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其实知跟行是分离开来的，二者存在先后轻重的区别。朱熹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在的、形式上的调和来使它们统一在一起，所以才说“用功不可偏”。

但是，知、行既然本质上是对立的，那么学者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偏离。有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犯了陆象山批判朱熹的那种“支离”之病。因为天下知识无穷无尽，必待认识透彻才去力行，那只会把人培养成两脚书架、书呆子，全不肯着实躬行。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力行的重要性，因而撇开了认识，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最后也只是冥行妄作。

王守仁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他转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的角度去看知行关系，而是采用了同一的角度。他教导弟子徐爱说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对立，而是要从“本体”去看，发现内在的统一。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闻到臭味会让我们感到厌恶，其中闻到臭味是知，感到厌恶是行。如果我们没有闻到臭味怎么会感到厌恶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厌恶，就说明不知道闻的是臭味。因此，知规定着行，行也规定着知。此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犹如身体受寒会感到冷，肚子饥饿会感到痛，受寒与饥饿是知，冷和痛是行。如果不受到严寒和饥饿，怎么会感到冷和痛？反过来，如果不感到冷和痛，怎么知道是受寒了还是饥饿了？

在答顾东桥的回信中，王阳明还举例说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才知道吃东西，“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很明显，读过《实践论》之后，我们会发现王阳明其实是错误的，他把感性认识当作了知，而把理性认识视为行。感到厌恶、感到寒冷和饥饿其实不是力行，而是心里的判断和意志，并不是身体的实践。“一念发动处”和“意”确实是“行之始”，但它不等于行，就如静止是运动的起点一样，但静止并不是运动。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而且认为只能从知推到行，却不能反过来由行推到知，知是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能知必行，能行必知；孙中山则切断了从行到知的联系线，能知必能行，能行未必知，不知也能行！这样说虽然能够鼓舞人心，推动人们去从事建设活动，但也会产生因忽略认识而重蹈宋儒“冥行妄作”的覆辙。

《朱子语类》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我们知道，在宋儒的知行理论中，其实知跟行是分离开来的，二者存在先后轻重的区别。朱熹看到了这种分离，并试图通过外在的、形式上的调和来使它们统一在一起，所以才说“用功不可偏”。

但是，知、行既然本质上是对立的，那么学者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偏离。有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犯了陆象山批判朱熹的那种“支离”之病。因为天下知识无穷无尽，必待认识透彻才去力行，那只会把人培养成两脚书架、书呆子，全不肯着实躬行。另外还有一种人执着于力行的重要性，因而撇开了认识，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最后也只是冥行妄作。

王守仁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弊端，所以他转变了宋儒看问题的视角，他不是从分离的角度去看知行关系，而是采用了同一的角度。他教导弟子徐爱说不要执着于外在的对立，而是要从“本体”去看，发现内在的统一。

王守仁说：“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闻到臭味会让我们感到厌恶，其中闻到臭味是知，感到厌恶是行。如果我们没有闻到臭味怎么会感到厌恶呢？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厌恶，就说明不知道闻的是臭味。因此，知规定着行，行也规定着知。此正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犹如身体受寒会感到冷，肚子饥饿会感到痛，受寒与饥饿是知，冷和痛是行。如果不受到严寒和饥饿，怎么会感到冷和痛？反过来，如果不感到冷和痛，怎么知道是受寒了还是饥饿了？

在答顾东桥的回信中，王阳明还举例说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才知道吃东西，“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很明显，读过《实践论》之后，我们会发现王阳明其实是错误的，他把感性认识当作了知，而把理性认识视为行。感到厌恶、感到寒冷和饥饿其实不是力行，而是心里的判断和意志，并不是身体的实践。“一念发动处”和“意”确实是“行之始”，但它不等于行，就如静止是运动的起点一样，但静止并不是运动。

所以说，“知行合一”虽然能够深入的认识到知和行的内在同一，但它因陷入意识里面，乃至于用知吞没了行。

王阳明从同一的角度来认识知和行的关系

宋儒从分离的角度看知行的先后，并且寻求外在的统一，产生满口道德、言行不一的流弊；明儒则从同一的角度看知行的统一，而且把行融入知中，导致瞑目静坐、空谈心性的弊端。与前两者不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而且认为只能从知推到行，却不能反过来由行推到知，知是行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饮食烹饪技术精良于欧美，但中国人对食品消化、生理学等科学一无所知；世人都知道投资用钱的奥妙，但经济学直到近代才出现；我们题字绘画数千年，却不知美学为何物；秦朝时就开始建长城，但工程学远未出现。如此看来，所谓的真知其实远远落后于力行，知识的发展过程相比行动要缓慢太多，如果必待认识完善、知识完备后才能去行动，那一切都要被束之高阁了。

人们畏于古人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至于畏手畏脚。如果颠倒过来，提倡“行易知难”，将大有利于建设活动，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发现，孙中山和王阳明都反对宋儒的先知后行观点，但他们二者还存在区别。王阳明认为知行之间存在双向联系，能知必行，能行必知；孙中山则切断了从行到知的联系线，能知必能行，能行未必知，不知也能行！这样说虽然能够鼓舞人心，推动人们去从事建设活动，但也会产生因忽略认识而重蹈宋儒“冥行妄作”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