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诚以养德 信以立身
诚信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规范，是社会存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形成了诚信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而且铸就了诚信的心理趋向和道德传统。
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记载了一位行侠仗义的英雄——季布，他特别重信义，只要是他答应的事，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设法办到，受到天下人的敬重。因此，赢得了“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的美誉。“诺”，原本是秦汉时期，答应别人时的口语，后来又有了承诺的意思。季布说话算数，讲求信用，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说到做到。这种信用，比百斤黄金都贵重。
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据《逸周书》记载：“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此处“信诚”，意同“诚信”。《周易》也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的修身之道，也离不开“诚信”二字。
周易中的中孚卦，这个卦是异卦（下兑上巽）相叠。孚（fú）本义孵，孵卵出壳的日期非常准确，有信的意义。卦形外实内虚，喻心中诚信，所以称中孚卦。这是立身处世的根本。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中孚卦》象征诚信：诚信施及到愚钝无知的小猪、小鱼身上，从而感化了它们，因此获得吉祥，利于涉越大河大川，利于坚守中正之道。
中孚卦是别卦，其代号是6:3。“中孚的意思是双方应当诚恳相待。主卦是6卦兑卦，卦象是泽，特性是愉快；客卦是3卦巽卦，卦象是风，特性是顺从。主方愉快地享受成功的喜悦，客方具有良好素质，顺从主方，可以和谐合作。双方都不需要损害对方，诚恳地相互支持，互利共赢。
盖烈夫信奉“中孚”精神，他说：“中孚”表达内心诚信，《易经》认为，诚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一切道德的根源。中孚卦的精神，后来被孔子和儒家发扬光大，《中庸》把“中孚” 视为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宇宙大道；实行“诚”则是为人之天道。至诚，可以感天化物，感地化人。诸葛亮之所以领导成功，就得力于他的“开诚心，布公道，善待人”。松下幸之助集一生之经验，凝聚了四个字，就是“至诚如神”。因此，盖烈夫崇尚“中孚”，迷信“中孚”，奉行“中孚”，于是，盖烈夫把职业精神定义为“中孚精神”。
诚于中，信于外。在传统的哲学思辨中，诚与信既是相关的范畴，又有不同的内涵。简单来说，诚，关注内在自觉，是内圣之道；信，注重外在实践，是外王之道。
先来看“诚”。《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又反复论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而正心诚意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这里，诚是修养方法。
同时，诚又是道德境界。《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儒家认为，人道本于天道，只要努力追求诚的境界，上合天心，进而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也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与天地同参，与万物同体，这正是儒者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
再来看“信”。“信”往往着眼于人际交往中的重诺守信。《尚书》说：“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诗经》说：“慎尔言也，谓尔不信。”这两句都是说言而有信，取信于人。
孔子教授学生，有“文、行、忠、信”四教，要求“与朋友交则信”。《论语》中多次提到关于“信”的教诲，比如“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朋友信之”“信以成之”“信则人任焉”“信则民任焉”等。董仲舒认为：“竭遇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他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道德准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不信不立，不诚不行
那么，何为诚信？古人认为，诚、信二字可以互训。《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又说：“诚，信也。从言从成。”《白虎通》也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诚信即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主忠信”“言必信，行必果”……最早从哲学层面对信进行论述。他认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伦理原则。他指出，“信”，先是自己守信、取信于人，最终要推广到取信于民。
《管子》有云：“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吕氏春秋》进一步论述说：“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诚信缺失的危害极其严重，国家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凋敝，人人自危。
周显王十三年、秦孝公二年起，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然而，在新法推行之初，整个秦国竟然无人相信。商鞅便派人在国都市场南门竖了一根木头，并通告：谁能将此木搬到北门，立即奖赏十镒黄金。当场仍然没有人相信，他便把奖赏增加至五倍。于是，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扛起木头走到北门，果然得到奖赏。由此变法取信于民，史称“徙木立信”。1400多年后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便是借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来说严守自己诺言比百两黄金还珍重。
孔子也认为，治理政事的要点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去掉兵力和粮食，也不可失去人民的信任，否则国家也就立不起来了。对于个人而言，诚信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又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孔子有位著名的弟子曾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一天，曾子的妻子急着去集市上买东西，儿子哭闹也要跟着去。曾子的妻子就对儿子说，你在家乖乖等着，我回来杀猪做猪肉给你吃。这样儿子才停止了哭闹。曾子的妻子赶集回家后，见丈夫曾子正捉猪要杀，就阻止说，我只是哄哄孩子罢了，你还当真啊！曾子说：“夫人，不能开这种玩笑啊！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我们现在欺骗他，就是教他骗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啊！”于是，曾子还是把猪杀了做了猪肉给儿子吃。“曾子杀彘”的故事也因此家喻户晓，曾子正是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守信。
需要指出的是，诚信要以固执善道、止于至善为依归，否则就会走向固执己见、是非不分的反面行径。《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君子的进德修业之道，就在于择善固执，死守善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荀子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儒家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骞通西域”，讲的是汉使张骞在出使西域过程中，在各国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为大汉帝国营造出诚实守信的友好交往环境。“然骞凿空，诸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汉书·张骞传》），说的便是，因为张骞在西域诸国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借用他的名义才能获得西域各国的信任。
附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朝廷征召出使西域。他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大月氏，至大夏，在此活动一年多才返回。回归时，经过匈奴地界，张骞又为匈奴所获，被关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
党历来重视诚信建设。领导指出，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不仅要弘扬传统的“诚信”美德，更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企业为重点、政府为关键的现代“信用”建设。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国家无信不强的观念，使现代诚信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规范。党的报告也指出，要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诚信中国的建设，要求每个人都将诚信作为言语行动的基本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和落实到实践层面，真正构建起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