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发文评论老一代革命家的外语水平，说得最多的是周恩来总理精通英、法、德、俄、日五种语言。通过查阅一些资料，包括领导人对自己的外语程度的表述，国际友人以及当年的翻译人员的回忆文章，综合分析之后，发现有的网友的评论是不准确的，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人们对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无限崇敬和爱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其外语程度还应以实际事例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填写个人履历时，毛主席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填写了“小学”，备注了“师范学校”；周总理的文化程度填写了“南开大学肄业生”，备注了“法国留学”。
第一批旅欧同学会
老一代革命家在上世纪20年代，大多有留苏或旅法的经历，他们大多人是在国内完成了中学学业，通过考试或组织推荐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留苏学生都进了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或军事理论，生活条件比国内要好一些。留苏的学生中瞿秋白、任弼时、杨尚昆、张闻天、博古、王明、王稼祥、李立三、陈昌浩等人，都是短时间内将俄语学到了接近母语的程度，他们之中很多人还做过翻译，回国后都担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或成为了政治局委员。旅法学生是勤工俭学，白天参加工厂的劳动，获得薪金维持日常开销，学习成了业余的事情。很多旅法学生还参加旅欧组织的革命活动，主要精力没有放在语言学习上，虽然在国内也补习过法语，但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法语不过关，只能应付日常的简单交流。下面简述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主要领导人学习和使用外语的情况。
毛主席会见外宾
毛主席是运用语言的模范，其出神入化的语言风格得益于他少年时积累的古文功底。虽然他年轻时没有多少机会学习外文，但在延安时期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将《西行漫记》送给毛主席时，他当即回了一张字条：“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看了一会儿才明白是"Thank you very much"的音译。毛主席在接受美国女记者采访谈到原子弹时，还创造了一个英文词“paper tiger”，他知道名词可作定语便信手拈来一个新词。建国后请北外老师章含之教他英语，在学到“revisionism”修正主义，后缀变换三个字母“Revisionist”就成了形容词，当即称赞英语的构词法既科学又简单。后来因为进入了文革时期，不得不中断了英语的学习。毛主席曾和美国的基辛格这样描述自己的英语水平，记了很多单词，但英文的语法没有系统掌握（或许英文句子记得少）。
抗战期间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斯诺在重庆
周恩来总理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学过英文，当时英文是作为其中一门课程来学的，英语基础相当于高中毕业的程度。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半时间，参加两次东京师范大学官费留学生入学考试，都是因日语进展不大未能如愿，最后的日语程度能达到日常听说和简单的读写。周恩来22岁时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工作、生活、学习共计三年半时间，最后的法文程度应该比英文要好一些。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比他年长5岁的张申府，张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以教师的身份去的法国，他精通英、法、德三种语言，国共合作期间曾做过蒋介石的德文翻译。张到了90多岁时曾在北京的家里接受记者采访，当时还能熟练使用这三种语言。
周恩来日理万机
周恩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专注语言学习的时间就很少了。美国作家斯诺回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说周恩来讲英语的速度较迟缓，但发音非常精准，由此看得出是长时间没有练习英语听说的缘故。1942年，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当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欧文考虑到周恩来曾一直在学习英文，年轻时还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提议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周恩来马上说，自己的英文有限，法文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欧文最后用很蹩脚的中文和周恩来进行了谈话。周总理在41岁时曾因手臂受伤去苏联治病半年多，因其主要关注国内抗战等重要事项，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俄文，只对俄语有个大概地了解，能说些日常用语。
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大会发言时为了节省时间，周恩来念了几句中文稿之后，就由旁边的翻译直接宣读英文发言稿，试想如果周总理自己能熟练地朗读英文稿，绝不会让翻译代劳。周总理虽然英语口语表达稍差一些，但英语听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多次指出翻译人员错译、漏翻之处，并能及时获得纠正。例如冀朝铸第一次做翻译时提前背了周总理发言的英文稿，漏掉了周总理即席增加的句子；章含芝将一万多公里翻译成 one thousand kilometers，周总理都能立即指出来。 由于听力很好，在与外宾会谈时，客人话音刚落，周总理马上就可构思回答的内容，总是占据非常主动的优势。
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
朱德在德国生活学习近四年，他在柏林潜心专注学习过德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全程使用德语，其德语水平应该超过史特莫莱。
朱德和史沫特莱
刘少奇曾留学苏联，初到莫斯科时，杨尚昆为其做翻译，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建国前，刘少奇曾秘密访问苏联，与苏方会谈全程需要翻译或由王稼祥陪同。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他和儿媳单独商谈国籍问题时，因其儿媳不太懂中文，刘说俄语是想半天说一句，最后也没能交谈几句就结束了。
邓小平曾在法国工作、学习、生活6年多，后来又去苏联学习一年，法文听、说、读、写的能力应该达到了一定程度，但回国后再没有机会练习，后来也就忘掉了。1974年邓参加联大会议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法国，还记得当年的“参考消息”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邓小平副总理登上飞机旋梯，用法文高喊一句：中法友谊万岁！”。
邓小平出访法国
领导人都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且其毅力超乎常人。留苏的学生能熟练地掌握俄语，主要是当时有机会集中精力突破语言关，学习条件相对较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зн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условий поступления в школу”;“Evidence of bisic proficiency in Russian is part of the admision requirement”，俄语基本熟练是入学条件之一。
学外语的笑话
很多实例证明，学会一门语言大致要用3000个小时，须背熟、会用10000个词汇，背记1000个句子。如果每天用10多个小时学习语言，10个月左右就基本学会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用新语言进行思维，亦即掌握了新语言的精神实质。如果每天只用一个小时学习语言，十年下来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3000小时，但其效果定将事倍功半，少进多退，新语言最终还是过不了关。总之一句话，外语非速成不能学，学了还需经常使用，不用的话5年忘掉一半，10年基本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