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针对网上“菲尔德集团供应商及持票人因商业票逾期未付款前往广州R&F盈凯大厦 *** ”的消息，菲尔德集团公开回应称，已与持票人达成共识，妥善解决问题。该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没有受到影响。
今年年中，恒大集团、菲尔德集团等地产公司卷入商业票兑付事件。其中，场子集团称“未支付商业票主要是由于收款人山西福兴涉嫌欺诈，故暂停相关支付”；恒大集团还在声明中表示，“集团高度重视并安排支付个别项目公司极少数商业票款。”
“之前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的企业，现在看起来相对安全。”一位上市腰地产公司人士这样感叹。事实上，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下，房地产行业的野蛮生长即将结束。从隐性资金池到“利器”，杠杆之一的房企商业票就是证明。
“高人一等”的商票马太效应显而易见。
所谓商业汇票，就是商业票据的一种。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它是企业交易中的延期支付工具。其中，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汇票)以企业信用为基础，承兑人为银行以外的付款人。
“房企在产业链中处于强势地位，议价能力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本质上，商业票类似于短期贷款。房企以自身信用背书，对供应商进行“变相融资”，降低财务杠杆。“现金流压力大的房企，通过向供应商开商业票延迟付款，可以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
以往房企一般通过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增加经营杠杆。，而且它们的融资规模相对稳定，因此受到的监管较少。但2018年以来，随着融资政策的不断收紧，房企融资压力越来越大，应付票据规模也在不断攀升。尤其是2020年三条红线政策出台后，房企传统融资渠道受限。
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未被央行监管、不纳入有息负债范畴的融资渠道，房企开始加大商业票的使用规模，希望降低净负债率，提高现金短债比例。数据显示，2020年末，50强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4013.5亿，同比增长33.8%，其中商业票据占比超过80%。
同时，由于现金流情况，不同房企之间的商票规模也出现分化。其中，恒大2020年应付商业票余额为2057亿，占TOP50的51.3%，远高于其他房企。绿地、融创、碧桂园等房企票据余额均在200亿元以上，而万科、华侨城、远洋等房企2020年末应付票据余额不足10亿元，中海、金地、滨江等房企无商业票据。
相关人士分析，折扣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房企商业票的质量。他指出，房企在开商业票的时候，通常会补贴供应商一定的利息。具体费用要看房企的信用资质，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根据折现率，可以大致判断房企商业票的融资成本。如果折价率较高，说明商票在二级市场再融资相对困难。2020年，某TOP3房企、四川某上市房企、广东某房企的剩余期限加权年化折现率基本都在20%以上，大部分房企都在10%-20%之间，华润相对较低，只有6.6%。
“利刃”出现灰色地带欢迎监督
事实上，仲达证券分析师认为，房企使用的商业券往往伴随着贴现利息，可能高于部分房企通过其他渠道融资的成本。同时，用直接现金代替商业票更有利于维护与供应商的关系，更信任的合作关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企的采购和建设成本。因此，一些经营相对稳健的房企手中资金充裕，利用商票融资的动力不足。
基于此，商票规模大、折扣率高的房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资金链的收紧。
以商票规模更大的恒大为例。今年6月，恒大商票事件开始发酵，涉及宁波、南阳等多个城市的项目公司。下游供应商未支付的商业票据金额从1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截至6月底，三棵树涂料公司公告称，其手中的恒大逾期票据已达5137.06万元，占逾期商业票据总额的95.77%。
虽然第二天，三叔回应说，到期账单已经交了。但此后，四川又传出恒大票据逾期的消息。
不仅是恒大，今年5月以来，多家房企曝出商业票逾期，将商业票传统融资模式推上风口浪尖。
“对于房企来说，如果房企商票频繁违约，后续的商票发行将面临更大的冲击和压力，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信用甚至其他融资渠道也会受到影响。”上述分析师表示，目前下游建材、轻工等行业供应商的成交订单中，房企等企业的订单占比较大。如果房企商票违约过多，也会对下游供应商的 *** 造成很大影响。
或许正是对这一连锁事件的担忧，央行等监管部门对其进行了“打补丁”，将商票纳入监管范围，要求房企每月以“三条红线”监测数据上报商票数据。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商业票的监管具有积极意义。这充分说明“三条红线”的监管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后续商票的规模和运营将受到更大的监管，这将成为房企融资端需要的内容。不仅如此，部分房企后续发行商票的成本会增加，包括发行利率、折扣率等都会影响商票的成本。此外，他建议，房企需要积极梳理自己的内部融资工具，应该主动停止有潜在风险的融资工具。
本文来自蓝鲸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