王永照 崔铭
陈才智：对，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唐代已经开始了。佛教在东汉，从天竺（印度）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六朝不断翻译，到隋唐五代不断消化，于是产生了完全本土化、东方化的佛教分支禅宗，用胡適（1891～1962）的话说，就是：“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缘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引庄入佛，杂交出禅宗，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大手笔，如果说，在唐代，禅宗还是披着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那么，至宋代，禅宗已经彻底本土化了。苏东坡自己有一个表述：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
儒释道三教，虽异源别派，而殊途同归。“孔老异门”，两位先哲不是在一个门儿里。“儒释分宫”，不在一个平台上：一个是抖音的，一个是视频号的。尽管不一样，但是苏东坡说，殊途同归。我们有一个概念，叫作苏海，我讲过“走进苏海”，意思是说，苏轼像大海一样，以苏海二字，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苏轼自己也提到“万人如海一身藏”，上面的“我见大海，有北南东”，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汇流到大海当中。“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所有思想的成分，养料来源不一，而融化则同，在苏东坡这里，在眉山苏轼这里，他有一个消化和容纳的能力。这是他对中国思想文化背景——儒释道三家的一个总体定性的认识，就是以这个为底色，但是不去有意摒弃其他，在三教之间，找到共同点。他跋苏辙《老子解》，充分肯定苏辙合三教为一的理路，并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也是此意。
主持人：也就是说苏东坡的思想核心还是儒家，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都要在现实生活中建功立业，想要做出一番事业，这是儒家的思想。但他同时也不排距佛家和道家的东西，甚至在苏东坡身上，儒释道的合流，他可以做一个代表或者典范，是这样吗？
陈才智：是这样，在这个典范的代表当中，儒家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但是不能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在中国的古人当中，有一个普遍出现的问题，就是贬谪。比如苏东坡、白居易，一个被贬黄州，一个被贬浔阳（今天的九江）。苏东坡是一贬再贬三贬，而白居易一贬之后就学乖了。无论怎样，当你身在仕途当中，肯定要运用儒家这套系统。退下来之后，佛教出世的观念、道家养生的观念，则形成很好的补充。
《斑斓志》 张炜 著
我们先来看：苏轼诗歌体现的儒家思想，不妨举个例子，他在自己的诗当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舍》），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亲自栽垦。不像现在有些担心菜品质量的人士，在郊外买块儿地，然后雇人去种；苏轼自己是有实际开垦经验的，而且发明改造过很多劳动工具，有些是标上了东坡牌，就像东坡巾、东坡肉、东坡肘子一样。对比一下白居易，他看到普通百姓很辛苦，只会在旁边，默默反思，反躬自省，不会亲自去下地，动手耕种。而东坡居士不是，因为是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不种地的话，就得饿死。所以，从“少年辛苦事犁耕”开始，苏轼始终未辍耕耘。
苏轼的少年时代，是从眉山走出来，眉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主持人：四川眉山，苏东坡的老家。
陈才智：对，从今天的成都，往南再开一个小时左右，在到达乐山大佛和峨嵋山之前，肯定要经过眉山。眉山这个地方，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在宋代的时候，文化气息浓厚而独特。附近最繁华的成都，当时叫益州。眼下疫情最热闹的是扬州。唐代是“扬一益二”，一线城市不是北上广，第一个是扬州，第二个是益州（今天的成都）。益州文化圈就包含着眉山，益州到眉山的距离，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非常近。苏轼当年就是从眉山走出来，随他父亲，沿着长江，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赶考。他所接受的农耕文化，是在眉山奠定的基础，这些在他的诗里，尤其是在最早结集的南行诗里，已有所体现，比如《夜泊牛口》《入峡》《黄牛庙》等。
再举两句诗作为例子，苏轼的《庆源宣义王丈……为老人光华》：
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苏轼曾经作过八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太守，又前后八次进京做过朝官，可是，在这里，他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我是谁？我就是一个认字的，能够识文断字的普通农夫。在黄州，苏轼的标志性打扮是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今天留下苏东坡很多的形象，有戴帽子的，扶着犁杖的，还有笠屐图，海南最多。海南当地人为了调侃他，说当年的苏翰林、苏学士到我们这儿，这么狼狈，他说，我就是农民，和大家是一样的，可见苏轼已经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了。
主持人：他的心态特别好。
陈才智：是的，儋州春梦婆的故事，就是例证。
主持人：您可以跟观众讲一讲。
陈才智：有一天，苏轼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经常跟皇帝一起，周围都是高官贵族，如今流落到海南儋州这样一个穷地方，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苏东坡听到这个问话，如同顿悟一般，连呼大好，此后就称她为“春梦婆”。
主持人：这是苏东坡被贬到海南的故事。
陈才智：对。儋州现在已经开发得比以前好多了。
主持人：儋州就在海南。
陈才智：对。“儋”这个字，原义之一，就是耳朵下垂，向刘备那样。《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郭璞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所以，儋州古称儋耳，苏轼《桄榔庵铭》就说：“东坡居士谪于儋耳。”除了儋州，我印象里，在地名上，好像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用过“儋”这个字，苏轼《峻灵王庙碑》也写道：“自徐闻渡海，历琼至儋，又西止昌化县。”这个字，字典当中，是和苏东坡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字，苏轼曾被称为儋耳翁，钱谦益《追和朽庵和尚乐归田园》之八就曾说：“和诗敢效儋耳翁”，指的就是苏轼。儋州距离海口大概两三个小时，现在尽管有环岛高铁，也有快速公路，但是依然比我们今天从北京到天津、从益州（成都）到眉山的距离要远一点。
主持人：在当时是一个蛮荒之地。
陈才智：非常蛮荒。“春梦婆”故事有多风雅，当时的儋州就多蛮荒。世事一场大梦，这是苏轼常用的表述，春梦婆的故事，则将其地方化、形象化了，很接地气，以致于人们以后就不说这个老婆婆的名姓，比如王婆婆、李婆婆了，就叫春梦婆，她俨然已成为苏轼的人生导师。可见苏轼和农民，和海南当地的农耕文化，联系非常紧密，而儒家思想基础就是农耕，吃饱了才能谈仁义礼智，因此，封建社会一直不鼓励商业经济，与苏轼同时代的王安石搞改革，搞变法，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希望把国家的财政都集中到国家，集中到中央。
主持人：类似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陈才智：对。苏东坡对此一直反对，站在王安石变法这一派的对立面。苏轼和王安石都主张改革，但是，不同于王安石的“理财”“富国”论，苏轼更倾向于“富民”“任人”的观点，他向宋仁宗皇帝提出的“安万民”的主张，核心就在于用儒家仁教礼义来教化万民。苏轼同情人民、关心国政、抨击时弊、干预时事之作，都是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的。
王安石变法这个事儿的曲折是非，姑且不论，只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有几个要点，其中之一是开明政治，不能一味盘剥百姓。再一个要点是尊主泽民。主就是皇上、圣上、天子，既尊重这样一个天子，同时也要爱护黎民。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君和民之间的和谐关系，避免张力和矛盾，希望在某个点上，尊主的同时，不忘爱民，这种思想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之一。既讲究中央意志，同时老百姓也要有休养生息，有自己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仁政爱民，忠肝义胆。苏诗中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执着品格，其赋性刚拙，议论不随，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楔而不舍，坚韧不拔，耿介正真，爱憎分明，坦率直爽，刚肠疾恶，坚守气节，坚持正义，绝不缄口随众，宁失其意不失其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诗中在在可见。苏东坡死后的谥号，是文忠公，证明除了文章之外，事功方面，他也得到了认可，忠就是对君主的认可，对政权的认可。
主持人：谥号就是对一个人死去的盖棺定论。
陈才智：是的，文忠公是官方对苏轼的盖棺定论，是宋孝宗在苏东坡去世后六十年所赠的谥号。官谥之外，还有一些是民间或学生搞的私谥。无论官私，谥号都是很重要的。在古代文化系统中，有姓，有名，有字，有号，这是成体系的。最近有一部再版书——吉常宏先生的《古人名字解诂》，原来是我们隔壁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古典文学文化研究的常用工具书），现在转到商务印书馆再版上市。这部书里面，也解释了苏东坡为什么字子瞻，轼与子瞻，名和字之间有什么联系，当然原始材料是苏洵《名二子说》里的解释。
以上我们分享的，是第一个问题——苏轼的诗歌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苏轼诗歌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再举个例子。苏轼在签判凤翔时说，“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签判杭州时说，“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出知杭州时，又无限感慨地总结道：“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什么意思呢？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仕途坎坷促进了诗人苏轼与人民更亲密更真切的接触。
如果多些人生阅历，我们就会发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诗人也是如此，好的诗人，生花妙笔写出来的，影响较大的诗歌，很多缘自穷苦，缘自寒饿，有时甚至是缘自奔逃和狼狈之境。无论是杜甫，还是李白。杜甫，大家可能多半没有疑问，那么李白呢？确实，李白有些诗，是顺境中，自然而然地喷出来的，但他的人生，也常有不如意，很多诗是喝不到酒，在逆境里写出来的，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的情形下挤压出来的。“秀句出寒饿”，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侧面。刚才我们讲，吃饱才能搞直播，文化建设需要经济做基础，但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还有一个“秀句出寒饿”。
主持人：那些好的诗句都是来自饿的穷困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吗？
陈才智：对，“诗穷而后工”，贾岛、孟郊，很多人没有真实的、刻骨的、上顿接不上下顿的体验，杜甫表达的“文章憎命达”，韩愈表达的“不平则鸣”，白居易表达的“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欧阳脩表达的“诗穷而后工”，和苏东坡诗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有异曲同工之处。吃饱的时候，儒家思想会有效地给你正面滋养，但如果吃不饱，就是“秀句出寒饿”。无论签判凤翔，或做黄州团练，还是做杭州知州，苏轼始终都牢记着苦难和文学的血肉联系。
主持人：杭州那一段应该算苏东坡人生当中非常幸福的时候。
陈才智：首仕杭州，杭州通判时的苏轼，还没有经历乌台诗案，那时还算一帆风顺。他是从祖国西南来到东南，中间经过开封。江南的杭州在那个时候非常富庶，从东晋以来长期的文化积淀，到唐代对江南文化的开发，尤其是经过中唐白居易等文人的宣传，又经历了产生并流行着词体的五代时期，江南的杭州已经成为文艺青年想往的打卡地。今天的浙东唐诗之路，杭州也是难以略过的重要一站。
以上我们分享了苏轼诗歌与儒家文化的几个侧面，也举了一些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个，比较有名的，选入课本的《荔枝叹》。
主持人：日啖荔枝三百颗，……
陈才智：不辞长作岭南人。对，苏东坡这首《食荔支》里的名句，可能是历史上关于荔枝最有影响的一个硬广告了，地点就是在今天的广东惠州。除了这句之外，苏东坡还有一篇《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前十六句，揭露汉唐官吏争献荔支、龙眼的丑事，站在人民的角度，愤慨地希望老天爷不再出产那些为害百姓的“尤物”；后八句，点名道姓，指斥本朝官吏争新买宠的时弊。从古而今，从荔支而茶，而牡丹，全诗真是百感交集，寄慨万端。背后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印记。荔枝是好吃，但是，因为劳民伤财，在唐代曾经间接地改变了历史进展，甚至成为导致大唐王朝灭亡的一颗稻草。
主持人：所以，杜牧有诗说，“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是讽刺反儒家的那种仁政观，您刚才说到儒家思想的几个要素，其中有一个就是开明政治。
陈才智：是的。杜牧的祖父是杜佑，杜佑跟白居易有过交集，他是编写过《通典》的，了不起的史学家，杜牧对荔枝的批判，也是诗人站在史学家角度写的咏史诗，无愧其史学世家的传统。苏东坡没有《通典》这样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也文史兼通，《荔枝叹》开篇“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垢兵火催”，还原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后面从荔支而茶而牡丹的感叹，可谓一气呵成。
主持人：“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垢兵火催”，就是讲晚唐朝时候兵连祸结的场景吗？
陈才智：不是。这两句诗描写的，是唐代传送荔枝的情形。《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盛唐时期，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于是，专门设立传送荔枝的官道。为什么能够这么快从南方，从广州、四川运到西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官道，五里一置、十里一堠，都是当时的驿站和官道。最后，诗人发表感慨，感叹汉唐向皇帝进贡荔枝的弊害，联系到当世向皇帝贡茶、贡花，同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主持人：给皇帝送荔枝。
陈才智：对，这都点出姓儿了，可见是有具体所指的。“前丁”是指丁谓，字谓之，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封晋国公。“后蔡”是指蔡襄，字君谟，仁宗初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精通茶事。进贡姚黄花的“洛阳相君”，是指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宋初以使相任洛阳留守。从荔枝又跳到茶、牡丹，你看，一切好的事物，美好的东西，一旦成为官家留意的对象，往往会走向反面，成为祸害。
主持人：这体现出苏轼儒家思想中爱民这一块。
陈才智：嗯，苏轼的爱民是真爱，真正能够跟黎民百姓做到无比亲切，所以，他说，我就是“识字耕田夫”。
主持人：苏东坡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卑田院乞儿就是指乞丐？“眼见得天下无一不好人”。我特别喜欢苏东坡这句话，在苏东坡看来，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什么人都可以交往，看《苏东坡传》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跟和尚、道士玩的来（陈才智：对，比如参寥），对于风尘女子也有同情心（陈才智：对，比如琴操），不管是被贬，还是升官到哪个地方当一方之主，都非常爱民。所以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杭州人民都是非常怀念他。
陈才智：确实，因为苏东坡两人任职杭州，有德于民，所以，《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杭州人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宋史》等正史，也采录了这一材料，作为苏轼任职杭州优异政绩的重要佐证。有的苏轼传还写道，离任之际，杭州百姓在路上拦住官道，哭喊着：苏太守、苏市长，能不能再留一任。在古时候，这是一个标准动作，白居易的时代，唐代的时候，也是如此。离任之际，还要立一个功德碑，做了哪些好人好事，立碑颂美，这都是一个标准化、程序化的规定动作，可能会有一些表演的成分。
主持人：但是对苏东坡而言，这个表演成分比较少吧？
陈才智：应该是的。这个细节，所谓苏东坡被杭州百姓挽留，在他弟弟苏辙给他写的墓志铭当中未见记载，但于情于理，毫无违碍。
主持人：还有一点，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关了一百多天，在下狱那段时间，两地的老百姓，他之前在杭州做官的，那边老百姓帮他焚香、祈祷，这种在史料里面也有记载。
陈才智：这一记载于情于理我也相信，可以推想，一是爱苏东坡的文采，再一个就是，喜爱苏东坡这个人的性格。
主持人：招人喜欢。
陈才智：是的，老少通吃，皇帝和卑田院乞儿通吃。现在已经没有卑田院这种机构了，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中国还有类似的机构，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基本衣食需求，国家有义务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这就是乞丐收容机构，这是文明社会很重要的慈善性机构。
主持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说爱民的文人、官、士大夫不少，但是像苏东坡这样，如果说爱民的话，他好像是俯下身的姿态来爱你，我来爱民如子。但苏东坡不是这样，苏东坡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好像我和你是平等的，我和你是平视的，我把你当做和我一样的人去尊重，是这样一种爱，这点特别了不起。而且他并不是刻意要这样。这跟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平视众生，把自己当做众生当中的普通一分子，用现在网络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身份。
陈才智：对，他不端架子，不是后天的不端架子，而是骨子里对人生有一种平等意识，无论对人对物都是如此，他有一个说法，就是：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寓意于物，指以物来寄寓感情，从中获得审美愉悦；留意于物，指以物来满足欲望，实现占有目的。天下的物可以寓意于其中，在其中寄予自己的情意，而不必要去拥有占有。《赤壁赋》里，他也曾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下好的东西非我所有，只要曾经拥有，不要一世占有。
所以苏轼对人民，对儒家体制，都有自己切身的体验和实践。我们可以用他去世时，他的弟子李廌的祭文加以盖棺定论，祭文中有这样两句，很像挽联，叫作：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一生忠义之心，千古英灵之气，“一”和“千”可以对仗，就像千古文人一东坡，“千”与“一”的对应，千里挑一。苏轼的66年生涯，从开始写诗，公元1059年，24岁开始，沿着长江三峡，随他父亲到汴京赶考，一路写下最初的诗歌作品，到他临终遗言写道的“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经历荣辱穷达，命运多外，几上几下，而“不以一身祸福，易以忧国之心”，真足以称得上“一生忠义之心，千古英灵之气”，可谓实践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主持人：这个我们人人都能背，包括陈老师刚才概括的东坡的人生态度，只要曾经拥有，不要自己占有，我们都能讲都能背，但其实要做到真的非常难。
《李太白诗仙卷》苏轼撰
二、苏诗与北宋释道文化
陈才智：知易行难。我们今天看这些道理，有点像心灵鸡汤，不像是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也有雅有俗，俗则三百千，雅则四书五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具体实践方面，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独善其身这一面，或者人生不如意时怎么办，这个市场，主要被释道文化占领了。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分享一下，苏轼诗歌与北宋释道文化的关系，主要谈谈诗与禅。
主持人：就是佛教和道教，特别是禅宗这块？
陈才智：对，禅宗。北宋时期，律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仍占有一定势力，但最有市场的，无疑是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的禅宗。禅宗之名称，始于唐代，又名佛心宗或心宗。禅宗盛行起来以后，其他宗派的影响逐渐式微，禅成为佛的别名，乃至同义语。
禅宗的根本精神，是超越，所谓空物我，同生死，等贵贱，一穷达，齐出处，泯主客，除是非，破对待，一切矛盾对立都在超越的对象之中。试想，中国士大夫多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以济世、救世、经世、拯世为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求以“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央集权、积贫积弱的北宋，尽管日常生活相对安闲优越，能真正实现上述理想者毕竟凤毛麟角。
即使天之骄子如苏轼，也难免在风云变幻的仕途官场中，坎坷沉浮，偃蹇多舛。而禅宗以静虑敛心、深潜内省的“思维修”之途，定慧结合，修悟结合，极力以持善心，专念以夺浮想，使修持者止息杂虑，反观自照，心无所念，念无所求，藉以排除烦恼，缓解苦痛，渲泄情感，稳定思绪，安顿心灵。其“不生憎爱，亦无取舍”、“安静闲恬，虚融淡泊”的思想，与老庄精神不谋而合，其手段之方便，又大大简化了到达彼岸乐土的手续。安闲的个人生活，使其有参禅的可能，忧患的社会现实，使其有参禅的需要。于是，禅悦之风遍被华土，成为宋代文化一大景观——苏轼说是“近岁学者，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子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司马光说是“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二程说是“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禅宗直觉观照、瞬间顿悟、活参妙解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北宋文化的各个领域。
对于东坡诗而言，北宋释道文化，尤其是庄禅精神，渗透在审美趣味、创作思维、语言运用、意象撷取、题材选择、意境营造上；渗透在其独具特色的旷放豪迈归于雅淡自然、清静幽远的艺术风格中；渗透在其机锋敏锐的议论、深邃透辟的思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种种翻案、妙喻和谐趣、奇趣中，可谓方方面面，无处不在。
主持人：可否举个例子。
陈才智：我们来看这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但凡苏轼诗选，这首诗极少会被漏选。这是苏轼最早的一首禅诗。诗写对命运无常和人生空漠的了悟。世间一切如雪泥鸿爪。虽然存在于某一时空下的踪迹，是真实而具体的，但是存在的本质，却是虚幻抽象的，不仅缥缈模糊，瞬间即逝，而且难以捉摸，不易把持；今日之踪迹尚历历在目，而前日之踪迹已茫然难寻，所谓“寄蟀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那么面对这永恒与短暂，无限与有限的矛盾，是行乐当及时呢？还是努力加餐饭呢？诗人虽刚入仕途，未经坎坷，只是因子由提及旧地重游，而有感于中，但却写出了对如何解决上述矛盾的探索。
主持人：有读者想问您，飞鸿踏雪和生死之间的关系。
陈才智：好。我们不妨站在王文诰的肩膀上，来往下分析。王文诰谓“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以注诗一般原则而论，固然不错，但苏轼熟于佛经，虽未必袭取佛典，不妨得之禅趣、禅意、禅机。要讲飞鸿踏雪，先要了解“空中鸟迹”与“水中月影”，这是佛经中用来譬喻空无虚幻、缥缈易逝的常见意象。如《华严经》：“诸佛觉悟法，性相皆寂灭。如鸟飞空中，足迹不可得。”“譬如鸟飞虚空，经百千年，所游行处不可度量，未游行处亦不可量。”《维摩诘经》：“维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像，如热时焰，如呼声响，如空中云，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坚，如电久住。……如空中鸟迹。”禅宗灯录中亦屡见不鲜，如天衣义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德山慧远禅师云：“雪霁长空，迥野飞鸿。段云片片，向西向东。”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禅堂》：“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洞如，鸟飞无遗迹。”也与苏轼此诗意境近似。
渑池怀旧中，与苏轼对话的老僧后来去世了，而真正跟苏轼可以对话的是参寥。参寥是苏轼以道相交的朋友，苏轼常称赞他的为人与文章，来看苏轼的《送参寥师》：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雪，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诗的中心意思就是“诗法不相妨”，诗人认为，参寥之所以“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这与视人生为苦为空的佛法教义在空静这一点上本不相妨。诗人作诗，应有空静心态，才能明察群动，“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而诗歌与书法的至高妙境，就是淡泊与至味。这是一个佛理的诗化表达，是诗禅合一的体现，跟刚才的“飞鸿踏雪泥”有得一比。
主持人：陈老师在这里引用苏东坡的诗为了要给大家讲解这样一句诗，特别能够让我们了解苏东坡诗当中的禅意，这句诗是这样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首诗叫《送参寥师》，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我们听陈老师为我们讲解这首诗，苏东坡诗当中的禅意。
陈才智：这里讲动与静、空与有的辩证关系，“静故了群动”，动和静是一个张力，“空”就是万法皆空，“空山不见人”那个空，也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空和空后面的实境，形成一个张力。在这十个字当中，苏东坡想表达的，是对佛教空的认识，如果想了解动，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行。这首诗，将诗情与佛法、艺术与禅悟有机缔和，相互融贯，化禅为艺，融艺入禅，深得诗禅之妙。前八句谓参寥学佛，百念灰冷，又何必追逐我辈俗人，把诗写得如此蔚然炳耀，清警秀美。以下取旨于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张旭草书笔骋不平，而高闲草书寄寓淡泊，但书迹能工，必禅心未定；禅之与艺，乃扞格不入，异趣殊途。但反其意，为翻案语以论之。最后，归结到“空静”的眼目之上，谓排除一切外界干扰，空心凝神，静默反观，联想方能驰骋，思维方能跨跃。这同庄禅所谓动以静括、空以实迹的精神是一致的。“阅世”一句，是说经历人世间风风雨雨，尝尽喜怒哀乐的万般情思之后，杂收广采，寂然澄观，才能悟得精神的最高境界。
主持人：这句诗对现代人特别有帮助，“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种禅意是说，我们现在好像每天都能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好像越来越背离真实的东西。
陈才智：这就是眼下信息爆炸的社会现象，尤其人到中年，交际网、朋友圈、每天的信息量都成倍数增长，确实可以达到老子讲的“不出户知天下”，但同时，我们这种空的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于是，红尘中的世人，格外向往充满禅意之静，充满诗意之静，希望在紧张的匆匆脚步中，找到一个驻足点，能够暂时慢一点，慢呼吸，慢品茶，慢生活。
主持人：在慢当中，在静和空当中，才能感受到本质。
陈才智：诗歌与书法，诗歌与人生，都需要我们静下来，慢下来，空下来，这是禅宗和诗歌的共性之一。在苏东坡的人生和诗歌这里，我们可以经常有所会心。
《苏东坡品古图》 作者 | 华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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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诗与北宋书画文化
陈才智：好，七个问题我们分享了两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讲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苏轼诗歌与北宋的书画文化。
主持人：暂时还没有读者提问，读者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在直播间留言，我们让陈老师现场解答。
陈才智：估计大家还在消化前面讲的内容。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人在观看陈老师讲座的直播。
陈才智：这个“万”，就是刚才讲的“空故纳万境”的“万”吧。
主持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首诗非常经典。
陈才智：前面谈儒家，还有儒释道，这些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底色，相当于我们经常搭乘的滚梯，儒释道就像滚梯一样，带着我们往前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能够吸收到的，对宇宙人世的一些基本概念，往往难以跳出这个乾坤。
不过，我们不妨先跳出抽象的文化思想，转向具体的文化样态，比如说书法，比如说绘画，比如说民俗，比如说酒、食、茶、香。文化既有抽象虚拟的一面，也有具体实在的一面。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刚才讲，识字是一个标志；还有一个是什么？能写诗、能做文章，这是在中文系；能书法，能绘画，这是在美院。您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主持人：大家鉴赏一下陈老师的书法。
陈才智：这算是硬笔书法吧。在唐代选官标准中，身、言、书、判。书法是第三位的，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第二外表。你能写一手好字，无疑会增加选中的几率。倒不是说，非得能够达到像苏东坡那个程度，成为一家之体；但至少可以拿得出手。作为一种文化修养，书法是一个当时文化人的基本要求。
苏东坡对书法既有实践，也有理论。他是优秀的书法实践者，自成一体，有所谓苏体字，位居北宋书法四家（苏、黄、米、蔡）之首，数量上也很可观，留下来的书法作品特别多，苏轼书法字典搜集到的，就比黄庭坚多得多。苏轼一生酷爱书法艺术，自道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者，莫过于此。其书艺，师法王羲之、李邕、颜真卿、杨凝式，追踪魏晋风度。早年圆劲放逸，清雅雄健，晚岁藏巧于拙，态浓意淡，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苏诗中有关书法之作，共30题33首，其中17首，是直接论书法的。在这些诗作中，苏轼表达了对书法文化的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石鼓歌》和《诅楚文》是苏诗最早有关书法之作，论及对书史中石鼓文、诅楚文两种书体的认识。《次韵子由论书》是对书法艺术的整体认识，结合着自己从实践中得到的切身体会，诗云：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橢。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谓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麽。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笥。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
苏轼用诗歌的形式，和弟弟苏辙来论书道，苏辙有《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诗，苏轼次其韵而作此诗。此诗作于嘉祐八年（1063），苏轼时任凤翔府签判，他说“吾虽不善书”，对书法实践很谦虚，他不知道自己的书法美名会和黄庭坚、米芾、蔡某某并列，但是对书法理论很谦虚，“晓书莫如我”，在实践上可能不如与他同时的米芾、蔡襄等，但是他对书道、书法文化有独特的见解。书法理论史、书法实践史，是两个不同的平台，两个不同的门儿。有些人会吃，但是他不会炒菜，有些人会评，但是他自己不写。苏东坡是既能写，同时又精通书法理论；他的书法理论，今天看来仍富有实践意义。
苏轼关于书法的精辟美学见解，包括学书贵在“通其意”，要抒情表意，掌握其艺术规律；书法艺术风格应多样化，对立的风格应该相互吸收补充、调节渗透，使“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书法体势要疏阔，笔墨收束时要精细。东坡推崇张芝、钟繇书法古朴自然，反对骄矜平俗，提出宁拙勿巧等。这些议论，已超越了论书法的范围，具有更普遍的哲理意味，启人心智。此诗多用散文句法和辞语，诗意灵活自如，表达充分；又多用诙谐笔墨，如将书法比作美人，加以嘲讽或赞美，形象生动，活泼有趣。其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麽”，“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都是论书至理名言。
我们再来看绘画。书法和绘画是一家的，兄弟关系，姊妹艺术。
主持人：苏东坡的书、画都是双绝。
陈才智：不是双绝，是三绝——诗、书、画三绝。我们讲这个三绝，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最早是指唐代诗人郑虔，他的诗书画并擅，所以《新唐书·郑虔传》说他“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在艺术史上，苏轼的三绝，则专指题画诗的诗书画一体，就是在一个平台上，自己写的诗，用自己的书法书写出来，题在自己或朋友的画上。等于你这个平台上，不仅会说，还会唱，还能舞，展现出的，是全方位的才艺。在这个才艺当中，题画诗可谓是三位一体。题画诗是指根据绘画的题材、内容、思想、格调等，有所感而创作的诗歌。或即兴，或酝酿，或自题，或他题，或题画内，或题画外。应该说，题画诗是诗歌与绘画两门艺术共同孕育出来的奇葩，受润着诗画艺术共同的滋养，是联系两门艺术关系的最佳纽带。
广义的题画诗，除题在画上的诗外，还包括可以脱开画面独立存在的咏画论画赞画诗，早期的“题画诗”大多属于此类。这类诗作，或评论绘画的艺术价值，或抒发审美观感，或借画抒怀寄寓家国身世之感，或分析画风而议论画理，或开拓画面而深化意境。
狭义的题画诗，专指画家在画幅完成之后、抒发画中意境所赋、题写在画幅上的诗作。这类作品以书法为媒介，把诗直接题写于画面上，诗与画相融合，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同时也便有了独特的艺术内涵。题诗于画，集诗、书、画为一体，是中国特有的文艺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在硕士论文中做了一个统计，在所有苏轼2700多首诗歌当中，从诗歌的总题，到题下面具体的首数，统计下来，苏轼题画诗共计102题157首。根据苏轼题画诗所题画科的实际情况，可以分为人物、山水、马牛畜兽、竹石花鸟虫鱼及其他五个类别。可以说当时北宋绘画的几大门类都有所涉及。
主持人：苏东坡都有画过？
陈才智：不是画过，他是题画，在这些绘画上，题上自己对这个画的感受，比如《惠崇春江晚景》（也有作晓景）。这个画拿来了，不能像我这样，还得准备三天，第一个提纲，第二个是全文。他是当场就题，就像启功先生，要有当场落笔的急智，急中生智。
主持人：这是一种非常敏锐的艺术的洞察力。
陈才智：这种修养，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达到。
主持人：常人可以学会吗？
陈才智：我看不容易，现在书法家很多，画家更多，但是能够在现场作题画诗的，恐怕并不多见。苏轼工诗擅画，联想开阔，思维敏捷，请他品画赏画题画者经常络绎不绝，而苏轼对过目之画，无论今古，也是有感必发。他的题画诗，或借题发挥，联系时事；或咏画寓意，寄情感慨；或着眼于画迹，重在再现画中景物；或落脚在画艺，重在阐发观画所悟画理；或由图联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或因画思辩，品谈艺理，得其意思所在。内容不同，运用的方法也因之各异，随物赋形。而核心就是抓住所题画作的特点，根据其风格、意境、内容、技法等的不同，施以不同的写法，从不同的角度传达画意、画境和作者观画所感。如《惠崇春江晓景》是写意诗，旨在悟画，故重在联想；《韩幹马十四匹》是释画诗，旨在阐画，故重在说明；《王维吴道子画》是析画诗，旨在评画，故重在比较。无论以何种写法表达何种内容，苏轼的题画诗都能诗中有画而不拈于画，诗传画意而不囿于画；诗情画意相得益彰，诗兴画境各臻其致。
主持人：能够把诗、书、画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少见的。
陈才智：前面有杜甫，但是很可惜是，他这个诗书画不是三绝，我们知道他的诗是题画的，内容是某某某画家做的某某某画，诗歌题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杜甫本人的书法作品了。会不会有朝一日从地下挖出来一个？今后不好说，至少目前没看到。而苏东坡的书法真迹，有幸流传至今的还不少，而他的题画诗，我打一个比方，可以说，苏轼的题画诗这朵花中之王，正如哥德巴赫猜想之于数学王国一样，是北宋题画诗这顶皇冠上最夺目的珍珠。苏轼的题画诗，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诗画分离的状况，而且使诗画本一律、异迹而同趣，诗画本一道、异体而同貌的艺术真髓得到了充分体现。
主持人：陈老师，我们插播一下读者的提问。有一位读者想请您着重讲一讲东坡在黄州的故事，他是怎么种地的，怎么生活的。
陈才智：东坡在黄州怎么生活，可能我身边的王文先生更有发言权。黄州，据说今天市面上还有东坡肉。东坡肉的诞生地，好几家都在争，有人认为在黄州，也有人认为在杭州。今天的眉州东坡酒楼，在我们脚下的北京也有分店。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开发出来的饮食，很多都充满诗意，后面我们还要讲他在民俗文化当中对饮食、茶道、香道的贡献。这里就黄州这个点来说，苏东坡可讲的太多了，我们可以专门作一讲，名字就叫苏轼在黄州。
主持人：这个东坡肉，您觉得是在黄州？
陈才智：去年深圳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这个节目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苏轼与饮食，其中就谈到这个问题。
主持人：也是他艺术的爆发期，他的《赤壁赋》就是作于黄州。
陈才智：《赤壁》二赋，《念奴娇·大江东去》这些词。
主持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是在黄州这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写出来的。
陈才智：对。在这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可谓穷而后工。在这个地方没事可干，没有直播要去做；每天面对的，除了江，就是月；相伴的，有几个和尚，还有几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还有他的妻子，人生至此，夫复何言？尽管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所以，黄州值得我们单独开一讲。
我们谈完了儒释道，谈完了书法、绘画，都是匆匆而过，我们的游览，只能是速览，人生苦短，时间有限。
主持人：现在已经五六万人在线。
陈才智：好，喜爱苏东坡的朋友，希望能够踩在我的肩膀上，通过这个桥梁，去了解真正的苏东坡。
苏轼 《寒食帖》
四、苏诗与北宋民俗文化
陈才智：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苏轼的诗歌与北宋的民俗文化，首先，不可不提“风雅”二字。唐代，叫做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而宋代，可以叫做讲究风雅的时代，最近看到一本书，叫做《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如何风雅？邓小南老师等宋代历史专家，从十个侧面谈论、议论、评价了宋代的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风雅的反面就是通俗，白居易是通俗的代表，在通俗这一点上，苏东坡完美继承了他学习的对象白乐天。尽管苏诗在风格上号召高雅之致，但在内容上，其丰富的风土民情描写，却不愧是北宋民俗文化的一面镜子、一扇窗户；其生动形象，是绘画如《清明上河图》、笔记如《东京梦华录》所无法替代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极为重视各地之风土人情。《荆州十首》写出荆州的形势、历史、特产、风土、习俗，如“游人多问卜，伧叟尽携龟”，尚可想见楚人巫风之遗存。《画鱼歌》：“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写出三吴水乡冬天捕鱼的特色。《於潜女》“青裙缟袂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𧤺沙鬓发丝穿柠，蓬沓障前走风雨”，可以见出浙江於潜劳动妇女古色古香、迥异于北方的服饰打扮。另一首诗注中也提到：“於潜妇女皆插大银栉，长尺许，谓之蓬沓。”在诸多民俗描写中，有关四川和海南风俗的描写最为精采。
这些都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现在还有具体的，像地方民俗学、饮食民俗学等等。举茶饮为例。苏轼爱饮茶，饮茶是他日常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从他的茶诗里，可以窥见他是个怎样的人。苏轼在儋州时写过一首《汲江煎茶》，描写他从取水、煎茶、饮茶到听更的整个过程。“自临钓石取深清”一句，充满生活情趣，煮茶要用活水，他自己就提个水桶去了江边取水。而“雪乳已翻煎处脚”，水煮开了，雪白的茶乳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漂了上来。懂品茶的人都知道，好茶沏了呈白色。这里翻“雪乳”，说明苏轼沏的是好茶。最后一句‘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喝下自己煮的茶，道尽人生苍凉。当时苏轼被赶到距离儋州城外很远的桄榔庵，他说“坐听长短更”，这么远的距离，他其实听不到城里打更的声音，但是这个“听”，表达出了当时他内心的愿望，这是一种对未来有期许的表现。果然不久后，他“听”到朝廷下诏许他北归的消息。所以，看似苏轼在写一首与茶有关的诗，其实把他当时谪居海南的心情，以委婉细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南宋的杨万里读后，评价说“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茶道是闲暇之趣，更是良师益友。从苏轼的茶诗中，可感受到煮茶如做人。茶应该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人自然也应该不温不火，不急不徐，进取而不保守；积极而不躁急。
再举香道文化为例。香道是在茶道之后，近年开始流行的。苏轼不仅用香品香，还制香合香，是香界少有的通才。如同对待书画一样，苏轼将香道视为滋养性灵之桥，不只享受香之芬芳，更以香正心养神；不仅将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
江山如有待，北宋时以蛮荒著称的海南岛，在孕就其特产沉香的同时，也成就了具有沉香性格——皮朽而心香、历难而不屈的一代坡仙苏轼。“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在一代坡仙身上，诗艺、香道以苦难及其超越为媒，结出芬芳绚烂的艺术之花，可谓闻思所及共香焄。藉由其咏香诗文的书写，苏轼与海南结下不解的香之缘，由此，将传统香道提升到立身修性、明德悟道的高度，同时将禅风引入品香和香席活动中，以咏香参禅论道，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国香道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五、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陈才智：苏东坡诗歌与儒家的思想、书法的思想、绘画的文化，以及民俗文化，最后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提升，一个是苏海的概念，一个是“千古文人一东坡”的认知。在千年英雄、千古风流、千古文人当中，指出东坡的唯一性特征，他对文化的吸收、消化，形成自己的东坡风、东坡牌、东坡样、东坡体。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苏海，还有“千古文人一东坡”。我想把这个“一”分成二，也就是两个精神，一个是议论的精神，一个是淡雅的精神，来归纳和概括苏轼诗歌对北宋文化的接受和吸收。
我们先来谈议论精神。欧阳脩《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宋史》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宋史纪事本末》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有七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闳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而其议论的题材内容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无论大小广狭，雅俗远近，皆取之于心，注之于手，似风行水上，自成其文，滔滔汩汩，无往不适。
主持人：这种形式更多的是体现理趣的东西，是一种思考。
陈才智：对，理趣和思考，不只是在宋人地语录体里，经传注释里，有时也膨胀到诗歌里，所谓以禅入诗、以理入诗，有的甚至直接在诗当中讲禅理，讲自己对人生的感慨。中国有一个抒情的传统，这是海外传过来的，董乃斌先生提出中国文学也有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是相行不悖、互相补充的。在这两个传统之外，我认为，中国文学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议论的传统，在苏轼诗歌中的体现，不仅是以诗歌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还有很多融合的样态，我这里划分了几种类别：
第一种，是与形象结合。议论不能上来就议论，就像有一个暖场诗一样。比如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庐山的形象来展开议论。《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西湖的形象来展开议论。有时候则是循事理结合形象而议论，并由此及彼，联类相生。比如前面提到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第二种，是与情感结合。比如前面提到的《荔支叹》，结尾带情议论，用议论以抒情，重在抒情，以理相辅。也有用议论直接说理，但带情韵而行。如《和蔡淮郎中见邀西湖三首》之二：“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
第三种，是与叙事结合。
主持人：从叙事转到议论？
陈才智：对，比如《於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还有《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此外，还有的，是寓理而不道破，留给读者以思悟的空间。如《题沈君琴》：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写二物相资为用之意。虽借用佛典，但信口吟诵，不露痕迹。两句反诘，妙旨解颐，耐人寻味；无甚空洞说教，也没有玄而又玄、似是而非之论。如果琴之有声在于琴，为何置之匣中则无音？如果琴之有声在于指，怎令音声无琴发于斯？乃知弦指和合，方有音色悠扬之琴声。而世间万物，亦如琴与指，彼此有因有缘，相互依恃。那“琴”分明就是外在的世界，那“指”不啻我们自己，二者因缘和合，相资为用，才能奏出悦耳悦心的乐曲。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将朴素的辨证思想，写得天真活泼，机趣横生。平凡中孕育着深刻，由两句问语淡淡道出，不知诗人是否亦有一番斟酌、思量和锤炼？
六、苏诗与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
主持人：还有一个淡雅精神？
陈才智：最后，来看议论精神之外的淡雅精神。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都与苏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种北宋文化突出的精神，予以苏轼诗歌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又通过苏轼诗歌加以具体的体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议论精神的影响更偏于内容，淡雅精神的影响更偏于风格。宋代的风雅美学的诗的侧面，值得单列。雅有两种，一种就是纯的雅、高的雅；还有一种雅，是平淡之雅。有些雅你是上不去的，XO的那种雅，我们是二锅头的雅，是以俗为雅的雅。
主持人：陈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宋代的以俗为雅，他比作是二锅头的雅。
陈才智：和XO的以雅为雅是不一样的。雅俗之争，浓淡之辨，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史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在一定历史时期，祟雅还是趋俗，喜浓还是尚淡，集中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
宋人在不绝然放弃对事功理想追求的同时，将人生意义的重心，更多地偏转到个体生命和内在心灵的自适自足上。在感时伤怀、忧国忧民之际，将人生的空漠之感、个体的身世之忧、家国的兴亡之思，消解为知性的体悟；尝试超越执著，抑止悲欢，进退由时，出处从容。这是一种内求的、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和内求的精神，使宋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趋向高雅之志、淡泊之风。他们在诗、书、画等各种文化领域里，平和谈泊地寄托自己的高情雅志，丰富着扩展着内在心灵世界，平衡着冲淡着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矛盾造成的身心分裂。
就诗歌而言，在北宋初期，淡雅精神的追求和实现，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先受胎于对晚唐五代非雅非淡颓靡诗风的反拨，继则是为了矫正白体诗人中只淡不雅、浅俗庸陋的偏颇，再则是意在纠正西崑派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等只雅不淡的倒行逆施。经过这样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到了苏东坡的老师欧阳脩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的时候，晚唐五代诗风的流弊和西崑派的颓风已大有改观。
主持人：苏东坡的座师是欧阳修？
陈才智：没错。
主持人：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欧阳修是主考官？
陈才智：对。欧阳脩充分利用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演奏出一曲向平淡诗风前进的交响乐。在儒学复兴之初，欧阳脩、梅尧臣等人倡古淡之风，有效制止了崑体浮靡诗风的蔓延，对宋学的开创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因为过于偏重功利性目的，“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熹《清邃阁论诗》）钱锺书说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也就说太拙太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矫正这一矫枉过正之失，淡而不涩，平而不拙，使之有味有劲的任务，就摆在北宋中期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面前。王安石是一个过渡，他一方面将功利性的诗学观推至极端，另一方面，又对平易提出很深刻的见解：“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其诗风早年直率刻露，晚年寓悲壮于闲淡，是宋诗淡雅之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到了苏轼，北宋诗歌趋雅崇淡思潮的交响曲，奏出高潮乐章。苏诗真正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的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俗之间、绚烂与平淡之间、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但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苏轼校正了只平淡不高雅，比如白居易；同时也校正了只高雅不平淡，比如李商隐。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是白居易的一个反的方向，如果说白居易有多通俗的话，李商隐就有多高雅，《无题》诗写的，那叫一个高雅，高雅得很多让人看不懂——只恨无人做郑笺。
主持人：李商隐这个没法注释。
陈才智：李商隐是一种朦胧的高雅；李商隐的雅，和梅尧臣追求的雅还不太一样，就像白体诗的拥趸王禹偁，与白居易的通俗平淡也是不太一样。这个淡雅，二者缺一不可。而苏轼之前，要么就是雅而不淡，要么就是淡而不雅；又雅又淡，是到了苏东坡这里。
我们举他自己的言论做例证，苏东坡说：
诗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凡文字，少小时须今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
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槁，亦何足道。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褚河南（遂良）书，清远萧散。……（张旭）《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纬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普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
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出，淡雅精神的追求，贯穿在苏轼对诗文书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认识上。在诗歌方面，有学者注意到，苏轼诗风中雄放的本色与平淡的追求之间存在差距。其实，苏轼对淡雅精神的理解，与欧阳脩、梅尧臣等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将诸如绚烂与平淡，通俗与古雅、旷达与萧散、雄放与清远这几组美学范畴，看作是截然相对或判然相隔，他不像梅尧臣，只顾追求平淡古雅，而是主张在不断成熟完美的诗歌艺术实践中，以俗为雅，由绚烂归于平淡，最终达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并体现于所谓“高风绝尘”、“萧散简远”那样自然朴素的浑融诗境之中。所以，尽管苏诗中不乏雄放豪迈之作，但综合来看，那些雄放豪迈归于平淡清远之作，更能代表苏轼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艺术追求。
除了诗歌风格和前述议论化方法的运用之外，苏诗对淡雅精神的追求还体现在诗歌语言上。避俗趋雅自不必说，以俗为雅、化俗为难，则苏诗堪称擅场。举个例子，诗的题目叫《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俗谓睡为黑甜”，他这个觉睡得香甜，不是说白甜，在那个时候叫黑甜。
主持人：睡的好为什么叫黑甜？
陈才智：天黑了才能睡好觉。这是北宋时期，当地的俗词俚语，被苏轼创造性地融入自己的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
主持人：软饱是什么意思？
陈才智：苏轼自注云：“浙人谓饮酒为软饱”，软的东西，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口感。软饱和黑甜，这在当时，是非常通俗的话。诗，毕竟跟散文，尤其是大白话、平时的口语不一样，是一个书面的、精华的提炼。说话是日常，就像吃大米饭，这是散文化的日常，而诗歌，就像从米中提炼出来的酒。所以，把黑甜、软饱这样的词用到诗里，这就是当时的语言，地方方言，通俗语言，需要化俗为雅。浙江人在那个地方，吃到这个菜、喝到这个酒的时候，专门拿这个词汇来代替。
主持人：不知道观众里面有没有浙江的朋友，这里讲到浙江人。
陈才智：不仅有地点，还得有时间，这是宋代的浙江人。这个浙，不知道是具体到浙东，还是浙西。至少在苏东坡的诗中，他是直接把地方话、地方方言，放到自己的《发广州》的诗里，这是他化俗为雅的高超之处。
七、结语
陈才智：我们做一个总结，然后留点儿时间，请大家提问。
千古文人一东坡，这个“一”，一在哪里？为什么他能成为一。提到东坡，就是苏子瞻，就是苏东坡，惟一不二的“一”。这个“一”，和千古文人的“千”形成对仗。我们谈的副标题是诗歌与文化，诗歌是主题，书画是业馀爱好。诗歌背后，有一个来处，就是文化。文化是诗歌的妈妈，是诗歌的土壤，在这个土壤之上，开出诗歌的花朵。所以，我们的结语，要在诗歌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做一个总结。
我认为，诗歌是文化之一端，受到文化其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特定时代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亦然，苏诗既受到北宋文化广泛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北宋文化的光辉。当然，反映或影响间的因果，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具体情况而定。
苏轼的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就像土壤和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父母的、师长的、家庭的，这是我们的生根的土壤，就像诗歌和文化的关系，这是因和果的，是水洒在地上，如果这个水很大，这个文化就会很蓬勃。
像北宋文化的历史地位，在陈寅恪、邓广铭的论断当中，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点，科技、人文、书法、绘画，文化的方方面面，已经达到最高峰。可想而知，如果这个水特别大，这个土壤所生发出来的北宋的苏东坡的这个点，就会更加的茁壮，这是文化对诗歌正面的影响。
反过来说，苏东坡从眉山走出来，一路黄州、惠州、儋州，最后葬在今天的郏县，如果他个人的能力、锋芒比较突出的话，也会对北宋文化产生一个反作用。
作用与反作用，有些是明显的，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含蓄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尤其是需要通过像苏东坡这样的著名作家，千古文人一东坡的作家，加以消化、沉淀，中介、过滤，用自己的才情再吐露出来，这种影响和被影响，就是一种有机的心灵的勾通。
无论具体的情形如何，我认为可以用“一”字来概括，这是对比而来的，和陈师道、陆游等其他宋代文人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作家能像苏轼那样，在诗歌中与其时代文化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故曰：千古文人一东坡。通过苏轼诗歌的这一窗口，我们甚至可以将北宋文化的繁荣尽收眼底。在中国文化中，北宋文化是最灿烂的；在北宋文化中，苏轼诗歌在诗歌这一文化形态中是最夺目的。权以一联收束，联曰：
诗称宋冠、词开苏辛、文追韩柳、书首四家、画擅三绝，问神州千载才人，谁堪伯仲？
扶风喜雨、西子长堤、赤壁两赋、惠州浮桥、儋耳投荒，行逐客万里宦迹，我怀先生！
主持人：这个结尾非常精彩，今天社科院的陈翰林，向920年前的苏翰林致敬，以这种讲座的形式向920年前的苏翰林致敬，真的是非常有趣、有意义。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讲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喜欢苏东坡的艺术成就，但更多读者喜欢苏东坡的人生境界，有读者问苏东坡这样一种人生境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我们怎么向他学习到这样的人生态度？
陈才智：这个问题，我可能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实践来回答，因为这不是个说的事儿，这是个需要做的事儿。书法、艺术和人生，我们讲，有人剑合一的境界。怎么说呢？就是志业、事业和功业区分。有些人是把职业当做一个外在的存在，比如练剑，练完剑之后，该喝酒喝酒，我的人生和我的练剑之间，没有任何连接。但是，苏东坡不一样，他的书法、绘画、诗歌，和他的人生，都是绑在一起的。我们讲，他有苏体的字、苏体的词、苏体的诗，和他人生的起起落落，创作那个作品的时间点，大都可以进行断代、编年、系地，这种境界，是我们难以企及的。就像另外一位翰林，钱默存先生，他说，真正的大师，没办法给他划分一二三四，他已把自己的学问，融到自己身体每个毛孔当中，一言一举、一谈一吐，都是他对人生，对世界，对理想的某种外化，就像孙悟空的那些毫毛一样。世上有两种气功师，一种是类似于做瑜伽，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和指定的人，做指定的动作。但还有一种，是大师级的气功师，平时走路、直播、吃饭、谈话，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他功法的一部分，这种境界可能是不太容易达到的。
至于苏东坡对于今天的意义，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古今永远都是相对的。只是苏东坡这个古，对今来说，实在太特别了；这是经过比较之后、鉴别之后，经过苏轼研究学者、专家以及后代的爱好者，比较之后，权衡之后得出来的。他是只在某一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他是在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哪怕你到眉山东坡酒楼吃顿饭，到眉山茶楼喝碗茶，他那些过往的故事、段子，好像都和今天发生着无缝的链接；不光是学者可以在课堂上去讲，苏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的分享，可能也不必在今天就画上句号。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所以答案也只能是开放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回答，给我们很多启发，苏东坡这种精神和现在的联系是无处不在的，他的生活态度，艺术追求，他的诗文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滋养，对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启示。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对所有人平视的态度，第二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这种洒脱。
陈才智：“一蓑烟雨”若能转为“清风徐来”，我们就会距离“千古文人一东坡”更近一些了，希望我们的网友都可以体会到那种将“一蓑烟雨”走成“清风徐来”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