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于高丽朝后期传入朝鲜半岛（下文简称“朝鲜”），随后呈现大发展之势。朝鲜王朝建立后，在其国王、众多贤臣的积极推动下，程朱理学成为其最具影响的学术思想，被其继承、改造的朱子学居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据现存《近思录》文献可知，在高丽恭愍王十九年之前叶采《近思录集解》已流布朝鲜。
宋代新儒学在镰仓时代中期传入日本，程朱理学在室町时代已占据统治地位，后逐渐成为其社会的儒学主流，在江户时代影响甚大。中土《近思录》文献至迟在江户时代初期已流布日本。
由于传至朝鲜、日本《近思录》文献数量有限，故有必要实施本土化生产转化。
一、实施《近思录》文献本土化建设的一般途径
《近思录》作为宋代理学首选经典，得到历代众多学者尊奉，钱穆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近思录》文献流布朝鲜、日本后，他们不断加强本土化建设，于是有了续编、仿编、注译、讲论、札记、讲义等后续著述，生产这些文献的主要手段就是印刷。
（一）主要通过重刻《近思录》实施本土化
程朱之学传入朝、日后，《近思录》也享受着“经典”待遇。他们在重刻或翻刻来自中土的《近思录》文献时，总体上保持其体例内容不变。两国读者在阅读传自中国的《近思录》文献时，明显感到传本数量不足，亟待抄写或刊印，如朝鲜名臣金汶说：朝鲜国王“思欲广布是书以祛兹弊”，欲使“读《近思录》以识其门庭而不迷于所从”。朝鲜刻本有《近思录》朝鲜宣祖三十二年姜沆笔写本，英祖二十九年广州府刊本；《近思录》在日本有宽文十年寿文堂刻本，洛阳武村市兵卫、大坂武村佐兵卫刊本等。
此类重刻或翻刻《近思录》文献是一种浅层次的本土化建设，反映出他们对朱子学术思想的接受与崇敬。由于朝、日社会精通汉文者较少，阅读有难度，于是便用本国语言系统来诠释中国文言文，在汉文上加注训读。现存朝鲜王朝用谚文抄写、刊刻的版本，在汉字左右两旁用谚文或符号标示训读，如叶采《集解》朝鲜世宗十八年、中宗十四年的木板本、显宗十三年的活字印本等。而日本学者在抄录或刻印《近思录》文献时，用古日文训点、译介《近思录》文献，如《近思录》宽文十年刊本、叶采《集解》庆安元年风月宗知刊本等。
（二）利用雕版、活字或抄录等手段对《集解》之类文献实施本土化
朝鲜、日本为适应本邦社会发展之需，在进行《近思录》文献本土化时有意将其与本邦的科技、文化相融合。
1．朝鲜对《集解》《五子近思录》等的本土化。
叶采作为朱熹再传弟子，其《集解》又辑录了南宋诸儒之说。朝鲜多是直接重刻或用活字印刷。现存韩国叶采《集解》系列版本不少于39种，约占其现存《近思录》系列文献的21%，有木版本、活字本、写本、影印本等，诸如朝鲜凤城精舍、清凉书院、文川郡、礼山县、佔毕书院、成川府等刊本。朝鲜王朝在十四世纪发明了铜活字，后用金属活字或木活字来印刷《集解》之类文献，至今《集解》朝鲜活字本仍有十多种存世。类似的情形也体现在清初汪佑《五子近思录》朝鲜本土化上。汪佑此书在清代前期流布朝鲜，他们很快用活字予以印制传播，如芸阁印书体字本、肃宗年间或英祖年间印本、校书馆印书体字本、英祖年间木活字本等。
2．日本对《近思录集解》及其衍生本的本土化。
叶采《集解》是史上最受日本欢迎的注本，其雕版印本甚多，如《集解》风月宗知刊本、聚古堂翻刻本、宽文八年重刻朝鲜凤城精舍刊本、文化九年加贺屋善刊本、天保五年覆刻清初刊本、宝永六年吉野屋权兵卫刊本等。其本土再造的《集解》系列版本约21种，占现存日本《近思录》系列文献的15%。在进行重刻或翻刻时，日本社会还对元末明初人周公恕整理改造《集解》而成《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进行翻刻，此类衍生文献有宽文八年重刻明代稽古斋刊本、宽文十三年重刻石渠堂本、八幡屋重兵卫改版本等。
二、《近思录》文献建设本土化的不断深入
为给中土传入的《近思录》文献再续生命，使之适应异域他乡的社会文化环境、阅读习惯，朝、日便采用多种手段对其进行本土化建构。相较于前文所述雕版、活字印刷、以及抄录外，他们还编撰了融入本邦多种元素的新编文献，既辨疑再注释，又问答讲评。
（一）建构续编仿编本
朝鲜朱子学者谨遵《近思录》编纂方法、宗旨与体例进行续仿编。此类新造“近思录文献”中，或专集中国理学家语录。韩梦麟考虑到朱熹著述篇帙浩穰，“学者不能遍观而尽识”，因而从《朱子节要》《朱子学的》中采辑朱子语编成《续近思录》。此书与同时期清初张伯行所编《续近思录》不相上下。
或兼取中、朝理学家思想资料。李汉膺编辑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本邦李滉的语录共计1062条，编成《续近思录》十四卷，在本邦倡导“近思之学”，将李滉地位抬升至与东南三贤同一层级。
或专集朝鲜理学家语料。宋秉璿认为朝鲜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时烈的著述，广大宏博，让读者“有望洋之叹”，于是仿照汪佑《五子近思录》体例编《近思续录》十四卷。以为本邦赵、二李、金、宋“五先生之学，即周、程、张、朱之道”，将自己所编视作《四书》《近思录》的羽翼。
（二）编撰注释本
在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编撰的理学读本中，仿编《近思录》的文本极少，《近思录集说》十四卷是整合反映中、日朱子学思想的语录论说而成。相较于朝鲜学者亦步亦趋的续仿编，日本学者更侧重于稽考注释《近思录》《集解》。如贝原笃信对《近思录》各卷某章或某节，或叶采注文进行考释，撰成《近思录备考》十四卷。陈荣捷说其“引朱子及其他理学家甚长，亦附己见，为日本研究《近思录》标准之作，其后学者多参考征引之”。又如宇都宫遯庵为了“下国远乡乏载籍者”能知晓北宋四子、朱子著述的精华，在叶采《集解》本基础上，对此书的标注，撰成《鳌头近思录》十四卷。
日本学者注解时，或用日文直接书写或刊印，或保留《近思录》汉文，注文用日文。另外，对这些注译本进行刊刻时，在设计刊印版式时，有着不同于中国、朝鲜的地方，如宇都宫遯庵《鳌头近思录》延宝六年刊本，大多叶面分作内外框两部分。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天保十四年森本三书堂合刻本，将汉文、日文合为一体，用两截版编排。
（三）编撰辨疑注评本
朝鲜王朝中后期的学者对“世诵习久”的叶采《集解》“尚有不能详明者”，“复搜宋儒之论，参订东贤之语，随得随札”，注释时敢于批判。如李瀷在授家塾子弟时，担忧他们不能见到《近思录》“意趣”，“辄加笺解，俾有以易入”，编成《星湖先生近思录疾书》十四卷。此书侧重于对北宋四子语录的评析、总结，或对朱子之说、叶采注文进行质疑，并阐述己见。金长生、郑晔、李宗洙、南汉皜、林翰周、李汉膺、柳鼎文等撰有此类注释本，多是对《集解》进行质疑、辩论，又将朝鲜学者的认知进行展示。
对叶采《集解》，日本学者或指出其训诂考据的不足，如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或认为叶采释义未尽，不能完全阐明《近思录》文理微旨，以致初学者有所困惑，于是泽田希撰《近思录说略》十四卷。
（四）产生问答类、讲义类、札记类文本
两国以《近思录》为对象进行问答、讲论、评说而形成的“问答类”、“讲义类”、“札记类”文本，是在《近思录》文献基础上的升华与提炼，是其本国接受朱子理学思想的反映，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本土化建设。
围绕《近思录》文献，朝鲜国王与臣子之间有廷对讲论、学者之间有往复说辨，如李滉《答某某问目近思录》、李朝正祖《近思录讲义》、柳栻《近思录注疑往复说辨》等。并且有朝鲜学者将自己研读《近思录》及其著述后的心得、疑惑进行札录，如朴知诫《近思录札录》、朴光一《近思录札记》、朴文镐《近思录札说》等。
日本学者在阅读《近思录》文献时常札记自己的认知，或将自己的见解述诸笔端，有用日文编撰的本土化文本，明治时期及二十世纪早期译注的《近思录》文献，如佐藤直方《近思录笔记》、宇井默斋《近思录笔记》为日文抄写本；伊藤仁斋《读近思录钞》汉文抄写本。山崎道夫、饭岛忠夫、秋月胤继、汤浅幸孙等用日文译注《近思录》，加藤常贤、林泰辅用日文翻译《近思录》等。
日本学者在给门人或学童讲解《近思录》文献时，自编或其门人依据先生讲义编纂了讲义。如山崎闇斋《近思录讲义笔记》稿本、刚庵独录《近思录讲义》、内藤耻叟《近思录讲义》日文本，室鸠巢《近思录道体讲义》汉文抄写本，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中井竹山《近思录说》汉文抄写本等。
三、朝鲜《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特色
朝鲜王朝在李滉、李珥等推动下，朱子学发展进入全盛期，伴随着被其本土化的《近思录》文献而产生着巨大影响。
1．仿编《近思录》文献是其深层次本土化成果之一。此类仿编本仿照蔡模、高攀龙、汪佑、张伯行等人的做法，辑录中、朝儒者的论说，为本邦求学《近思录》建构阶梯，如李瀷、李汉膺、韩梦麟、任宪晦、宋秉璇、朴泰辅、等人的编撰，既传扬了朱子学，又融入了其民族主体意识。相较于日本，朝鲜学者所建构的仿编本明显偏多，这与宗主国重视朱熹所建立的纲目体系一致，受到的影响要比日本深透。
2．朝鲜学者对叶采《集解》的批评性再注释，仍保有崇敬之心。朝鲜时代的国王、群臣（兼学者）长期尊奉《集解》，“思欲便利于用，广布于下”。随着其本土朱子学家的成长、成熟，他们已不满足于借用中国《近思录》注本、续仿编本，而是要随“宋儒之论”，去倡明“东贤之语”，有意将本邦朱子学者的语录论说适时运用于本国仿编本、注本之中，形成了以本邦朱子学家思想资料为主体的本土《近思录》文献。因而，李朝中后期，他们原有“墨守之心”有所动摇，于是“能操其戈以入平岩之室”，对叶采（号平岩）的部分注文表示疑惑，引本邦儒者论说予以佐证，指出其未稳、未安、不衬切、牵强处，字里行间又包蕴着商讨口吻、谦恭之意。如《近思录释义》《近思录疾书》《近思录叶注存疑》等展现出其关于《近思录》思想的别样诠释，从而酝酿出李朝中后期对于居统治地位数百年的朱子学的不满。
3．朝鲜君臣是本土化《近思录》文献的再造者、传播者。李朝太宗主导铸造活字，刊行了《性理群书句解》（包括熊刚大注解的《近思录》《近思续录》《近思别录》），现存平壤府刻本、甲寅字活字本，便是“圣君贤相，同寅协恭，为世道虑”的结果。李朝世宗继续铸造活字，印行《近思录》，以便民众“识其门庭而不迷于所从”，深入体会“近思之学”的精髓。因为研学《近思录》可发挥其格君心、重世教的功用，故朝鲜君臣常在朝堂之上讲读《近思录》文献，形成本土化的文本，如李朝正祖国王重视性理之学，其《近思录讲义》记录了正祖五年讲《近思录》于摛文院的事实。
4．朝鲜朱子学者在推进本土化建设上发挥了重大影响力。李退溪尊崇朱熹而编《朱子书节要》，有助读者“溯伊洛而达洙泗”，对朝鲜学者续编、仿编《近思录》产生了很好导向。朝鲜朱子学者也继承发展了语录体文献编纂方式，以一问一答或一问多答的方式将诸家论说进行编撰，形成的《答某某》或《某某问答》或《某某问目》等篇名的问答类文本。如赵承洙《近思录问答》是纯祖三年冬天，柳敬夫、南子皜、赵子希、赵完之等数人在青龙寺递读《近思录》的记录，且此类讲説文献甚多。
四、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特色
《近思录》传布日本后，其学者将此书定性为仅次于《五经》《四书》的经典，为青少年入道的阶梯。如元禄六年中村惕斋说：“天下古今之书，莫贵于《六经》《四子》，而次焉者独有此篇。”
1．用标注日文训点的方式实施本土化。为方便本邦读者阅读研习，有学者加注日文训点，如前文所言《近思录》山崎嘉日文训点本、安政三年刊本、会津藩刊本等。他们不仅在刊刻时加注日文训点，而且用日文对《近思录》进行训释，如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就是一部汉、日文合为一体便于导引本邦读者的注本。此类本土化文献将《近思录》及其注本融合成本邦宣扬程朱之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了程朱之学广泛地在本邦传播。而且当日文训点本难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又出现了较多的《近思录》日文译注本，学者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抄录、撰写、译注《近思录》文献，已然成为时尚。
2．日本学者接受《集解》又批评其不足。叶采《集解》流布日本后，崇拜朱子学的中村惕斋以为此书让“初学之士不能得致思之端而了其旨归”，批评其不足，且以之为底本，抄录叶氏注解“难通之章，而各附录诸儒之说”，并增补自己的注解，撰就《近思录钞说》。相较于朝鲜学者对待《集解》的疑惑，日本学者更是敢于质疑，如山崎嘉等人对叶采注文不满意的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朝鲜学者，甚至完全删除叶采注文，将其转化为本土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大刀阔斧的删削举动在朝鲜不曾见到。
3．日本学者讲读而形成的本土化文献又将“近思”之精蕴植于后学心田。以山崎嘉为代表的日本有识之士很注重《近思录》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意蕴所在，在讲学过程中多乐于编纂讲义以助教学。相较于朝鲜学者非单纯地给生徒讲读《近思录》，日本学者的讲义多是以自己给后学讲解《近思录》文献的记录为主体，且后期多用日文撰写。如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是将讲义汇集成书，若林强斋门人整理抄录其师讲义而成《近思录师说讲义》等。
五、朝鲜、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学术意义
从前文论述可见，朝、日进行的《近思录》文献本土化，有浅层次的再造，多是雕版重刻、活字印刷、抄录；有深层次的建构，多是仿《近思录》新建本邦文献，或进行再注译、评议，或讲论宣扬以传后世。简言之，其本土化的手段不外乎刻、印、编、注、译、讲等，其大量本土化文献既有中国理学思想文化内涵，又有其本土文化的底蕴。在如今《近思录》研究渐成学界研究热点的背景下，史上朝、日《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成果所蕴藏的学术意义不可小觑。
1．解决了朝、日本土无性理之学文献可依从的困境，促进了朱子学的本土化。从前文论述可知，其本土化成果的内容，或将中国理学家、本邦朱子学家的论说文字合编为一书，或专门集录本邦大儒的语录论说为一书，或在本国注本中引用中国学者、本邦学者的著述，或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新注，或记录自己读《近思录》心得，或辑录本邦学者、君臣讲论的成果等。此类文献最能代表其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愿景，富有本邦民族特色，是其思想文化凝成的瑰宝，也成为所在国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之一。
2．既为朱子理学在史上东亚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可据的实证，又为推动程朱之学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诸如朝、日用汉字书写、刻印的本土文献，尽管是浅层次的文献再造，但也将本民族学者的智慧投射其中；如日本偏爱用日文进行训读标注，后期甚至有直接用日文翻译，此举对其民众进升理学发挥了很好的导引作用。
3．若将朝鲜、日本本土化文献置于同一时空纬度予以审视，则有益于东亚朱子理学思想的深入探究。纵向上，由这些文献可勾勒史上各国《近思录》文献产生、发展的轨迹。又是中国《近思录》文献在两国的生命再延续、内涵再丰满。横向上，考察这些本土化文献，极有利于探寻史上中、朝、日之间某些文献的源流异同，如他们对《集解》的质疑，也流露出东亚朱子学研究者存在共识的一面，又存在多元学术生态的一面。两国本土化文献的创建，反映出史上程朱之学在各国被消化、吸收、反馈的史实。如果把历史上东亚“《近思录》文献”视作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朝、日的本土化文献是在为这个机体注入新鲜血液、增补新的养料。
4．以中国《近思录》为源头的东亚《近思录》文献建设，是史上中、朝、日友好相处、思想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宋代以降，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使得朝鲜社会的学术思想不断与宗主国发生共鸣，在建构本土《近思录》文献时又欲彰显本邦朱子学与程朱之学的学术关联，故而此类文献存在较浓色彩的本邦国情、民情反映。出于对代表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崇，日本多能主动接受，其本土化的《近思录》文献，也反映出他们对程朱之学的尊崇。他们所建构的本土化《近思录》文献，不断充实着东亚理学文献的整体建设，也使得东亚《近思录》文献建设一直充满活力。
5．上述朝鲜、日本本土化的《近思录》文献是东亚儒学史上丰厚思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可为东亚地域政治、文化的交流提供纽带。朝、日本土化文献是其政治人文、社会治理、人性修养在历史进程中的反映。这些蕴藏朱子理学思想的文献曾对朝、日等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推动过文明的进展，有过重要的历史文献贡献。
朝、日两国本土化文献建设与时俱进，其共性之中又体现出他们对程朱之学不同的接受方式、民族心态、学术取向，反映了各国朱子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本色。这些文献为各时期求学者建构了通向圣贤的门径，共同为东亚朱子学思想传播发挥了一定功用，也是当今东亚发展各国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值得借鉴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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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程水龙,曹洁.朝鲜、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特色及学术意义[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62-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