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过：“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
正因如此，曾国藩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金银珍宝，他认为，真正的珍宝是经过千百年考验而应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则家族可长盛不衰。
同治十年（1871年），60岁的曾国藩，已经身患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后又大小便失禁，自知大限将至，于是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总结出四条经验，希望子孙后代以此互勉。
这封信写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这是一个令曾国藩悲痛的日子。15年前的二月初四，他父亲去世了，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正话家常，突发中风，扶进屋后，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便是他早已写好的这封遗嘱。儿子纪泽哽咽念完，与弟弟纪鸿一齐说到“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
曾国藩脸上露出一线浅笑，便溘然长逝。
人虽远逝，但他传下来的精神却流芳百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他说：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 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这四条遗嘱，可谓话尽兴家之本，道尽一生所得。
一、慎独
“慎独而心安。”
慎独，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思想、言语、行为谨慎。
做到这一点，便会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这是一个人自强不息的道路，也是寻找快乐的方法。
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慎独，是古代圣贤最为看重的品德，也是儒家风范的最高境界。
很多经典古籍中也都提及这一观点。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严守本分，表里如一，不违反道德，不自欺欺人。
慎独，是对前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省悟。
曾国藩经常在每天的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哪怕“一闪念”的某种错误想法，也被他记在日记中，自责甚至辱骂。
正是靠着这种慎独的精神，持续的自省，使得曾国藩脱胎换骨，从一介平民到官至极品，从一个庸人到一代圣贤，从凡夫俗子到名留青史。
历史上“杨震却金”的故事，堪称慎独的典范。
东汉时有个清官杨震，在荆州刺史任上时举荐了王密，使其出任昌邑县令。有一次，杨震途经昌邑。王密亲自迎接，悉心照顾。晚上，又“怀金十两”悄悄赶到杨震住处，以报栽培之恩。
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一听这话，杨震立马变得非常严肃，生气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一说，王密羞愧地带着金子走了。
如今的现实生活中，背离“慎独”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的人为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看似老实本分，实则阴险狡诈，背后捅刀子。
有的人为师，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台上道貌岸然，台下却干着腌臜不堪的勾当。
有的人为官，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表面清正廉洁，背地里却利益熏心，贪赃枉法。
......
凡此种种，皆是背离了慎独的初衷。
严以律己，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为人为师为官皆如此。
慎独，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
慎独，就需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鬼神，无愧于他人，更无愧于己心。
心无杂念，可以心安。
心中无愧，可以无悔矣。
二、主敬
“主敬则身强。”
主敬，就是常存敬畏之心。
人要时怀敬畏之心，待人接物恭敬有礼，不骄不躁，办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庄重端敬则日益强健，安逸放纵则日渐怠惰。
即使年老体弱之人，一旦参加了坛庙祭祀之事，或恰逢战阵危急之际，也会让人不自觉间就变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恰恰印证了“敬”能使人身强。
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曾国藩对待父母，总是恭恭敬敬，一封封家书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父母的敬， 由敬而顺，由顺而爱，由爱而孝。
对待他人，他一改早期的傲慢刻薄，总是恭敬真诚，因此结交了很多良师益友。
对待学业，即使每天记日记，都要恭恭敬敬，用恭楷来写，几十年如一日。
对待事业，即便身居高位，仍然不敢怠慢，如履薄冰，即便手握重兵，占据半壁江山，依然牢守底线，力挽狂澜甘愿做忠臣。
只有心存敬畏，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不浮躁，不被私心杂念所扰，永远保持内心的清静和从容。
北宋司马光，为了编写《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先后查阅几千卷藏书，三百多种史学著作，草稿堆放了整整两间屋子，他的儿子后来翻看草稿，发现居然没有一个潦草的字，连草稿都如此一丝不苟，可见司马光对待此事的庄重端敬。
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事者，必能成事。
主敬，就是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恭敬敬。
心怀敬畏之心，方能达到慎独之境。
三、求仁
“求仁则人悦。”
求仁，就是对万事万物怀抱一颗真诚的仁爱之心，有宽广的心胸。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论语》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心存仁爱之心，就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具备帮助他人的能力，并且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求仁，就要有一颗成人达已的心。
成就自己，首先成就他人，富贵自己，首先富贵他人。这样的人，人们哪会有不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他的呢？
曾国藩对待湘军士兵，给的军饷是绿营兵的3倍以上，以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对待将士，总是在给朝廷报战功的时候，拉上一长串立功的将士名单，大大满足了将官升官发财的需求。
对待幕僚，他们报效曾国藩的同时，曾国藩也投桃报李，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个个名头响当当。
他们跟曾国藩可以说是双赢。成就他人，也成就了自己，这是一种大境界。
三国时的名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收取病人的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
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他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
后人用“杏林”称颂医生，用“杏林春暖”来赞扬医生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就来源于此。
可见，心怀仁爱之心，达人达己，方可收获精彩人生。
四、习劳
“习劳则神钦。”
习劳，就是勤劳。勤劳使神明都感到钦佩。
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多次提到“勤”，勤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勤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才能使家业兴旺。
他认为“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
人的本质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只有辛勤劳作才可以换取到生存和社会地位。
圣君贤相，用勤劳为百姓谋福祉；升斗小民，用勤劳为家庭谋生存。
曾国藩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能取得卓越的功勋，离不开一个“勤”字。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每天仍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章、书信、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
据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
勤劳，是所有人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
曾国藩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终成现实。
曾家后裔恪遵遗言，世代相传，无一个败家子，代代有英才，在教育、科学、文化等不同领域卓有成就者多达200余人，至今两百多年来长盛而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