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本人拥有多个标签，政治家与文学家是被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但对于他本人来说，他更认可自己的政治家身份，而耻以文士立名。
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中，曾经发表他对文学与政治的看法：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可见，在王安石心中，诗文成就终究是“虚名”，而“道义”才是以政治家自命的王安石所追求的，而文学是为“传道”服务的。因此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经世致用，重道崇经。
虽然王安石轻视文学写作，但客观上来说，他的一些诗文创作却是可圈可点的。比如他的咏史诗，就经常为历史人物“翻案”，即推翻前人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评价及看法。
当然，王安石所的作翻案类型的咏史诗历来引起跟多争议。一方面是因为王安石的翻案诗的确观点与众不同甚至让一些墨守成规的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是王安石会在此类诗歌中加入自己对于时局或者政治的看法。
王安石的翻案诗，究竟写了什么呢？
对历史人物翻案，最典型的就是《明妃曲二首》。关于王安石以前的昭君题材创作，诗人们无外乎两种方向：一来悲昭君之流落塞外（有时或加以批判汉成帝的软弱）；二来愤毛延寿之贪赃弄奸（进而或批判皇帝昏聩）。关于这点我在之前的文章《
还有贾谊，贾谊忧谗畏讥、才华出众而与世多违，贾谊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才能超群，因被小人所误，君王不信任才未能施展抱负，以往的诗人总是用贾谊这个典故抒发自己被贬的抑郁与怀才不遇的哀怨。
如杜甫的“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孟郊的“贾生岂不良，当其失意时”。刘长卿：“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些诗句都体现出君王对于贾谊的才华是不认可的，就算召进宫中，也只是问一些鬼神之事，并没有给贾谊发挥的空间。
而王安石的《贾生》是这样写的：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禄自高言尽度，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所献的谋议在后来是被采纳实行了，那就不算君王薄待他，也不算怀才不遇。若非如此，徒然获得荣华富贵，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价值？王安石是站在鲜明的政治立场上，以对国家与时代有无积极影响为标准，而不以个人职位的高低来论君王是否薄待了贾谊。
并且在《张良》诗中这样写：“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史书载绛、灌等人担心君王让贾谊担任公卿之位，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上进谗言。但王安石认为，他们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贾谊的才能并不是很高，是不能胜任公卿之位的。
还有项羽，项羽被写入诗中引起争论主要是由于他乌江自刎。据《史记》载：“……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司马迁是肯定项羽的才干的，同情项羽的遭遇的，但是也认为项羽的性格缺陷却让他最终走向了失败。
对于项羽的结局很多诗人作诗表达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是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认为兵家胜败无常，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认为以项羽的才能当时过江的话，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当然，杜牧的立意是相当不错的，也得到了许多赞赏。
但是，王安石却持反对意见，他写的《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
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开篇就指出壮士们已经无心作战，不仅仅是这次大战耗费精力，更因为项羽在之前的统治中不讲策略，散失人心，所以王安石认为就算项羽可以暂且修整，但江东弟子却不一定愿意再与他并肩作战了。
以上所举的昭君、贾谊、项羽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而王安石在此基础上写翻案诗，引起不少议论。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写出与别人看法不同的“翻案诗”呢？（还有为其他历史人物写的翻案诗如《商鞅》《田单》《子贡》《汉文帝》等。）
首先，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一种创新精神。每一个朝代都不乏翻案诗创作，都可以看作是诗人对诗歌艺术的主动追求。在宋代的翻案诗其实更多，毕竟唐诗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因此宋人作诗甚至是刻意追求与唐诗不同的。宋代诗人翻了前朝诗歌的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在诗歌探索上的成功，不论这类诗歌如何被人评价，都是一种自己努力得来的进步。（当然，翻案诗也不仅仅限于咏史怀古一类。）
当然像昭君这种几乎为前代写尽的题材上，王安石还能取得明显的创新结论，给当时的诗人很大的鼓励，说明作诗的道路并非已经完全被铺满，还有可以拓宽的余地。比如紧随王安石之后欧阳修也写了《明妃曲·再和王介甫》，诗曰：“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诗人认为，如果连皇帝身边都发生此等事的话，那远离皇帝的地方更顾及不到了吧？“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不仅是对汉代和亲政策的质疑，也是对当朝对外政策的讽刺。
王安石与欧阳修的翻案诗不仅在当时受到诸多认同，在后世也不乏赞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薛宝钗之口评论说：“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
还有，佛教影响。宋朝统治者重视佛教的传播与建设，王安石的一生与佛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出生于佛教圣地的江西，佛教氛围非常浓厚。他的父亲去韶州做官时举家搬迁，“韶州是禅宗的祖庭，六祖慧能弘法传道之地，是这里使中国禅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他又随父亲到了金陵，而金陵是南方的佛教中心。
后来在朝为官，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忙于政务，没有对佛教进一步学习。直到罢相退居之后，王安石才开始真正潜心钻研佛学，以此为精神寄托，并且注解了大量佛经。
禅宗的机锋转语与“翻案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清人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举例：“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方回说：“后之善为诗者，皆祖此意，谓之翻案法”。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话题，大家各抒新见，旧话翻新，成为了禅师们表现独特领悟的方式，表现在诗歌领域中，正是“翻案诗”。
从中晚唐开始的一些僧人呵骂佛祖的言论无疑使宋代诗人看到了离经叛道的创新精神，促使翻案诗的产生。
唐代诗僧王梵志有《翻著袜》曰：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不论身处佛教圣地还是其他宗教宗门，都严格按照规定着装以表尊敬，“著袜”是禅家的一种威仪，但是王梵志却要将袜子反着穿，这种大胆的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极少见的，对宋人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当然，王安石作诗也是相当大胆的，他因《明妃曲》中这两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备受非议，试着细细品味一下，换个皇帝保不齐会治他个谋逆罪。
此外，宋代学问氛围浓厚，科举制度不断完善且开科取士数量大大增加，宋代知识分子看到读书的希望因此整个社会都是重学问的。无论是基于时代大方向还是王安石个人的深厚学养基础，王安石写出这些翻案诗都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我们还能想到，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对宋诗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严羽总结宋诗的特征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最能体现该特点的是影响有宋诗坛良久的“江西诗派”，而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比王安石小二十四岁。但是我们明显能看出来，王安石的翻案诗中就已经体现了很明显的议论意识，且引经据典不在话下。（当然，王安石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是多种方面的，黄庭坚对于王安石其人其诗都是高度肯定的，后续再展开讨论。）
作为一名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政治家王安石，其翻案诗必然会带着作者的政治眼光，借以抒发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诗法来看，这些诗没有过多的文辞修饰，并且多为直抒胸臆。诚然缺乏语言美，但诗歌的立意和见地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减弱了人们对诗歌用字造句的关注。总体看，王安石的翻案诗有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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