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原文译文（八）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道家名著。

本经训

【原文】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汤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钢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皇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陰陽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校，夭矫曾挠，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到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陰陽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殊，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婬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也，所以救婬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婬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婬泆无别不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婬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洞然无为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而民自朴；无机祥而民不夭，不忿争而养足；兼包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是故生无号，死夫谥，实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让，德交归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辩弗能解也。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

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跟，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陕险易远近始有道里。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民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刳谏者，剔孕妇，攘天下，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于宣室。天下宁定，百姓和集，是以称汤、武之贤。由此观之，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

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钳口寝说，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异路而同归。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诗云：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无私；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陰陽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鞼；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柔委从，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退不肖；扶拨以为正，坏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帝者体陰陽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而天下治矣。

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遁，则与道沦，是故神明藏于无形，精神反于至真，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心条达而不以思虑；委而弗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则其视明；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株欂栌，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纤刻俨；银镂雕琢，诡文回波；尚游瀷淢，菱抒紾抱；芒繁乱泽，巧伪纷挐，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谿谷之流，饰曲崖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碕，抑淢怒濑，以扬激波，曲拂邅迥，以像湡浯，益树莲菱，以食鳖鱼，鸿鹄粱鹔鷞，稻粱饶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此遁于世也。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鹜而无蹟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紾；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锗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缠锦经宂，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猒足目；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珍地财，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斵，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冠无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古者圣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署无所布，来耜无所设；民力竭于谣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之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经，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诲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婬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务；朝廷有容矣，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译文】

远古时代圣人治理天下，平和随顺事物本性、寂静无为，保持它们的质性纯真而不加雕饰；他闲静而不浮躁，任凭事物自然发展而不以规矩去限制；他内在精神与道体相符，外在行为与德行协调；他行为举动成顺法度，处事快捷便利事物；他的言论扼要简略而合循事理，行为洒脱简易而随顺常情；他心胸开阔愉悦而不伪作，行事朴实简约而不巧饰。因此，那时候干任何事情都用不着选择良时吉日，不必占卦问卜，不必慎重考虑如何开头，也不必仔细计划结果如何；事物安静不动则随之安然停止，事物激发变化则随之行动变化。他形体和天地自然相通，精神和陰陽二气同融，中和之气和一年四季相和谐，神明和日月相辉映，整个地和自然造化相伴随，交融合和。正因为这样，所以苍天将道德恩泽施予万物，大地将承载乐土养育众生；四时将不失其次序，风雨将不逞暴虐；日月清朗放射光芒，五星循轨不偏方向。在这样的社会盛世下，天道光辉浩荡普照，凤凰麒麟也会翔临门庭，占蓍卜龟也显示吉兆，甘露降临，竹实饱满，流黄宝玉露显，朱草生于庭院，而机巧伪诈没法潜入人的通体透明之心体。

到了道德衰败的时代，统治者开凿山石采刻金石，雕刻金玉做饰品，挑开蚌蛤采取珍珠，熔铸铜铁制造器具，这样就使自然资源大量消耗而不得繁衍。剖开兽胎、扼杀幼兽，吓得麒麟不敢露面遨游；掀翻鸟巢、毁坏鸟卵，使得凤凰不愿出来飞翔；钻石取火，伐木造楼；焚火树林猎死禽兽，放尽池水捕捞鱼虾；人民使用的器械工具缺乏，而统治者国库内的物资储存却聚积有余；各种物类都不能繁衍，草木萌芽、鸟雀下蛋、兽类怀胎，在新生命将诞生时却遭到扼杀，中途夭折的情况占了大半。人们同时积土造山而住在山上高处，往田里施肥来播种谷物，往地下深处掘井取水，疏通河川以求水利，修筑城墙以求安全，捕捉野兽以求驯养成家畜，诸如此类便造成自然界陰陽错乱，四季气候失去次序，雷霆毁坏万物，雹霰降落造成灾害，大雾霜雪不散不停，万物因此枯萎夭折。铲除丛木开扩耕种田地，割除丛草以栽种禾苗，正处萌芽、绽花和结果的草木因此被毁掉的不计其数。以后发展到修建高楼大厦重叠耸立，门户连绵相连，屋檐、椽头处处雕琢刻镂，绘刻着草木花纹图案，其枝条舒展修长、其枝节盘曲婉转，绘有的荷花菱角五彩争艳、绚丽斑斓；各种建筑装饰参差错落、屈伸叠曲、姿态万千、交相倚立。就是像公输、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面对这样的绝作也会不知道如何再去加上一凿一锯。然而这样还是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贪欲。因此原本长青不衰的松柏竹子竟在植物繁盛的夏季枯死，原本川流不息的大河大江也竟会干涸断流。神兽夷羊出现在牧野之地，蝗虫遮天盖地，天旱地裂；凤凰不再翔临，生有勾爪、尖牙、长角、距趾的凶猛禽兽却到处肆虐，捕杀生灵。百姓则拥挤在狭窄的茅房里，无家可归，受冻挨饿，以致饿死冻死者互相枕藉。而后又划分山川谿谷以区别国界，计算人口多少，修建城池，设置机关险隘以作防备，整治官吏制度，制订服饰等级，分别贵贱贤愚，定出善恶，实施赏罚，于是矛盾兴起、战祸迭起，人民百姓遭受冤屈隐痛，而统治者狂杀无辜、惩治无罪之人的情况也就发生了。

天地混合之气融汇而产生陰陽二气，陰陽二气陶冶化育万物，之所以这样，全凭这纯一之气。因此，上位和下位如离心离德，这邪气就会上升；君臣不和，五谷也不能生长。从立冬到冬至四十六天，天含有的陽气还未下降，地怀有的陰气还未上扬；此时陰陽二气尚未融合，各自在空间游荡徜徉，逐渐互相吸收并浸润扩散成中和之气，包裹着极大范围，准备化育生成万物，遍及芸芸众生使之各得其宜，和气抚养着酝酿着，最终将会化育众多生命。因此，如果春天像秋天那样肃杀，秋天像春天那样繁茂，冬天响雷，夏天降霜，这些反常气候都是由陰陽之气失调之后产生出的有害邪气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宇宙天地的构成原理与运动变化法则，和人体结构与生命运动变化法则是相同的；所以也可说，明白天性道体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变异产生恐惧感；明察天象徵兆人事符验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怪异产生迷惑感。所以圣明的人能从身边的事推知遥远的事，将万物视为一、千差万别视为无差别，他正气通天地，与整个宇宙世界一起悠闲遨游。在这样一个圣人神明治理的年代，既没有庆功奖赏的诱惑，也没有刑法惩处的威逼，更不必设置礼义廉耻，也无诽恶誉善的事情，百姓们互不侵犯欺凌残害，就像生活在混沌社会之中。而到了社会道德衰败的时代，人多物少，人们付出得多、获得的少，于是心生怨恨，为生活而你争我夺，这时便要借助于“仁”这道德来制止纷争。同时，社会中有人仁厚，有人则不仁，不仁之人还结党营私、心怀机巧奸诈，失去原纯朴天性，这时便要借助“义”来制止这种情况。还有社会中男女都有情欲，且异性相吸引起情感冲动，这样男女混杂不加分隔就会引起婬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婬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陰陽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陰陽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婬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婬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婬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陽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陽，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称帝者应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陰陽，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君则应以刑律法制管理国家。所谓天道，它以纯朴元气包裹牢笼天地，控制山川，含蕴陰陽二气，调和四季，经济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润滋，昭示引导万物，广泛无私而遍施物类，各种生物无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长发展。所谓陰陽二气，承受着天地自然中和之气，形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蕴着的和气能化育万物；它伸缩舒卷，深入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时虚空、终至于盈满，周转于没有终始的时空中。所谓四时，春主生育、夏主成长，秋主收敛、冬主藏纳；予取有节，出入有时；它开张合闭不失次序，喜怒刚柔不违原理。所谓六律，是指“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六种；除此之外，别无他道。所以，谨慎地持守这些权衡准绳、审察这些法度的轻重，就足以治理好所管辖的国家了。

因此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天下的人，则能明白天地之性情，通晓道德之条理；他的聪明能照耀日月，精神与万物相通；动静与陰陽协调，喜怒与四时和谐；他的德泽施及四方以外的区域，名声流传到子孙后代。效法陰陽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与鬼神相合；他头顶天穹、脚踏大地，手握圭表墨绳等法度，内能修养心性，外能获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百姓无不闻风而动。效仿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速而不紊乱；优柔宽容，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可以容纳愚昧不贤之人，没有私心和偏爱。使用六律的人，则能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才而贬斥不贤者，扶拨以为正，除险以持平，矫枉以成直；懂得禁止、赦免、开启、关闭的道理，顺应时势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效法陰陽，就会受到诸侯的侵侮；称王者依循四季，就会被削弱国力；称霸者使用六律，就会受到凌辱；那些小国君如失去准绳法度，就会被废黜。所以，由此得出，小国国君实施大国方略，就会显得空疏失体而百姓不会亲附。大国国君实行小国方略，就会显得狭隘紧迫而无法包容天地社会。应当是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天爱惜它的精气，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爱惜他的性情。天之精是指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之平是指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指思虑、聪明、喜怒等。所以闭目塞耳、缄口静心，防止精神因物欲而散逸，这样就和“道”融合了。因此，将神明保存于一种静穆虚无的状态中，精气就会返回到至真纯朴的本性内，就可以做到眼睛尽管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尽管聪敏却什么也不去听，心体透亮而什么也不去想；委顺事物而不作为，保持平和而不骄矜，冥性命之精，不思虑、不喜怒，不运用聪明，保持心体平静，这样智巧就难以混杂在其中了。人之精通于眼睛，这视觉就明亮；通于耳朵，这听觉就聪敏；滞于口中，这言词就恰当；聚集在内心，这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塞目、耳、心、口这四道关口，人体就无忧虑，周身经络畅通不会萎缩。这不死不生、不虚不实，叫做真人。

大凡祸乱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婬逸。放纵婬逸的地方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上木，兴建宫室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并栏，梁上短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以及浮首虎头之类。雕绘精巧，文饰奇特。有象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芋草，互相纠缠在一起。着色细密巧妙，可以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婬逸。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无际。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起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的渠道铺成。控制住急流，激起怒涛．而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有时曲折，有时相背，有时徘徊不前，就象江河环绕的番禺和苍梧地区一洋。水中大量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的食粮。天鹅、鹔鷞、栖息水滨。水稻，高梁，年年有余。乘着豪华的龙舟，扬起高高的鹢首，浮行水面，鼓乐齐鸣。这就是婬逸在“水”的方面。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阙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建筑物之间有飞阁复道相通。掘平高丘，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在大道上，通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危道变为平直，使险阻化为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绊倒的威胁。这就是婬逸在“土”的方面。铸起大的钟鼎，修造待美的重器，在金钢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纹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香，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像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使人看起来细密，又好象疏松。这就是婬逸在“金”的方面。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因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围猎。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整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中没有柘树、梓树。烧掉木材来作炭，焚毁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照天时来生长。火光炎炎，上面掩蔽了太陽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婬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婬逸，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古时候有建立明堂的制度。在明堂的下部，潮湿之气不能达到；在它的上面，浓雾寒露不能进入，四方之风不能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凿，使用的金器也不用刻画，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加剪裁：冠用平直，不加修饰。明堂广大，能够在里面集会、行礼、发表政事文告。安静、洁净，完全可以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实行明堂的制度，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追求那些五声、五味、五色及远方国家的奇异之物，完全能够用来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天地之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废。大凡人的性情，不喜不怒不违背性情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冲动，冲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全使禽兽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虑、懊丧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发生动作，动作就使手脚不得安宁。大凡人的性情，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则血液上充，上充则脾气激动，脾气激动则有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消失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衰旸、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他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时候圣人在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有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幼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但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末世的政治，种田打渔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粱全部禁止捕捉和采摘，鱼网没有办法撤下，农具没有办法放置，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食粮，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和悲感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鸣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实行的三年之丧，不是强迫指使别人去做。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没有断绝。晚世风气习俗败坏，食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充满胸中，父子之间的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涕戴旸，却在其中戏耍玩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干里，诸侯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边界，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政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触犯破坏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令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它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祭祀他的社神，经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逐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它国的珍宝，以致流血干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的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目的。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行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婬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奉事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为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以悲哀为主要目的；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要以讲求道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而大道就可以行得通，根本破坏了，而大道就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