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中，《金瓶梅》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承先启后作用。
它从《水浒传》中截出一段情节，然后生发开去，创作出一部煌煌巨著来。
如此借用前朝小说的若干情节，而创作出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新作，前此还少见有。同时，它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说史上最享盛誉的《红楼梦》接受《金瓶梅》的影响，前人多已指出，如脂砚斋《红楼梦》十三回批语中即说是书“深得《金瓶》壶奥”；
诸联在《红楼评梦》中也指出其书“脱胎于《金瓶梅》”；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亦云“《红楼梦》是暗《金瓶梅》”；张其信在《红楼梦偶评》中同样认为“此书从《金瓶梅》脱胎”。
近人曼殊在《小说丛话》中对这种见解，也加以肯定，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
”当代论述《金瓶》启迪《红楼》，《红楼》承袭《金瓶》的论者更不乏见。对此，本文不拟再予论述。
《金瓶梅》还对略早于《红楼梦》的《儒林外史》和《歧路灯》产生很大影响。
它对《儒林外史》的影响，前人也曾注意及之，如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即指出是书“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
自然，闲斋老人是否即吴敬梓本人，言人人殊，姑不具论。但是敬梓自幼即喜“穿穴文史窥秘函”，“从兹便堕绮语障”（金榘《次半园韵为敏轩三十初度同仲弟两铭作》，《泰然斋集》卷二)，《金瓶梅》这样的“秘函”、“绮语”，吴敬梓是不会不去“窥”读的。
特别是吴敬梓与评点过《金瓶梅》的张竹坡有“世交”，他的族曾祖吴国缙与张竹坡之父张（左志右羽）为文友，据《铜山县志·张（左志右羽）传》：
“张（左志右羽），字季超……暇则肆力芸编，约文会友，一时名流毕集，中州侯方域朝宗，北谯吴玉林国缙，皆间关入社，有《同声集》行世。湖上李笠翁渔，……常与（左志右羽）流览于山水间。”而李渔与《金瓶梅》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张竹坡据以批评的《第一奇书》诸多刻本，均署“李笠翁先生著”。
可见吴敬梓先人的交游中颇有与这部“奇书”有各种不同关系的人在。这样的家庭“传统”也必影响及后人。
《儒林外史》
自然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自幼耳濡目染渐次受到薰陶，在他从事创作时，笔下自然流露出这种潜在影响。
后人在批评《儒林外史》时亦曾指出此点，说“《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后》、《金瓶梅》范围”（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天目山樵识语）。
至于《金瓶梅》对《歧路灯》的影响也是显然可见的。尽管李海观在自序《歧路灯》时如同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那样，
也曾指斥《金瓶梅》为诲淫之作，尽管李海观在书中自称“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五十八回），但这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伎俩，序文所云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
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子无知而脧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
正透露了李海观也曾研究过这部“诲淫之书”。
而深入研读一下《歧路灯》，不难发现它取法于《金瓶梅》之处实多，甚至《金瓶梅》中污秽语，亦在《歧路灯》人物夏鼎口中出现（九十六回）。
可见《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都曾产生很大影响，兹一并予以研论。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一
在我国小说史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向来被并称为“四大奇书”。
在这四部长篇小说中，《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均是历史小说，《西游记》则是神魔小说，唯独《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世态人情的“世情书”（鲁讯《中国小说史略》），而且是反映了这部小说产生时代的“世情”之作，是创作者直面现实，对自己生活着的社会作同步反映的长篇白话小说。
尽管它以《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情节生发开去、衍化而来，然而却实实在在是反映了《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明季嘉（靖）万（历）朝的现实。
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一文中即云：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间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左马右会）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小草窗文集》卷二十四）
细读全书，确是一部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指斥时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的创作。
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隆万年间的社会现实：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官僚豪夺，奸商巧取，世风颓丧，人情浅薄，兽欲横流，伦理败坏，妇女不幸，平民遭殃，无异是一幅明季后期的社会世俗风情长卷。
正如《满文译本金瓶梅卷首》所云：书中“自寻常之夫妻、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卜卦、方士、乐工、优人、妓女、杂戏、商贾，以及水陆杂物、衣用器具、嬉戏之言、俚曲，无不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如跃眼前”。
通过这些人物活动，让读者看到“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奸情，贪赃豪取，恃强欺凌，构陷诈骗，设计妄杀，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的明代现实。
当然，《金瓶梅》的创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写道：“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云云，说明这一故事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发生的事，
在一百回中又有“徽宗、钦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云云，表示这一故事结束于宋高宗建炎年间。
然而这是稗官家的伎俩，不足为信。昭梿在《啸亭续录》中曾指责其书叙述宋代官制之谬误，有云：
“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金正史。”
这一指责无疑是正确的，小说中涉及的“六部尚书”、“三边总督”等等均为“大明制度”。
然而，从这一摘误中正反映出这一讯息：《金瓶梅》的作者何尝是在叙写宋代社会，倒确确实实是在反映明代现实，即作者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明季后期社会。
如果说，其中还存留一些宋代职官，那也只是由于借用以反映宋事的《水浒》一段情节而沿袭下来的残余痕迹而已。
有的学者根据《金瓶梅》中涉及的有关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盛衰情况，乃至有关皇庄、皇木以及女番子等等情况予以考证，确认小说所反映的情景应为明季晚期社会。
即如《金瓶梅》明写宋事的一些细节，如深入考察，仍然以明事为素材，只不过套在宋人身上而已，如二十七回西门庆送蔡京的寿礼中有一包“四阳捧寿的银人”，
其实是从明事严嵩所立的一座“水晶嵌宝厢银美人”化来，如将西门庆贿赂蔡京的各色礼品，与《天水冰山录》中所录抄没严嵩家产的清单细加对照，就会发现二者类同之处颇多。
凡此，均足以说明《金瓶梅》的创作者在作品中确实是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着的现实社会的，是对自己时代作了同步的反映的。
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同步反映，在短篇小说中由来已久，唐传奇、宋人话本、明人拟话本中就不乏这类作品，凌濛初更倡言要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的现实生活中选择创作题材。
但在长篇小说中，首先作如此同步反映的则为《金瓶梅》。
《金瓶梅》这种直面人生、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儒林外史》虽然在“楔子”一回中借元末“名流”王冕来“隐括全文”、“敷陈大义”，“幽榜”一回中说神宗皇帝下诏旌贤，尚书刘进贤“奉旨承祭”，（正文开始为成化末年，结束于万历二十三年）似乎反映的是明代社会，但作者所描写的其实为他自己时代（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生活。
如同《金瓶梅》写明事而有宋代职官一样，《儒林外史》写明事而有清代职官，也同样有人拘泥于此等细末之处而予以指擿，如张文虎对小说中人物向鼎“升了福建汀漳道”一事，就加以批评，说：
“明时布政司有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按察司有副使、佥事，皆即今之道员。既托名明官，不当径称今制，此亦疏忽之过。”（《儒林外史评》二十六回）
这其实是将小说当作史籍来要求，自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平步青就曾公允地指出：
“按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西游记》演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
《红楼梦》演国（清）朝事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小栖霞说稗》，《霞外攟屑》卷九)
《儒林外史》中出现一些明代职官实不能说明其书所写为明事。
吴敬梓族兄吴檠“女孙”之子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就说：
“是书则先生嬉笑怒骂之文也。盖先生遂志不仕，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阐之权，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焉发之，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
可知该书所叙乃作者“所阅”，之“世事”。
此言的是，只要考察小说书中出现的人和事，大都有踪迹可寻，前人多有考证。
（清）《小栖霞说稗》
当然，人物原型并不就是艺术典型，吴敬梓毕竟是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他从现实生活中猎取的原型，经过剪裁，重新熔铸成为艺术形象了。
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中说其书“颇涉大江南北风俗故事，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渺之谈；所指之人，盖都可得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就极为辩证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小说中人物确是当时社会所实有的，但又与真实人物有所不同。
金和跋中也说：“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正）乾（隆）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正因为如此，卧本评语作者的友人就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第三回批语所引，惺园退士序言亦引此语）。
甚至多次批评《儒林外史》的张文虎（啸山、天目山樵）以之对照现实，据刘咸炘《小说裁论》云：“啸山好生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校雠述林》卷四）
凡此，均可说明《儒林外史》确实是吴敬梓对他自己生活时代所作的同步反映的产物。
《歧路灯》亦复如是。
当《儒林外史》定稿之际，李海观已过了不惑之年，在四十二岁（1748）时开始创作《歧路灯》，直到七十一岁（1777）时方始定稿，而此际吴敬梓的戚友金兆燕正为扬州府学教授（1768-1779），据金和跋语云，金兆燕曾将其书“梓以行世”，但至今未曾见有此一刻本行世。
而程晋芳于乾隆三十五、六年（1770-1771）间写的《文木先生传》则云：“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可见在《歧路灯》脱稿前数年，《儒林外史》还仅有抄本流传，其实是否传至中州、李海观是否曾经寓目，都属有待考索的问题。
不过无论《歧路灯》的作者是否曾经读过《儒林外史》，都不妨碍他从《金瓶梅》中汲取他认为的“养料”。
综观《歧路灯》一书，首先在直面人生、反映现实方面，如同《儒林外史》一样，也是受到《金瓶梅》的启迪的。
如果说《金瓶梅》在反映明代社会现实生活时，犹需从《水浒传》中借用武大、潘金莲的故事以为依傍从而生发开去，那么《歧路灯》则和《儒林外史》一样，完全是作家凭“空”结撰、与既往的小说创作绝缘，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自行创作的，
所谓“空中楼阁，毫无依傍”，小说中一些人物原型如同“所指之人，盖都可得之”的《儒林外史》一样，也生存于作者所生活着的社会之中的。
李海观为了避免他人指责其书有“影射”之嫌，曾经郑重声明“至于姓氏，或与海内贤达偶尔雷同，绝非影射。若谓有心含沙，自应坠入拔舌地狱”（《歧路灯自序》）。
但从作者赌咒罚誓般的语言中，正透露了小说《歧路灯》是一部作者对自己时代的社会情景作同步反映的创作。
杨懋生在序洛阳清义堂石印本《歧路灯》时，也认为此书是作者“以无数阅历、无限感慨”写成的。
李敏修《中州先哲传·李绿园本传》亦云：“海观学问淹博，尤洞达人情物理。乃以觉世之心，自托于小说稗官，为《歧路灯》一书，阅三十年，凡数十万言。”
这些评论颇得作者创作之用心，他确是从自己生活的“阅历”来汲取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如同《儒林外史》托名明代而写清事一样，《歧路灯》也托名明代而写清事。
《儒林外史》虽从明代成化末年写起，到万历年间结束，但作品中的主要情节大都发生在嘉靖朝。
而《歧路灯》的故事也发生在嘉靖朝。他们所反映的生活时代全然相同，都是托名于明代嘉靖年间，其实都是反映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现实情景。
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励精图治，苦心经营，政权逐渐巩固，生产不断发展，所以又是清朝二百余年中的“盛世”。
在这样的历史矛盾中，潜伏着种种危机，所谓“盛世”景象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社会制度的矛盾日趋复杂尖锐，并且也反映到文化、道德等上层领域中来。
在《歧路灯》中展现的封建末世社会生活情景，亦如同《儒林外史》中所呈现的一样。
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在于两部作品产生的地域不同，南北风格各异其趣。
此外就是在涉及社会下层生活时，《歧路灯》较之《儒林外史》描绘得更多、更广一些，而《儒林外史》则将其主要描写面范围在知识分子层中，虽亦涉及“士子”圈外人物，但未若《歧路灯》那样有众多的三教九流人物。
总之，在古代长篇白话小说中，创作者对自己时代作同步反映的作品，当推《金瓶梅》为始，这一优秀传统，对清初的《儒林外史》、《歧路灯》（包括《红楼梦》）均产生了程度不等的积极影响。
（清）《歧路灯》
二
《金瓶梅》发端、《儒林外史》与《歧路灯》继后，均是对时代社会作同步反映的长篇小说。何以如此呢？这是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
他们都十分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因而大都从现实生活中摄取实有的人事加以艺术表现，进而达到告诫世人、挽救颓风的目的。
弄珠客在序《金瓶梅》时，就曾明确指出该书“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欣欣子在序该书时也认为“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而已，“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也是强调它的教化作用。
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中、李海观在序《歧路灯》中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子朱子”所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
但他们均认为《金瓶梅》是“诲淫之书”，“致为风俗人心之害”(闲序)，足以“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李序)，并不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作。
闲序在斥责《金瓶梅》的同时，肯定《儒林外史》方是能使“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之作。
这一见解，颇为历来评家所赞同，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就说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序《儒林外史评》时也认为“作者之意在醒世计”；
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则说它“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爰更将它与《诗经》的美刺传统联系起来，说该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客云庐小说话》）。
李海观在《歧路灯自序》中引用“友人”之语称许该书“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这与他在《绿园诗钞》自序中所主张的文学创作要“道性情，裨名教”的精神是一致的。
《歧路灯》一书也被一些评家认为是有益于“名教”的小说，乾隆抄本的过录人在识语中就说该书“命意措词大有关世道人心”，“发聋震聩，训人不浅”；
《缺名笔记》作者也推许它是一部“有益世道之大文章”；明善书局排印本蔡振绅序中更有这样的评价：“描写八德实深，随在感动善心。”杨淮更认为它是一部“醒世之书”（《国朝中州诗钞》卷十四）。
可见，这三部小说的评者、作者都强调它们能起到“戒世”、“警世”、“醒世”的作用。
那么，这三部小说又是如何从现实生活中采撷题材加以艺术创造从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呢?
《金瓶梅》是通过西门庆一家的兴衰以反映明季社会现实的。
在小说中，西门庆是一个“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的破落户，因为交结官府，说事赚钱，逐渐发迹，在县门口开了一座生药铺，此后“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更是发达起来，
在“功名全仗邓通成”的社会中，他重贿太师蔡京，获得理刑千户一职，从此有钱有势，更是贪财枉法，无恶不作。
最初交结的官府，不过是县衙皂隶之流，此后则由知县、知府而巡按、御史、太尉，甚至当地的皇亲国戚也向其低首。
他用重金买来的权势又转化为更多的金钱。在钱和权支配一切的社会中，西门庆可谓左右逢源，不但知府奈何他不得，连巡按御史也无法惩办他。
朝廷中，他有靠山；地方上，他有庇护；身边有群小，手下有地痞。他的家庭已成为明朝末季社会关系网上的一个网眼，整张网不破，网眼也不破。
他就凭借钱和权，过着剥削小民、渔色妇女的生活。除了已死的原妻和一妾外，仍有一妻五妾，但还不能满足他的兽欲之需，同时又与众多的妓女、奸妇宣淫，与有夫之妇私通，
最后终因纵欲而亡，从此家也散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九十一回）。
在西门庆一家兴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那就是三十回中蔡京受贿后授西门庆官职一事，作者插说有云：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由于整部小说托名于宋代，所以此处也虽然点明宋朝而实际上却是抨击明代社会。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西门庆一家正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之中，他们一家的种种血腥罪恶、般般秽迹丑行，无不是这一社会经济状况和道德风气的反映。
从这一点而论，《金瓶梅》一书实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
但是，由于作者指擿这种种黑暗时缺少崇高的道德理想为凭猎，审美情趣也不高尚，因而对黑暗社会和丑恶事物的抨击就显得软弱无力。
在小说中除了黑暗、丑恶之外还是黑暗、丑恶，西门庆死了又有“张门庆”(张懋德)。
面对如此黑暗的现实，作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既未寻求新的探索，更提不出新的理想，而是将这一切归之于天道循环、因果报应。在全书结束之际作者有诗为证云：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种天道循环、善恶有报的思想可说贯串全部小说始终，从而大大削弱了这部小说的批判力量。
清初产生的《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如同前文所叙，也具有“醒世”、“警世”之意，
它们承继了《金瓶梅》对现实生活作同步反映的优良传统，但却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审美情趣也不同于《金瓶梅》的创作者，因此虽同为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自然，在这方面《歧路灯》与《儒林外史》也不能同日而语、并驾齐驱。为便于论说，此处先行探讨略后于《儒林外史》的《歧路灯》。
《歧路灯》以谭孝移一家的兴衰为题材，反映了河南社会的生活情景。
在作者笔下，谭孝移“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的人物，及至孝移自身，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但孝移之子绍闻，却未能“绳其祖武，克绍家声”。
尽管孝移为其子敦请“端正博雅”的娄潜斋为塾师，让他“学个榜样”，但绍闻仍然未能接受他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教诲，在乃父孝移死后，被浪荡公子和市井无赖所诱引，玩戏、宿娼、赌博，无所不为。
母亲王氏又溺爱纵容，生活日趋腐败，开销不断增大，终于将家产花尽败光。后来在族人、父执、义仆的挽救帮助之下，浪子回头，走上所谓“正路”，痛改前非，立志读书，成了家之孝子，国之良臣，谭氏家庭又呈现中兴局面。
在《歧路灯》中，李海观是通过谭绍闻腐败堕落过程的描绘，也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真切情景。
在李海观笔下，当时一些封建阶级中下层官僚的子弟如盛希侨（祖为云南市政、父是向武州州判）、张绳祖（祖为蔚县知县）、管贻安（父为进士）等，也同谭绍闻一样整日聚赌宿娼，吃喝玩乐，日趋腐败堕落，从而在客观上透露了封建末世地主阶级已面临全面没落的深刻危机。
至于书中出现的土豪乡绅、流氓光棍、媒婆娼妓、幕僚术士、商人经纪以及衙役皂隶，他们的种种不堪和恶劣表现，更在《歧路灯》所描绘的这幅封建社会末世图上添了浓浓的几笔，更其暴露了它的无限黑暗。
从这个意义上说，《歧路灯》也无疑是有着很高的认识意义的。
但是，由李海观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所决定，他并未让谭氏一家从此没落衰败，寂寞无闻，而是让谭绍闻在族人和父执的教诲与提携之下，败子回头，重振家业。
“谭绍闻父子虽未得高官厚禄，而俱受皇恩，亦可少慰平生；更可以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孔慧娘亦可瞑目矣。倘仍前浮浪，不改前非，一部书何所归结？”
作者认为只有“笔墨至此”，方“可完一部书矣”。
至于谭绍闻之所以能够败子回头，则是按照乃父所教“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行事之故。
这一教训果能挽住日逐堕落的封建士子的滑坡么？谭家的中兴，也果能挽救封建社会之狂浪于既倒么？显然不能。
作者安排这样的结局，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只能起到粉饰作用。
李海观创作小说的意图既然在于“警世”、“醒世”，从小说的结局看，他又显然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来对世人进行告诫的，这就大大削弱了此书的思想价值。
《小说考证拾遗》
《儒林外史》则与《歧路灯》大异其趣，尽管它也被认作是“警世”“醒世”的小说。
它所描写的对象是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的士子阶层。小说的正文从成化末年开始，直写到万历二十三年，前后历时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中的许多天南海北的知识分子前前后后地涌现出来。
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云：“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作者至友程晋芳也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
自然，全书人物多达三百余人，士子只有百人左右。不过，这百名左右的读书人却在小说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而且，知识分子也不能脱离现实而孤立于社会之外，他们也必须与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发生这种那种关系，所以《儒林外史》中也出现许多不属于士子阶层的人物，但也并不足以否定它是以描写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正如张文虎在识语中所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
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吴敬梓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大都以儒为业，意图谋一功名以求仕进。
作者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他们在清朝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并举的政策下，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
作者通过对他们各自际遇和不同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暴露了政治的黑暗，辛辣地讽刺了道德的败坏，沉重地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而对于广大士子，则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并且对于知识分子的前途，作者也做了极为难能可贵的探寻，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迪。
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正面人物形象大体有三类：一类是“楔子”中出现的王冕，一类是小说中部出现的以虞育德、杜少卿为代表的几个人物，一类是小说结束之际出现的“四客”。
王冕的思想主张和处世之道，显然是一个遵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
他能正确的抉择出与处，固然受到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所致，但他之所以能“不愁衣食”则是依靠卖画所得，方始能摆脱以做官俸禄维持生计的生活模式。
虞育德身为国子监博士，却对受其管教的生员武书说“我也不耐烦做时文”，并表示“我要做这官怎的”，但为生计所迫又不能不再做二、三年，“积些俸银”，“养育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他甚至考虑让儿子“学个医，可以糊口”。
这些，都表现了他对这种读书——做官生活模式的厌倦。杜少卿也如此，尽管族中颇多显宦，但他却功名式微，而且花尽了家产，被高翰林之流视为败家子。
不过，他没有象《歧路灯》中的谭绍闻那样浪子回头，重振家业，而是一直沿着自己的理想走下去，辞却征辟以后，他欣喜异常地说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
显然，他已抛弃了追逐功名富贵的生活模式。但他的生计并未能解决，最后仍不得不去浙江投靠依然“做官”的虞育德。
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读书——做官的生活模式呢？如何才能保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尊严呢？
书末出现“四客”已显现出作者探寻之路。荆元、王太、季遐年、盖宽大都是市井中人，但他们都喜爱琴、棋、书、画，具有读书人的性格和情趣。
他们又不同于一般读书人，能以自己一技之长谋取生活之资，用季遐年的话来说“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因而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荆元的一番话说得更其明白，以自己成衣技艺，“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就与小说前文中出现的无数陷溺于功名、挣扎在富贵之中的士子大相径庭。
《儒林外史》中这几类人物走马灯式地先后出现，正表露了作者吴敬梓社会理想的不断转化和日趋成熟。
尽管他对知识分子这一生活之路尚有犹疑，但却已足以引起同时及后世知识分子的深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的“警世”“醒世”作用，显然是《金瓶梅》和《歧路灯》所无法比拟的：
《金瓶梅》只是揭露现实黑暗，未有社会理想；《歧路灯》虽有社会理想，但却是维护封建体系的社会理想；《儒林外史》则是否定科举社会中广大士子追逐功名富贵的思想作为，而指出一条依靠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从而保持人格尊严的生活之路。
生活在二百余年前的吴敬梓，能提出这样的社会理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儒林外史》人社本
三
《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在艺术表现方面继承和发展《金瓶梅》之处甚多。
从《金瓶梅》到《儒林外史》、《歧路灯》，也正显示了我国长篇小说从古代词话体到具有近代意义体的发展轨迹。
《金瓶梅》究竟是出自一人之手抑或是在集体创作基础上成书的，姑置不论，但书中采撷了大量宋元平话和南北曲作品则是公认的。
以平话而言，诸如《宣和遗事》、《五代史平话》、《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乃至《古今小说》等，均有部分故事情节被揉合进来。
至于词、曲，则为数更夥，据赵景深统计，有小曲二十七支、小令五十九支、套数二十套；冯沅君则列出词曲七十六种，其实《金瓶梅》中所引用的词、曲远远不止此数。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存在大量的韵语、词赋、酒令、格言、顺口溜，它们均可讲、可唱，可吟、可诵。这些话本、戏曲韵语的大量存在，正显示了《金瓶梅》是积累了宋代以降小说、戏曲创作经验的作品。
也正因为此，在表现形式上《金瓶梅》脱离不了说话艺人演说的痕迹，作者直接叙述和议论的文字甚多，每一回正文之前有韵文唱词，每回正文结束之后大部分有作结的韵语。
而作者的叙述和议论则经常以“看官听说”的形式出之。
以第八十回为例，正文之前有一首五言诗起首，接着是一段作者申论，“此八句诗，单说着这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叹之甚也”云云。回末又以“看官听说”提示一段议论，“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云云。正文中“有诗为证”四处，以抒情之语作议论。
“有词为证”一处，以强化叙写潘金莲与陈经济苟且之事。“正是”后联句六处，“常言道”后发议论二处。
仅此一回，即可见作者现身说法次数之频繁。再以作者所发议论的内容看，固然有不少符合情节发展、人物刻划所需，但更多的则是类似说话人对正文的解说，对引用诗词的申论。
而其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的内容也复不少，如第九十回“有诗为证”所云“报应本无私，影响皆相似。要知祸福因，但看所为事”云云，甚为无谓。
更有的作者议论与正文的描写相扞格之处，如第五十六回在回首七言诗之后，作者加以申说道：
“这八句单说人生世上，荣华富贵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恁地堆金积玉，出落空手归阴。因此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
这就与西门庆的性格极不相称，也有悖于全书对这艺术形象所表露的批判倾向。这种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的插说，无疑是小说中的败笔，有损于小说的思想和艺术。
清初产生的《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则逐步汰洗去《金瓶梅》这种词话体的表现形式，但仍留有残遗痕迹，尤其是在《歧路灯》中仍多处存在。
仅以第一回为例，一开始就是用“话说……”形式引出第一自然节；第二自然节开始又是用修辞中的设问格“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只因……”；第三自然节开始，也同样用设问格“这话出于何处？出于……”。
这显然是说书人的口吻。
正文中，每段情节转换时，则以“却说”、“只说”、“不说”等形式出之。
此一回中有七言四句的“有诗为证”，回末又以“正是”形式引申出四句七言。
可见《金瓶梅》词话体表现形式的残余痕迹，在《歧路灯》中仍然存在。不过已较《金瓶梅》大为淡化。
此外，由于李海观思想的保守落后，《歧路灯》中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作者议论，
内容之陈腐也是令读者生厌的。如第三十六回，“正是”以下四句：“忠仆用心本苦哉，纵然百折并无回。
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纯臣样子来。”第四十一回回末又有七言诗云：
“贞媛悍妇本薰莸，何故联编未即体？说与深闺啼共笑，人间一部女春秋。”（二首引一）都透露了李海观创作小说的目的，无非是以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观念来“警戒”世人，说教意味十分浓烈，令人不堪卒读。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金瓶梅》词话体的表现形式，在《儒林外史》中的残余痕迹较之《歧路灯》又大为减少，整部小说中几乎很少有游离于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所需之外的诗词歌赋，
如果说尚有一些词话痕迹的话，那就是回末的“有分教”的形式引申出两句联语，以“且听下回分解”的形式结束本回引发下回。
在章回体小说中，《儒林外史》较之《歧路灯》更为接近近代小说的特色。
至于插说，《儒林外史》中也并非全然没有，但为数甚少，且作者借用插说形式所发表的议论，又大都是紧密结合小说的思想内容而发，如第二回书中对秀才之中又有“小友”、“老友”区别，吴敬梓比之为“新娘”、“奶奶”，同时在解释二者的差异之中又寓托着作者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不满。
第七回中，吴敬梓也借解释“明朝的体统”对新进士的“臭排场”作了讥讽。
这些，都是对明、清两朝所实行的八股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病的谴责。
对当时的恶劣社会风气，吴敬梓除通过形象塑造以鞭笞之外，也通过这种插说形式予以沉重抨击，如第四十四回中说“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总说但凡是个举人进士，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人”；
第四十五回中说“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个人有品性，他就歪着嘴笑”等等，在凌厉非凡的谴责中，倾泻作者无比的愤慨。
吴敬梓在小说中除了运用上述这种议论式的插说以外，还运用了一些叙事性的插说，如第五十三回中“……自从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这就在叙述史实过程中，暴露了“太祖皇帝”的“桀纣之政”。
又如第四十一回中“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作西域天竺国”，也是在叙写事实时流露出作者对当时崇敬释道风气的深刻不满。
《儒林外史》中还有几处作者抒情式的插说，如第二十四回中说南京“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
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
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云云，
更是一篇赞美南京的抒情散文，与作者在《移家赋》中对南京的赞美情绪是一致的。
而第五十五回中的插说：“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
则又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呼唤，无异是要求读者来回答他的疑虑、解除他的忧端，与他一道来进行新的生活之路的探索。
这种抒情式的插说与前面述及的议论式的、叙事式的插说一样，都是作者直接出来说话，以深化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对情节发展的描写，
从而起到突出作品思想主题的作用，并进而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把自己评价人生、探寻新路的愿望更其显明地告诉广大读者，以期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的插说，已与《金瓶梅》中的词话体的插说大不相同，虽然它接受了《金瓶梅》的影响，但已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小说表现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这些插说的内容又表现了作者进步的观念和见解，因而也不必因作者的观点不够隐蔽而去苛求它。
与吴敬梓同时代的英国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就曾经说过：
“我不能叫书里的角色自己解释，只好自己来讲解一番。”（《汤姆·琼斯》第三卷第七章）
稍后的英国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在他的《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中也说，他这部作品“表演每一幕都有相称的布景，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满台雪亮”。
这表明他们都在小说作品中直接站出来说话。一些世界著名的长篇巨制如果戈理（1809—1892)的《死魂灵》、列·托尔斯泰（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中也有不少作者的插说。
他们的生活时代都后于吴敬梓，在各自的作品中尚且运用插说这种表现形式，因而对《儒林外史》中的插说也毋需诟病，何况它的存在还有着如上所述的积极意义。
总之，《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词话体的表现形式都有所继承，也有所扬弃，更有所发展。
《歧路灯》汰洗了《金瓶梅》中出现的大量词、曲的引用，而保留了它的一些插说形式，但其所作的插说多有陈腐之论；
《儒林外史》则几乎不引用词曲，词话体的形式已以章回体替代，书中不多的插说已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从作者反映生活的视角来看，《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也是有影响的。
在所谓“四大奇书”中，《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且不去论它。《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都是取材于历史事件，着眼于英雄豪杰，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在书中是不占重要地位的。
尽管《水浒传》中较之《三国演义》已出现了更多市井小民、泼皮赌棍、小贩工匠、店主伙计、妓女艺人，他们的生活气息也被渲染得十分浓郁，他们的形象也被刻划得维妙维肖。
然而他们并不是小说的主角，他们只是成为与英雄好汉发生这样那样瓜葛而存在的配角。
从总体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反映的现实，与普通群众的生活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
直到《金瓶梅》出现，才缩小这一距离，它反映现实生活的视角，不再象《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样以社会来俯视人生，而是从一个家庭去仰视社会。
它以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为小说叙写的中心，从而辐射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中，开创了从一个家庭的兴衰映射社会生活的新局面。
家庭是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可谓是个人生活的放大、是社会生活的缩小。
自从私有制出现以后，经济条件就成为家庭生活的基础。家庭的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有联系的道德观念，也受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经济条件所制约。
因而《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一家生活的形象描绘，即能具体而微地再现明季嘉、隆、万时代的社会现实。
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第八十四》中即指出该书“因西门庆一个人家，写好几个人家，
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吁！一元恶大憞矣”。
鲁迅亦指出：“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凡此均说明《金瓶梅》通过一个家庭反映社会的特色。
《金瓶梅》所创造的从家庭的视角去反映社会的艺术经验，对后世小说影响至巨，《红楼梦》如此（此不具论），《歧路灯》也如此。
李海观也是选择河南开封府祥符县谭孝移一家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以反映现实社会的。
小说中所呈现的河南社会情景，前文已曾述及，不再赘叙。
此处须要指出的是，李海观在《歧路灯》中通过一个家庭以反映社会的同时，又流露了强烈的封建宗法意识，谭绍闻之所以能败子回头，与族兄谭绍衣对其规劝、提携是分不开的。
而谭绍衣之所以如此，全是从宗族观念生发的。谭氏原为江南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明朝宣德年间谭氏族人进士谭永言在河南灵宝做知县，遂传下这一支，是为鸿胪派，谭孝移即此派传人。
而在原籍丹徒一支则为宜宾派，其传人则为孝移侄辈谭绍衣，即小说主角谭绍闻的族兄。
小说开始的第一回，孝移即南下与绍衣“同拜祖墓”，“续修家牒”以叙“木本之谊”即宗族情义。
回目所云“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即此之谓。后来谭绍衣在河南做了道台，谭绍闻父子“皆游黉序”，绍衣乃令其父子入署，聚谈“联属族谊，明晰行辈”。
总之，李海观的宗族观念在《歧路灯》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如在第九十五回中借一位“理学名儒”之口对《西厢》故事大加斥责说：
“唐重族姓，范阳卢，博陵崔，荥阳郑，陇西李，俱是互为婚姻的世好。郑崔联姻，重重叠叠，见于书史者不少。
纵令变起仓猝，何至寄嫠妇、弱媛、少婢于萧寺？阀阅家当必无是。即使强梁肆恶，这玉石俱焚，理所宜然，何至于一能解围，即以朱陈相许？相国家有如是之萱堂乎？”
显然，在李海观看来阀阅世家是不会有败子劣孙的，所以谭绍闻虽然一度堕落，却有族人、父执规劝、提携，使其回头上进，重振家业。
由此看来，《歧路灯》虽然继承了《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经验，然而却又揉合进落后的门阀意识。
《儒林外史》与《歧路灯》不同，没有简单地汲取《金瓶梅》以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反映一定时代社会的艺术经验，而是直接将读者带入整个社会中来，虽然《儒林外史》中也描写了无数家庭，
但作者不需要让读者跟随他进入西门庆一家、谭孝移一家的生活，从他们的家庭生活情景去仰视兰陵笑笑生的时代社会、李海观的时代社会，而是让读者与他一道走门串户，闯进一个个家庭去探访一番，然而又退出来，站在高处俯视整个社会。
《儒林外史》中一些家庭的生活情景，只提供社会真相的一角，但却不能反映社会的全貌，只有综观小说中无数家庭的生活情景才能看清吴敬梓的时代社会。
如严贡生、严监生一族，弟兄两人虽已分家，但老大仍在觊觎老二家财，老大之横豪，老二之啬吝，跃然纸上，这反映了有功名做护身符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凶残嘴脸，以及封建道德所鼓吹的“兄友弟恭”的破产。
鲁编修一家父女热中于科举的精神状态；王玉辉父女被理学毒害的悲惨情景，等等，都是暴露清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制度、尊崇理学所造成的恶果。
此外，娄琫、娄瓒的家庭生活则反映了仕宦人家的豪奢；匡超人的家庭生活又反映了农村贫苦人家的艰难；潘三之家是市井下层的赌场；
鲍文卿之家则无异戏行；杜少卿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庄绍光闭门谢客的著述生涯；
盐商万雪斋、宋为富的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等等，交汇成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图。
从这方面看来，《儒林外史》对《金瓶梅》借家庭反映社会的艺术经验也是有所借鉴的，只不过未象《歧路灯》那样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变革创新，但也如同《金瓶梅》、《歧路灯》一样，完成了对自己时代社会生活的扫描。
因此，《儒林外史》对《金瓶梅》艺术经验的借鉴方式较之《歧路灯》对《金瓶梅》艺术经验的继承方式，更其值得重视，艺术创作总是贵新的，继承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创新。
本文作者 陈美林 教授
（附记：本文仅就《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影响的几个方面略作申说，并非全面判定三部小说价值的高下优劣。而且，《金瓶梅》对包括《儒林外史》和《歧路灯》在内的后代小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非此文所能尽述。俟之他日，当另文论说。）
文章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三辑，1992，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