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群体中，王阳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在思想上，他以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开创了中国思想的新境界。在事功上，他平定南中之变、平定宁王叛乱、平定西南边疆叛乱，以儒者兼事功，为古来所少有。作为一个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的典范，在今天他的许多思想和经验仍不过时。
王阳明《行草手札》
作为一个思考者的王阳明阳明先生是一个思想家。阳明主张心即理，主张立志，从内心下功夫，正所谓“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他点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反求诸心，“致”的工夫做足，人人都有成圣之路。在他那里，成为圣贤不再是士绅的专利，士、工、农、商不必好高骛远、心游万里，只需立足本职工作，“在事上磨”。
就如同孔子，在担任掌管畜牧的乘田时，就要关心牛马茁壮；在担任管理粮仓的委吏时，就要把出入的账目弄清楚，素位而行，即可成为圣贤。
可以说，阳明为每一个人都打开了一个向善成才之门。阳明的这个思想与孟子所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谓异曲同工，这也是后人称阳明有孟子气象的原因所在。
他还提倡“知行合一”，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而不行非真知，他反对人们懵懵懂懂地去行、也反对知而不行。所谓“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当时的重知识、轻实践的学风。此外，阳明在立志、动静关系、四句教等等都有创见。所以黄宗羲才说：“无姚江（王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王阳明 《象祠记》（局部）
作为一个实践者的王阳明阳明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阳明先生的事功就是这种哲学实践性的证明。
阳明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不大幅增加朝廷军事和经济压力前提下，顺利解决了困扰明朝多年的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交界地区的反叛；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平定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稳定了边疆，为此后改土归流和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阳明以其功绩被封为“新建伯”，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貌似阳明的封号有些低，其实就明朝现实情况来说，除了早期太祖创业时期的从龙之士以及成祖靖难之役等人外，封侯的人少之又少。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一代无奇功”的明朝，阳明更加显得卓尔不群。所以《明史》才高度评价了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与当时一些略显迂阔的士人不同，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时期那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明末钱谦益那些临难却嫌“水太凉”而最终投入新朝廷怀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能，在策论中针对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王阳明书法
王阳明事功由学问而出王阳明的特点则是经世致用，其事功正是由学问生发而出。这里所说的学问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修炼。
“体则根于道学，用则拟诸世务。”阳明好友王文辕在阳明出征南赣之前，曾对阳明的弟子和门人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吾触之不动矣。”就是说，阳明在人生修炼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遇事能做深思熟虑的考虑和进行淡定从容的应对。
阳明的事功正是来自于他的学问，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的修炼，遇事他才能够气定神闲；正是因为他气定神闲，在危难之际才能深思熟虑，最终成就不朽事业。
经世致用：对于今天的启示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当然阳明的经世致用并非急功近利，阳明先生在与顾东桥的信中，对三代以后功利之习进行了不留情面地批评。
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地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或许是王阳明的学问和事功给予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