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务，每个阶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统治者必然也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方略和执政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治观念慢慢融入地名之中，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当前我国县级以上地区中，有300 多个地名记录并反映了这种政治印记。
远古时期，虽然黄帝“方制九州”，但全国境内大大小小“列为万国，你杀我夺，征战不断，民众遭殃。面对这种局面，尧、舜、禹焦虑不已，为结盟息战，“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经禹与万名诸侯协，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国实现结盟联合，诸侯国由10 000 个减到3 000 个，如史书记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到周武王时期还“有千八百国”。当今之浙江的诸暨、上虞之称，正是因禹在此分别会盟诸侯而得名。史曰：诸暨“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上虞者“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尧舜禹时期期望结盟的政治理念和治乱方。这种理念和方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得以延续，到西周，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市），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刀阔斧地实施郡县制，不遗余力地推行强权政治。今之秦淮河、秦皇岛等名称足以反映他不可一世、勇治华夏的政治意图。为了断绝、消除金陵的“王气”，他不惜断然派“赭衣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人工造出一个秦淮河。他企望自己长生不老，永驻皇位，竟然派人入海求仙草，秦皇岛正是因秦始皇求仙“尝驻跸于此”而得名。这两处地名气势之宏、决心之大，与其比肩者寥寥。
汉朝“兴复增置几郡”，进一步巩固了秦统一后留下的疆土。但当时仍有一些小国尚未归顺，边疆地带时有叛逆之事。为实现国泰民安，“广大汉业”、“扩大汉疆”的目标，汉朝便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意设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以显示自己的宏图大略，昭示子孙后代和朝廷官吏铭记在心，永不能忘。
唐朝为了对广阔的疆土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区设置上有很多创新。宏观上采取分层管理，微观上实施分类控制，既设道州郡府，又秦始皇设都护府及边州都督、节度经略使、羁縻州等。从汉武帝到武则天都比较崇尚武力，加之武则天姓武，因而武则天时期新设的郡县多冠以“武”字，如今浙江武义县、河北武安县、重庆武隆县、江西武宁县，就是这么得名的。有史为证：“唐武后析（永康）县之西南置武义县，时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类。曰武义者，岂仍义尔而加武多耶。”
宋朝设置的行政区划及名称，与前几代王朝相比还有一些变化，首先“今天下为十五路”，然后下设“府州军监”。其地名最有特点的是，皇帝的“潜邸”后来几乎都为府。如宋高宗的“潜邸”，其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后升为德庆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称端州，即位后以端州为自己的发迹之地，故改名肇庆府。宋光宗即位前的“潜邸”为恭州，他即位后升恭州为重庆府。这种将“潜邸”冠名“庆”而升府的现象，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迷信“发迹之土”，不忘“故土之恩”，显示出强烈的怀旧意识。
元朝在政区设置和名称上也很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它“立中书省，行中书省十有一”，就是说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省”这个行政区划概念的。扩大疆域是元朝始终不渝的理念和追求。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窝阔台、蒙哥的东征西讨，最后到忽必烈吞并南宋，经过70 多年兼并战争，元终于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设置广元路（今广元市名称来源之始），把这种强烈的“扩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伟抱负，永远铭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牢记。
明清基本沿袭了原有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以省、府、州、县为主的地方政体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统治者最主要的政治观念和方略可以概括为“守”、“卫”二字。明朝具体采取的办法是，把地方行政与军队分开管理，府州县只领民户，另设卫、所以领军户，因而全国设卫所上千，其中卫有493 个，如天津卫、威海卫、沈...
从清朝末期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使反对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有一些地方出现以“民权”、“博爱”、“共和”、“同仁”、“互助”命名的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出现一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观念的新地名，如解放区、跃进区、红旗县、社旗县、前进区、东风区、卫东区等，这些地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客观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印。
二 把珍视自然资源的理念深深嵌入地名我们每个人从小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从古至今，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国家以及每个地方的兴起、发展和繁荣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我国有很多地方是以本地特色资源作为自己的地名的。据统计，在我国县级以上政区中，有近200 个是因当地的自然资源而得名的。
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非常珍惜身边各类金属矿山资源，感恩资源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福利，常常以虔诚回报之心，选择当地矿藏为地名，以示世代相传永不忘。在如今县级政区中，以“金”字冠名的近40 个，如金华、金昌市、金山区、金川县等。以“铁”字和“铜”字冠名的各有10 多，如铁岭市、铁山区、铜川市、铜陵市、铜仁市等。
还有一些是以“银”、“铅”、“锡”冠名的，如银川市、白银市、铅山县、锡山区等。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对各类金属资源的重视和珍惜。
人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爱护动物、饲养动物是人类的一个好习惯、好传统。因而，动物资源也是一些政区地名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有30 多个县区以龙为名，如龙江县、龙泉市、龙岩市、龙口市、龙山县等。有10 多个县区以凤为名，如凤山县、凤阳县、凤庆县、凤台县、凤冈县等。还有不少以鸡、鹿等动物为名的，如鸡西市、宝鸡市、鹿泉市、鹿寨县、鹿邑县等。
人类对植物资源普遍有一种感恩和欣赏的心态，人要靠植物生存，它既可以给人们提供生活资源，也可以提供生产资料。人也喜欢观赏各类花卉、草木，以滋润自己的情致，满足自己的情趣。这大概是许多地方喜欢以当地特色植物命名的重要原因。在县以上政区的名称中，冠以林字的有几十个，仅以松为名的就有10 多个，如松江区、松阳县、松原市、松滋市、松溪市等。以桂、竹、桐、枣、桦、梅、株、柳、榆、梨等冠名的也不少，如桂林市、绵竹市、桐乡市、桐城市、枣庄市、枣阳市、桦川县、梅州市、桃江县、株洲市、榆林市、梨树县等。由此足以看出人们重视植物的程度，也足以说明植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甘肃省有个瓜州县，其名始于春秋时期。此地远古时就盛产美瓜，据史书记载：其地出美瓜，故曰瓜州。今（唐代）犹有大瓜者，狐入其中食之，不见首尾。瓜州在河西走廊的西瓜，离敦煌不远，靠近新疆哈密，因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很适宜种植蜜瓜，瓜熟之后香飘数里，不仅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旅流连忘返，连狐狸、野獾也常常隐藏在瓜田之中，因瓜又长又大，瓜农连偷食蜜瓜的狐狸都看不见。瓜州之称名副其实，充溢着人们对此地的赞赏。
盐作为一种生活必需调料品和生产资料，在人类生活和生产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食盐占的位置极为重要，像人需要的粮食和水一样，不可替代。因此，古代社会盐业是官营的，私人不可染指，当时很多地方以盐矿、盐井、盐田、盐坞得名，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现如今仍有20 多个县以上政区名称中有盐字，如盐城市、盐山县、盐池县、海盐县、盐湖区等。
自然资源与人的生存紧紧联结在一起，与人类社会和生产活动紧紧联结在一起，人类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通过以自然资源命名政区名称的方式来铭记自然的恩惠。
三 地名中抹不掉的政治烙印在中国封建社会，地名与政治动辄就挂起钩来，而且往往还与帝王相联结，最典型的表现有两种，一是以皇帝的年号给地方命名，二是为避讳皇帝或尊亲之名、谥号而为地方更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至高无上，手中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不少皇帝以自己的年号给地方命名，如永平县以汉明帝的永平年号命名，兴国县以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号命名，绍兴市的前身绍兴府以宋高祖的绍兴年号命名。由于这些取自年号的地名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因而一直沿用至今。当前在中国县级以上政区中以年号改名的地名也不少。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是按皇帝旨意更改的，因皇帝个人的喜好烙印过深，只能昙花一现，被历史淘汰。最典型的是西汉末年，王莽几乎把大多数政区地名都改掉了，待王莽政权覆灭后，改过的地名又变了。
帝制时代，因政治避讳而更改地名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级制度、君主至上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人们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谥号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来，必须谨慎避讳，地名中更不能出现他们的名字或谥号，必须更名。如山东庆云县，原名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朱棣名讳，改为庆云县。四川宜宾，原名义宾，北宋时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改名宜宾。特别是贵州省的正安县，唐朝时称珍州，元代为避当地统治者明玉珍的名讳改为真州，明代又改为真安州，寓“真州安定”之意，清代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又更名为正安。有类似情况的在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有50 余处。
四 以交通要道为地名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交通运输，由于交通设施的制约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大家吃够了交通不便的苦头，因而人人都希望改善交通条件，选择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建城市、设市场、修渡口。如果一个地方刚好处在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上，那对当地老百姓来说真是“如天之福”了，往来客商拉动了当地商品交流，游学士子带来了各种信息和文化知识，城邑因此而繁荣，居民因此而受益。因此，人们的共识便逐渐形成，常以这些优越的地理位置来给自己的地方命名。在当前全国县级以上政区中，有80 多个以此得名。
古时因“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而得名的地方，若不是非常事故而发生变迁（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般都会长期保留和使用这些名称，不少至今仍是很著名的城市，如以“东北通辽海诸夷，西南通粤楚蜀，内运通齐燕冀”得名的江苏南通，以“万州居四达之路”得名的四川达州，以“漕运通济”得名的北京通州等。这些地名突出地显示着自身的便利交通和重要位置，承载着当地人由此而得到的各种实惠，流露着他们心中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有很多地名以突出单向通达目的地为标志，给人一种直接、明确的表达和指向，如以地处汴京直通许国故地的交通要道而命名的通许，以通达辽东而得名的通辽，以温谷水向南注入渭水而得名的通渭等。这些地名既表明地区的优势，又直接告诉人们从这里到某地最便捷，既像路标，又像坐标，具有实用性、导向性、广泛性。
古时候专门设立的交通管理机构并不多，以交通管理机构命名的地方更是少见，但山西运城却是一个例外。运城古时有一个很大的盐湖（池），“东西长五十一里，南北广六里”，本来这里以盐业发达著称，曾称盐城、盐县，到元朝时在此处设立专管运盐业务的“盐运使司”，于是改称运城。这既反映了当时盐业的兴旺繁荣，也反映了外运食盐数量之巨大，队伍之庞大，不仅给政府带来了财税，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运城的名气由此也越来越大。
有很多交通要道的地名，是以津、港、浦、渡口为名的，如天津、古代北京通州漕运码头盛况香港、黄浦、浦口、河津、官渡等。这也说明，古时候水陆都有诸多交通要道，而且水路交通要道比陆路交通要道更著名。
以交通要道的名字作为地名，非常符合确定地名的基本要件和基本规律，突出了这一地区自身的优势、重点、特点，彰显了地名的地理标签作用，足以给人们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
五 王莽疯狂改地名在中国历史上，确立郡县地名最多的是秦朝，而短时期内改变郡县地名最多的是王莽新朝。王莽建立新王朝后，立即进行复古改制，疯狂改变郡县地名也是其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综观王莽新朝改变的数百个郡县邑地名，不难看出他当时扭曲的执政理念和改制用心。对王莽所改的地名稍加梳理，有十种现象或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一曰标新立异。这是王莽改变地名的最突出特征。如秦汉时的界休县，王莽改为界美县，西汉时的祁县改为示县，西汉时的故道县改为善治县，等等。他的骨子里就是要变“汉”为“新”，一切都要与汉王朝不一样。
二曰逆反现象。这是其改变郡县地名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如改汉朝时的曲道县为顺县，改谷远县为谷近县，改无锡县为有锡县，改东昏县为东明县，等等。总之，他的基本思路就是与汉朝对着干，你东我西，你顺我逆。
三曰行政降级。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在改地名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其复古的原则，对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一律由郡县降为亭（秦汉时乡以下的一种行政机构）。如将广都县降为就都亭，将揭阳县降为南德亭，将耒阳县降为南平亭，将相县降为吾符亭，将濮阳县降为治亭，等等，类似的例子有好几十个。
四曰改“陵”为“陆”。这个特征涉及政治意义的比较少，就是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把地名改掉而已。如将湖陵县改为胡陆县，将迁陵县改为迁陆县，将元陵县改为元陆县，将孱陵县改为孱陆县，等等。
五曰改“临”为“监”。繁体的“临”和“监”比较相似，但含义却大相径庭，虽是一字之改，但地名的内涵、意思、意境却全改变了。如改临邛县为监邛县，改临朐县为监朐县，改临水县为监水县，等等。这个改动很没有文化，纯粹是为改名而改名，不讲文化，不讲传统，不讲习惯，不讲意义。
六曰内涵递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其地名更改后对原来的含义、内容、意思有所递进、演释、美化，反映出其另一面的心态。曰改乌伤县为乌孝县，着意把孝子颜乌的义德明白地彰显出来。又如将即墨县改为积善县，将长垣县改为长固县，将蒙阴县改为蒙恩县，将慎县改为慎治县，都比较充分地体现出地名含义递进演释的特征。
七曰谐音变字。这也是一个特征。就是利用有些字音相近、形不同的特征，对一部分地名进行更改。如将襄城县改为相城县，将长安县改为常安县，等等。这种改名的办法，既沿袭了中国谐音取名的文化传统，也照顾了当地人使用地名的方便。
八曰歧视性强。这是王莽新朝改变地名中表现出的一种专制、跋扈现象。如改蓟县为伐戎县，改曲江县为除虏县，改富春县为诛岁县，改长沙国为填蛮郡。这些蛮横、暴力的地名凸显了王莽新王朝的弊端，这种不理性的王朝心态，必然会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人民的苦难，最终导致王朝快速走向灭亡。
九曰企求康宁。这也是王莽改变地名的特征之一。王莽新王朝建立，由于其复古改制很不得人心，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为企求社会安定，维护统治地位，他在改变郡县地名时也渗入了一些美好的愿望，如改大陵县为大宁县，改阿曲县为凤美县，改平舒县为平葆县，改剧阳县为善阳县，改武陵县为建平县，等等。这些新改的地名，反映了他希望王朝稳定、朝廷安宁、坐牢江山的心态。
十曰寿命短暂。这是王莽王朝所改地名的直接下场，也是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王莽时期改变的数百个地名，与他只有十五年历史的新王朝一样，都是短命的，王莽王朝灭亡之后，东汉几乎全部恢复了西汉时期的郡县地名，如今，要寻找到王莽改变地名留下的遗存也真不容易，查遍历史资料，只有山东省东明县之名属王莽王朝遗存。王莽当时改东昏县为东明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又改为东昏县，北宋时复改为东明县，可谓稀罕。
王莽疯狂改变地名，在历史上一闪而过，比流星还快，但留下的教训确实不少，研究这些教训也挺有意思。
六 难以避免的重名现象中国自古以来疆土广袤，历史变迁频繁，特别是地形复杂，山岭河川交错，交通甚为不便，信息交流很不容易，加之各地普遍喜欢以吉祥之词、嘉贺之字、灵动美语取名，因而就形成了很多地名相重的现象。
怎么样解决重名问题，历史上一般采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改换朝代时，会换掉一批；二是朝廷在任命新的地方长官时会随着制作新官印而改掉一批；三是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地名时改掉一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4年全国有221 个县重名，双重名的148 个县，三重名的36个县，四重名的16 个县，五重名的15 个县，六重名的6 个县。如今的山西省汾城县、浙江省温岭县、江苏省扬中市、安徽省黄山市，当时都称太平县。现在全国只有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了。名称为西安州、西安县的更多，寓“西部安定”之意，大家都以此为愿景而命名地名，涉及七八个省，直至今天，陕西省有西安市，吉林省辽源市有西安区（清朝时称西安县，1948年称西安市，1983年改为西安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也有一个西安区。名称为新城的政区地名也很多，当时在辽宁、吉林、山东、江西、浙江等省都设有新城县。白云作为地名，也曾在历史上风行过，至今还有广州市白云区、贵阳市白云区、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太和是吉祥词，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因而历史上以太和为地名的也不少，尽管屡经整治，现在还有辽宁省锦州市的太和区和安徽省阜阳市的太和县。笔者粗略查了一下，当今全国县以上政区重名的有126个，其中双重名的74 个，三重名的39 个，4重名的8 个，5 重名的1 个。基本都为中等以下城市政区名称。
七 因避讳而改变的地名在我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有50 个左右是封建社会避讳制度的产物。避讳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汉、唐、宋、清等朝代。避讳制度之所以在封建社会颇受推崇，首先，在于其忠实地维护和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专制统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礼仪典章。具体表现在言论和书写时要避免君主和尊亲的名字，要“畏大人（君主）”，这是公讳，任何人不得违反。其次，在于彰显孔子圣君、贤臣、良民组成的封建社会的所谓太平盛世，以至把孔子奉为“素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至圣先师”，对其名必须避讳，这是畏圣人，而且属于公讳。最后，在于倡导“亲亲”之礼，即心向着自己的亲族，这是宗法制的原则。“亲亲”首要的一条是孝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说话或书写时必须遵守家讳，不能直呼祖父母、父母之名。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屡屡出现州郡县名要为帝王及其尊宗让道、改名的现象。应该说，在坚持“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的原则上，封建王朝从来不让步，但具体怎么改，最终改成什么样，相对较为灵活，其中有不少学问。从目前遗存的大量避讳形成的地名中，似可以看出一点门道，找到一些规律。
一是选用音同义近之词代替。这种方法比较简便，而且以此改变的地名最多。历史上，有很多州郡县名称中原有“义”字，但因与宋太宗赵光义之名相重，遂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改“义”为“宜”。如湖南宜章县原名义章、陕西宜川县原名义川、江苏宜兴市原名义兴、四川宜宾市原名义宾，均在北宋太平兴国（赵光义年号）年间更名。山西平遥县原名平陶，北魏时为避太武帝拓跋焘名讳，改名平遥。
二是选用吉祥嘉词代替。这是古代命名地名时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唐朝时因“独守臣节”的故事命名全义，北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改为兴安，寓“兴旺安宁”之意。山东省庆云县原名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明成祖朱棣名讳，改名庆云，寓祥瑞之意。浙江省长兴县原名长城（以县城狭长得名），后梁时为避朱温之父朱诚名讳，改名长兴，寓“长久兴旺”之意。河北省永年县，原名广年，隋仁寿年间为避太子杨广（后为隋炀帝）名讳，改名永年，寓隋炀帝杨广“长久吉祥”之意。陕西省延安市原名广安，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也为避太子杨广名讳而取延州、广安县之名各一字合为延安县，此为延安得名之始。
三是选用经典佳词代替。这种方式历代均有运用。如湖北省咸宁市原名永安，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为避宋太祖永安陵讳，以《周易·乾卦·象辞》“万国咸宁”与“永安”之意相近，故改名咸宁。广东省惠州，隋唐时为循州，五代时为祯州，北宋时为避仁宗赵祯名讳，以《汉书》“恩惠卓异”之意，改为惠州。安徽省霍邱县原名霍丘，清雍正帝甚尊孔子，明确规定逢丘改为邱，霍丘也因此改名霍邱。贵州省正安县，唐代为珍州，元代为避明玉珍名讳改为真州，明代取“真州安定”之意改为真安州，清朝时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而定名为正安。
四是选语意递进词代替。这也是古时地名避讳常用的一种方式。如湖北省孝感市原名孝昌，以此地“孝子昌盛”定名。五代后唐同光年间，为避庄宗李存勖祖父李国昌名讳，取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的典故，改名孝感。江苏省仪征市，宋代在此铸造的四位先皇金像仪容十分逼真，皇帝甚悦，故建仪真观。明朝时设仪真县，清朝时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改名仪征。
五是选境内名山大川或特产为名。这是古代在处理避讳问题时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如湖北省汉川市原名义川，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为避太宗赵光义名讳，取“汉水所经流也”之意，改名汉川。湖南省平江县原名昌江，五代后唐时，为避庄宗李存勖祖父李国昌名讳，以昌江流经此地时河床平坦、水流平稳为由，改名平江。湖北省枣阳市原名广昌，隋朝时为避杨广名讳，以境内枣阳村（境内多枣树）为名，改为枣阳。
四川省双流县原名广都县，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为避杨广名讳，以地处郫江、流江之间为由而改名双流县。
八 地名中体现治国谋略和政策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是重视治国谋略和政策的，在建立王朝初期如此，王朝的兴盛更是得益于此，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往往是错误谋略和政策的产物。
成功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比较喜欢不断总结和积累治国之策，而且会把一些良策写进圣旨、法律，甚至还植入地名之中。特别是战乱之后，或者平定地方和边疆叛乱之后，他们痛定思痛，适时出台和调整政策和策略，并把经典政策以极简明的文字，如怀、抚、绥、靖等植入地名之中，不仅让朝廷上下永远铭记，也让全国都牢牢记住。
以“怀”冠地名的不少，主要体现统治者安抚、团结的意图和政策。北京怀柔之名就凸显出这个特征，唐朝平定北部边疆，为了安置好内附的契丹部落，特选此地，并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取《礼记·中庸》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句子命名为怀柔，寓“招来安抚”之意。就是说，对非自己营垒的人好一点，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归顺你；对诸侯们多一些宽容，天下人都会害怕你，为此唐把归附的契丹部落很好地安置在怀柔。河北怀安县，始置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怀安之称寓“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安徽怀远之名的由来更为传奇，《大明一统名胜志》曰：“宋宝祐五年贾似道奏涡口上环荆山，下连淮岸，险要可据。理宗御答云，荆山为城，义在怀远，绘图来上，殊用嘉叹。于是改军名怀远。”这么一个县的命名，不仅反映了宋理宗赵昀的重视，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文采和浪漫，还不客气地批评了朝廷官吏贾似道，一箭三雕，好不畅快。河北怀来县，在辽代时位于边陲战略要地，常为兵家所争，为了避免战乱之祸，当政文官颇费一番思索，查阅汉《新语·道基》，取“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之意名县。
冠“抚”的地名，突出封建王朝为巩固统治，坚持体恤、抚恤的政策和策略。辽宁抚顺，以明代抚顺城为名。明建抚顺城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当时全国基本平定，东北尚存少量元残余势力，为了稳定这股残余势力，明朝出台“抚顺持重”政策，目的在于“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之名就含有安抚顺导之意。江西抚州历史上比较著名，隋灭陈国时，在此打的一仗甚为艰苦、惨烈，隋文帝深感江山来之不易，遂改巴山郡为抚州，一则要彻底清除陈国的影响，二则要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局势，选派“杨武通奉使安抚”。
在地名中植入“绥”字，真实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坚持安定、安契丹宁的意愿和政策。辽宁绥中县，明朝时为广宁中后所，因为这是清朝发迹之地，也是固有根据地，便改名绥中，寓“中后所永久平安绥宁”之意。湖南绥宁县，“宋收复蛮地置县”，也就是说，宋朝平乱之后，取“安抚太平之意”设绥宁县。云南绥江县也属这种类型，《绥江县地志资料细目册》载：“绥江者，因边连蛮地，取绥靖边疆之意，又因位于金沙江南岸，乃取名绥江”。
“靖”植入一些地名，着重体现封建统治者坚持社会稳定、安靖、平安的心理和政策。湖南靖州，古时候也常不安宁，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即将出兵讨伐之时，占据诚州的“杨晟臻以诚州来归”，宋徽宗赵佶甚悦，“复置郡县，赐诚州名曰靖州”，“取远人安靖之意也”，让归顺者在这里安静地生活。江苏靖江，地处长江入海口，常年多水警，官民心多不宁，故名靖江，寓“江海安定太平”之意，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从精神和心理上给人们以安抚。
这些寓有政策意向的地名，之所以能跨越数百年、上千年，跨越一个又一个朝代遗存下来，至今还被使用，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政策在当时是受欢迎的，后代人对其是有共识的，是认同的，效果是经受过历史考验的。我们从这些地名中不仅可以读到有特色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了解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政策和策略正确，王朝就会兴盛；政策和策略失误，王朝就会衰败，甚至覆灭。这是颠扑不破的千古定律。
九 彰显道德魅力的地名做人要讲德行，治国要讲德治，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倡导和坚持的，因此古代统治阶级把这种精神和传统屡屡植入政区地名之中，以示铭记和力行。
彰显有道德的人，方式很多，但能列入地名的必须是优中选优，尖中拔尖，出类拔萃。唐朝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设（浙江）德清县时，考虑得颇为细致，甚至把当地佳人美德与溪水清澈巧妙联系起来，取“德行如水之清”之意命名。《湖州府志》载：“县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晋车骑将军山阴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闻，长以信，晚以节称。温峤语之曰：‘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唯君一人。’考其言行，订其初终，清正莫如焉。”对孔愉的考察从少年到成年，又到老年，皆很优秀，称名于世，不可谓不深不细，具有如此品德的“唯君一人”，足够典型。对境内余不溪的考察也不可谓不严不周，与周围其他溪水进行比较才得出结论。史载：“邑东有余不溪，其水清澈，余则不，故曰余不。”可见，余不溪清澈唯一。德清就是把两个“唯一”结合在一起，足见其杰出。
以德治国硕果屡见史册，也有不少地名把其优秀成果如实记录下来。江西德兴市，古时候有一个巨大矿山，盛产银、铜。初期，矿山由朝廷独据，到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朝廷派邓远到此监管开采银矿口，为了提高效率，增加收入，他便制定了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新政策，“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即矿山完全解禁，不论是谁都可以随便开采，所得收入八分归己，二分上交朝廷。此政策实行之后，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矿业日益繁荣，朝廷与百姓各获其利，于是“其场（矿山）即以邓公为名，后人立邓公庙，以彰其德，故名德兴”。德能昌行，事业兴旺，社会繁荣，利朝利民。《名胜志》载：“取其地产银，惟德乃兴之义。”五代十国时期，可以说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但黄河流域的五代远不如长江以南的十国“运气长，文物隆”。福建的德化县是南唐时设置的，取“圣人之德化”思想，寓“德化万民”之意命名，就是用道德教化广大民众。江西德安县设置于五代吴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取“德所绥安也”之意命名，企望以德仁赢得社会安宁。
我国有两个城市自古以来就著名，一是德州，一是德阳。德州以地处德水之畔而得名，此德水即古黄河之别名。秦汉方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创造“皇帝”名词，以十月（亥月，亥属水）朔为岁首，登帝第一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些与儒家的学说是可以相容的。崇尚法律（水德），不崇尚正统儒学所讲的仁恩，这与儒家荀子学派也是可以相容的。在这里，水德就是吉运，就是摧枯拉朽的黄河，就是皇帝手中的法律，为所欲为。水德给了秦始皇好运和勇气，也给了他自掘坟墓的铁。德阳也以德水得名，但此德水非黄河也，而是蜀中德水。《蜀中广记》载：德阳“以德水之阳也”。《华阳国志》载：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县名盖取在德不在险之意。这个“德”非五行之“水德”，而是“仁德”之“德”。虽然此地处于剑阁道，以险要著称，但县名却突出仁德，以德为要，以德行天下，以德名天下，用心可嘉。
十 地名铭记植物的恩惠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以植物命名政区地名的传统，如今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仍有134 个是以植物命名的，占全国政区地名将近4%。
植物被用在地名里，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种类也比较多。在这134 个地名中，涉及植物多达50 种，其中树20 种，灌木、藤蔓等22 种，花7 种，瓜（甘肃瓜州）1 种。
被命名为地名的植物，都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很受人们喜欢的、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普通植物，几乎没有稀有品种。以花命名的有12个地方，其中有荷、莲、芙蓉出现的有5 个，如菏泽市、莲花县、长沙芙蓉区等。还有以牡丹、杏花、花溪、花都、花山、花垣为名的。以松命名有9 个地方，如松山区、松江区、松原市、松溪县等；以柳、梅、榆、麻、莱命名的各有6 个地方，如柳州、梅州、榆林、麻城、莱阳等；以桂、桐命名的各有5 个地方，如桂林、桂阳、桐乡、桐城等；以竹、荔、桃、蓬命名的各有4 个地方，如竹山县、荔浦县、桃江县、蓬莱市等；以荆、枣、桦命名的各有3 个地方，如荆州、枣庄、桦南等；以杨、椒、芜、柘、蒲、芦、蓝、萝、株、梨、莆、榕、蕉命名的各有2 个地方；以榨、槐、柏、蓟、藤、梧、樟、梓、稻、茄、攀枝花、茅箭、尖草、杏、茶、瓜等命名的各有1 个地方。
这些植物最大的特性是适应能力很强，对自然条件要求比较低，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遍布祖国各地，不论是长江南北、大河上下，还是热闹城市、偏远边疆，概莫能外。在这些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中，湖南最多，有13 个，山东有12 个，四川、广西、黑龙江各有10 个，湖北、广东各有9 个，陕西、浙江各有7 个，山西、贵州各有6 个，福建、安徽各有5 个，吉林有4 个，河北、河南、江西各有3个，上海、香港各有2 个，天津、新疆、内蒙古、甘肃、云南、台湾各有1 个。香港的葵青区，以境内城门河两岸葵类植物丛生而得名。荃湾区，以境内海湾周围长有荃草得名。台湾新竹、花莲，表面看是以植物命名，其实与植物名称没有关系，只有桃园县，是因境内“移民遍植桃花，缤纷馥郁，遂以桃仔园为名”。
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大自然、热爱绿色家园的民族，以植物命名地名，无异于为植物树碑。
十一 帝王称号与地名“襄”字的寓意非常美好，所以古代帝王称号中用的很多，仅春秋战国时就有十六位诸侯王以此为称号，诸如秦襄公、齐襄公、宋襄公、晋襄公、郑襄公等。秦国先后有三位侯王以襄为称号，除秦襄公外，后来又有秦昭襄公、秦庄襄公。我国有很多地名，就是以这些帝王称号得名的，或者他们封地在此，或者其建都之地，或者其陵地，都会成为地名的来源。
山西襄垣县，就是因战国时赵国的赵襄子在此筑城而得名，当时称襄垣邑，西汉时刘邦设襄垣县，其名延续至今。
河南襄城县，据《元和郡县志》载：“春秋襄王避叔带之难，出居郑地汜，在今县南一里古汜城是，盖以周襄王尝出居此，故名襄城。”就是说，春秋时，周襄王为躲避狄难逃亡到郑国汜水，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故名襄城”。战国时为魏国襄城邑，秦朝时设襄城县。
临汾有个襄汾县，原为襄陵县、汾城县，1954年两县合并，故取两县名之首字命名为襄汾。《读史方舆纪要》载：“汉置襄陵县，属河东郡。
应劭曰：县西北有晋襄公陵，因名。”就是说，汉朝之所以在此设襄陵县，是因晋襄公葬于此。汾城是因汾河从县境流经而得名。
湖北的襄阳为历史名城，其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襄阳之称“取自楚顷襄王的谥号”；一说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襄阳“古襄水之阳”。襄阳市襄城区以境内襄阳古城得名。《水经注》载：“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
十二 古时侨设州郡县名称之变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侨设州郡县的情况，就是说，原州郡县民众因故流亡寄居到新地，而原名称不变。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战乱造成人民流徙、官吏逃跑，在新地形成聚居，保持原籍贯和地名，如西晋灭亡后，中原战乱，“晋元帝寓居江左，百姓纷自北南奔”。二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地震造成一些郡县城邑毁灭，辖域内人民无法在当地生活，不得不大规模流渡到另一州郡县寓居，但仍称原地名。三是朝廷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为安抚移民及随移官员情绪，采取保留原籍贯及郡县名称、减免赋税等政策。
因战乱而侨设州郡县最早的，发生在春秋时期，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郑桓公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后率臣民携财富东迁至东虢与郐之间（今河南新郑一带）。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郑桓公与犬戎交战被杀，于是郑国遗民南迁。因其所迁居之地位于郑国之南，故名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南郑县）。《水经注》曰：“桓公死于犬，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宋庄公十年（公元前701年）三月，宋国以强欺弱，将宿国迁往自己的领地，成为其附庸国，为反映这个历史事件，此地命名为宿迁。
发生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侨设州郡县风潮，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州郡县最多、南迁人口最集中的一次。西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攻入长安，西晋亡。司马睿立东晋，都建康（今南京）。由于北方征战不断，社会动荡，加之晋元帝南寓江南，很多北方的官吏和百姓紧随其后南徙，仅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扬州西北）一带就侨置了徐、青、兖、幽、并等州及所领郡县，武进（今江苏武进市西北）一带就侨设了20 个郡和60 多个县，而且继续沿用北方原州郡县名。当原州郡县收复后，就在其州郡县名前加“北”字，以与侨设州郡县相区别。南朝宋以后，又去掉“北”字，恢复北方原州郡县名，而在侨设州郡县名前加“南”字。如南朝梁时，在彭泽县、鄱阳县、石城县（今安徽池州市）一带侨设南太原郡。东晋时，在全椒县、东城县地（今安徽滁州市）侨设南谯州。
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侨设州郡县之潮，似乎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不论发生在哪个朝代，不论发生在哪个时期，不论侨设规模是大还是小，几乎都是从北方向南方迁渡，北方州郡县侨设于南方，而且这种侨设又表现出一种阶梯式状态。
最早，是春秋战国时，从内蒙古、甘肃一带向晋、陕、冀、豫地域侨设，如今之山西定襄县、繁峙县就是从北方侨设到现地的。次后，是汉魏东晋时期，从晋、陕、冀、豫地域向秦岭、淮河以南，长江中游一带侨设，如今之安徽南陵县，原为汉朝南陵县，位于长安附近的霸陵南，以汉文帝之母薄姬的陵墓南陵得名，东晋时因战乱，南陵县遗民南迁至此，为南陵戍，后侨设南陵县。再后，是南北朝、宋朝时期，因避战乱，一些北方州郡县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侨设，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设徐州，在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侨设琅邪郡及临沂县。这种侨设现象说明，中国的早期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由于各种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激化，内外争夺激烈，造成战乱，加之北方经济难以满足朝廷之需，南方经济日趋发达，政治经济中心不断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