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 （农健/图）
前些日子，杨本芬在小区散步时，又碰到那位年近七十的女人。她们都留意过彼此，察觉对方与众不同。这回，女人冲她一笑，杨本芬也向她打招呼，两人就这么结识了。到杨本芬家中做客，女人看见她的奖状，晓得她是个作家，于是兴致勃勃拉着她，讲自己的故事——大部分关于她在婚姻中遭受的暴力。
杨本芬形容这件事“好离奇”，那位老太太竟嘱咐她要用真名写下这个故事，希望别人知道。“那不行，我这个毕竟写的是小说，我不能写你真名，都要改名”。杨本芬再三说明后，老太太才回心转意。
从60岁开始写作，杨本芬笔下一直是真实的故事、身边的人。2020年，杨本芬以母亲为原型写作的小说《秋园》出版，尘封多年、泛黄发皱的稿纸化作簇新的书，一位女性在时代洪流中浮沉的一生，得以被更多人看见。《秋园》成为近年来素人写作中的现象级作品，在读者中唤起巨大的关注与共情，并跻身国内多个重要的文学榜单。
历经坎坷，杨本芬从不相信命运会眷顾自己，直至书籍成功出版，读者们的肯定与鼓励纷至沓来，这位年过八旬的平凡老人，才接受自己成了作家的事实。三年来，第二、三本书陆续出版，写作也早已融入她的生命，成为与琐碎家务、身体病痛交织的日常。
“基于与生活肉搏之后的经验”过去两年，杨本芬一直在写生老病死。她写去世不久的胞兄，写下母亲临终前的26天——母亲意外摔跤，卧床直至离世，她从外地赶回去陪护，每天头靠头地睡在一起。
杨本芬写过逝去的亲人，在文字中与他们聚首；写过中南腹地的乡亲，镌刻命如草芥者的不幸与坚忍；写过伴侣，诉说自己对婚姻的困惑。如今，她写的多是一个个普通女性的故事。
小区里遛弯遇到的人，变成笔下的主角，这样的事并非特例。最近写成的《秦老太》，也源于生活中的邂逅。每天早晨，杨本芬几乎都能碰到秦老太在垃圾桶里扒拉东西。拾荒是她的爱好。秦老太是个高傲的人，在小区里没有别的朋友，杨本芬是个例外。
她将自己的一生对杨本芬和盘托出：父母离异，对自己只有打骂，没有疼爱；她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的结局都以婚后逃跑告终；最后一任丈夫病痛不断，中风痴呆后，她照护了三年。丈夫死后，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生活。
“她活得很自尊。”杨本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章里写的事情都是秦老太的亲身经历，正如她一贯坚持的，“我不要写假的故事”。
过去，杨本芬住在汽车修理厂员工宿舍的时候，目睹过不少邻居家暴的行为，但当时她也和其他人一样，管这叫“打老婆”，“原来不知道这个行为叫家暴，打了也就算了，没有解释。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写出来。”
“用文学的方式，也带点纪实、非虚构的方式，把人的命运呈现出来，其实也是在唤醒和反省文化中扎根很深的问题。”同为作家，章红这样理解母亲杨本芬的写作。
章红认为母亲笔下正是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没有太多专业作家触及，就如书的编辑所定位的，“80岁，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母女俩有时候会为了文学性的话题争执起来，在章红看来，母亲的《秋园》有很强的文学性，但也有一些失败的作品，文学性不强。杨本芬问，文学性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把文学性讲得具体一点？
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俞佩淋读完《秦老太》，为文中秦老太脱下衣衫搓泥、晒日光浴的场景震撼，她对章红说，“过去大部分女性写作，都基于理论预设。但是杨妈妈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基于与生活肉搏之后的经验。她对读者的尊重，以及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她与女性群体之间独特的精神关联。”
杨本芬很高兴，“原来我写出来的东西这么有深度，我自己感觉不到，我只是把这个事实写出来，没有其他意思。”
不过她也在章红面前嘀咕，“要文学性、文学性，我现在对文学性还是不懂，哪个是文学性？不晓得。”
“否则这辈子就是离书籍很远的人生了”几年前，杨本芬有了一台iPad，一方小小屏幕成了她挥洒灵感的场域。这令常年膝盖疼痛的她有了更舒适灵活的写作体验，但也带来了意外的麻烦。
有两个故事由于操作不当就这样丢失了。几天前，杨本芬误触了“撤销”的操作，关于小区那位老太太的文档全都消失了。她呆坐着，手在发抖，章红帮她咨询了客服，也无力挽回。但杨本芬不气馁，第二天就开始重写，现在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从识字起，杨本芬就喜欢读书，崇拜作家。她的母亲看重教育，她十六七岁时，很多同龄女孩已经嫁人，留在乡下也会成为好帮手，但母亲让她去读中专，只要考得上就去读。“这是放了她很大的一条生路。”章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解读，“跟现在成为作家也有关系，否则她可能这辈子就是离书籍很远的人生了。”
曾有读者向杨本芬发问，如何抵御家庭生活对人意志的消磨，她的回答是，“不要忘记阅读，书籍会展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更多新鲜的思想。否则思想就很难脱离身边狭窄的人和事。”
年过花甲，杨本芬开始写作，《秋园》写完17年都没有出版。“她就是一个人面对稿纸。”章红说，母亲在写作上没有太多功利心，只是一字一字地把生活如实写出来，意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说到底，写作还是艰难和孤独的事业，“没有人承诺过前方可能会有好事在等你”。
直到《秋园》通过了出版社的审稿，书号都申请下来了，杨本芬始终还是不相信它能顺利出版。章红从小就记得，母亲总是说，自己是一个命不好的人，就算鸭子已经煮熟在锅里，还是会飞走，“她不相信命运会对她好”。
“如果我不写文章，就脚痛，和老爷子也没有什么话讲，他几乎不太讲话，剩下就是操持家务，这样的晚年不是很黯淡无光？”杨本芬说，“现在就不同了，我还是蛮自豪的，八十多岁了，还是不停地学习，还有努力的目标，还有价值，而且还会有光芒。”
2022年夏天，南昌作协邀请杨本芬做了一场讲座，和许多读者面对面交流。她没有准备讲稿，只是自然地讲话。有读者提问，你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吗？杨本芬答，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写很多废话。台下发出一阵阵的笑声。她后来告诉章红，那一天比书出版更令她开心。
在章红看来，经过这些年的写作，母亲应该能够相信，通过努力，命运会变好起来。
“不是，命运还是不怎么好，我还是脚痛，前几天我脚痛得好厉害啊。”杨本芬反驳。有时从早痛到半夜，写腿疾带来的困扰，也在她关于生老病死的写作计划中。
对杨本芬而言，不论出版前后，她一如既往，只是写下自己遇到的真实故事。“我还一直不停地写，我不知道我写到什么时候停止不写了，这一天也会发生。”她说，“我就是写、写、写。”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