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是复古，也需要创新！

《礼记·大学》有这样一句：“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公元前1600多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铭刻在他的沐浴用具上的。商汤希望每次沐浴时看到这句话都能提醒自己反省，不断使自己得到更新。当然，沐浴本身就有洗去污垢、让自己焕然一新的作用。所以商汤把这句话铭刻在沐浴用具上，铭文所意含的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这句话流传至今已有3000多年了，可谓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这句铭文寄托着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承创新、自我迭代的精神动力。

中国古代有一种观点认为，上天的旨意、命令主宰着社会的治乱和人的命运。这种认识被称为“天命论”。春秋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郑国的子产论述的却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观点。人们逐渐认识到“天道”与“人道”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超验的天和神现在反倒要依赖人，到人这里来寻找决策的依据。这场从“天上”到人间的观念上的转变奠定了中华文明从重神性到重理性和重人文的传承与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社会大变革。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这就是士。“士”阶层的出现，私学的兴盛，产生了诸子百家。梁启超形容诸子百家争鸣为“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百家争鸣是一场跨世纪哲学大辩论、大争鸣，儒墨道法等思想家纵横捭阖、机锋迭起，展现出无穷的思想魅力，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传承、创新、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对这种剧变，亟须进行教育改革，延续千年的科举制随之废除，文史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形而上学、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阶级等新术语等被大量应用于分析和理解传统文化。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中的发展，是又一次学术思想的大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悄然变热。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只有通过“两创”才能使传统文化担当起对当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进行指导的重任。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列在其他发展理念之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是复古，也需要创新。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需求，传统文化要影响和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它自身也需要进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改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一致的。文化的现代转换与人的思维和观念的转化是相互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审辩思维”、提升逻辑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中庸》就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审”“辨”的含义已经寓于《中庸》这段文字中了。审辩思维表现在认知和人格两个方面，突出特点是凭证据讲话、合乎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善于提出问题、对自身的反省、对不同见解的包容、对一个命题适用范围的认识、果断决策并承担责任。我们的传统文化以道德文化见长。传统道德主要以情感作为道德的根基，其优势是能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意愿，理性中的观念则难以引起人的行为。传统思想体系性不强，鉴此，需要重视当代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动范式转型，使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成为知识的体系。

传承和创新基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世界在塑造着未来的中国，中国同样在塑造着未来的世界。文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塑造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促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品格，从而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