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卧薪尝胆几年
越王勾践，是春秋最后一位霸主。
勾践执政之初，越国大致仅有百里之地：南到句无（今浙江诸暨南），北抵御儿（今浙江嘉兴南），东达鄞（yín，今浙江宁波境内），西至姑蔑（今浙江衢州境内）。可勾践却以区区百里之越，吞并了号称两千里的强大吴国，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成功吞并吴国后，勾践又率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国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市南）会盟，并主动向周王室进贡。见越国如此强大，周元王顺势封勾践为东周霸主，并赐予他胙肉。成功当上霸主后，勾践又将泗水以东百里之地都割让给了鲁国，将淮河上游一带土地割让给楚国，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返还给了宋人，以笼络各诸侯国。一时间，越国军队在长江和淮河以东畅行无阻，诸侯纷纷前往越国朝觐，以示臣服。
从此，越国雄踞东南，迈入东周强国之列。
可仅过了一百六十多年，在与楚国一次决战中越王无彊兵败身亡，强大越国竟因此分崩离析，其吴、越故地大多被楚国吞并！为此，清人顾栋高曾大发感慨道：“（勾践）其后世地兼吴、越，而楚灭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
在读到勾践将长江、淮河之间土地都割让给楚国后，顾栋高顿时大悟：“其故仍勾践自贻之也。当其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是为画江自守之计。弃其地利与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
顾栋高以为，勾践割让长江、淮河之间的领土给楚国，是主动放弃了地利，让楚国得以轻松向东扩张，埋下了后世楚国吞越的后患。
可在楚文王之时，楚国就已突破了南阳盆地；楚成王之时，楚国早已在江、淮之间站稳了脚跟。勾践所割让的土地，不过是江、淮之间的吴国旧地；越国此时还占据着淮河和长江以东的广大土地，依仗淮河、长江两大天险，足以防止楚国东扩。以此来批判勾践“画江自守”而引发了后来的楚国吞越，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进入战国后，越王朱句在公元前414年灭了滕国（今山东滕州市），又在公元前413年灭了郯（tán）国（今山东郯城西南）。战国之初，越国依然能保持如此迅猛的扩张势头，可见勾践“画江自守之计”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可后来一战而败却让越国突然分崩离析，楚国灭越确实如反掌之易——为什么进入战国后，越国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吕氏春秋·仲春纪》记载下这么一个故事：在越国，曾有三代国君连续死于宫廷内乱之中。鲜血染红了越国王宫，把即将继位的太子吓得六神无主，急忙逃出王宫、躲入一山洞中，不敢再当越王！
太子一逃，越人都成了无头苍蝇，急忙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太子的行踪还是被发现了。越人聚集到山洞之外，想将太子接回王宫。可太子早成了惊弓之鸟，说什么都不敢走出山洞。越人没法，只得在山洞外烧起艾叶，向山洞里猛灌浓烟。被浓烟熏得受不住的太子，被迫走了出来。越人如获至宝，立刻一拥而上，将他扶上了马车。
在上车时，太子抓着马车上的攀引绳，不住地哀嚎道：“列位啊！为何就不能放过我呢？”这哪里是像去做越王，简直就是在赴刑场！
虽然正史并未记载这一故事，但从《竹书纪年》记载可知，从越王翳到越王无彊越国确实经历了数次内乱，数位国君都死于非命。《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证实《吕氏春秋》之说并非子虚乌有。
连太子都主动放弃了做国君的机会，足见越国内部权力斗争确实太过血腥。
难道是因为越国内部政治割据势力强大，才导致了越国后来的分崩离析？
东周时代，列国内部都存在利益不同的政治割据势力。因为卿族势力的崛起，让晋国陷入了不断的内乱之中，引发了战国初的韩、赵、魏三家分晋；齐国也因内部政治割据势力强大，导致姜齐由田齐所代。
越王无彊时期，越国北侵齐、西伐楚，国力依然强盛。可无彊一战败亡之后，越国突然就分崩离析，这显得极为特殊。齐、晋二国的衰亡，是内部政治割据势力经历了长期的明争暗斗，最终取代了旧有政权；越国的衰亡，却是突然遭遇外部强敌而陷入了休克状态！
越国的兴衰历程与齐、晋不同，却与另一个国家极其类似：这就是吴国。公元前584年，吴国在晋国扶持下开始崛起，一度败楚胜齐而称霸；可到了公元前473年，吴国却突然被越国所灭——从兴到衰，不过短短一百二十余年。自勾践灭吴称霸，到无彊败楚而衰，越国也仅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春秋最后两任霸主之国，兴衰都如此突然，正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本是生死对头，其兴衰历程却恰似一对同命鸳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在分析越国衰亡原因时，顾栋高说，“其故仍勾践自贻之也”。虽然他没找到越国衰亡的根因，却找对了越国衰亡的关键人物。
在越国灭吴之后，辅佐勾践灭吴的最大功臣范蠡主动找到勾践，向他辞行：“君王请努力治国吧，下臣不能再回越国了！”勾践极为吃惊，连问为什么。范蠡答道：“下臣听说，作为臣子，主忧则臣劳，主辱则臣死。当年君王会稽受辱，下臣之所以不死，正是为了此刻的灭吴。现在吴国已灭，范蠡请求补上在会稽时就应受到的惩罚！”尽管勾践竭尽全力挽留范蠡，但范蠡依然不顾一切地离开了。
为何在功成名就之际，范蠡却毅然选择了离开？
在私下面对好友文种之时，范蠡终于揭开了离开的真相：“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人共患难，却不可与人共享乐，您为何不离开越国？”
范蠡离开后不久，就有人污蔑文种作乱。勾践也不辨别真伪，立刻赐剑给文种，让他自杀：“您教寡人灭吴七术，寡人用了三术而灭吴，其余四术还掌控在您手中，请您为我跟随先王而试之！”无奈之下，文种被迫自杀。
在灭吴称霸大业一完成，勾践就毫不怜悯地残杀功臣，说明他内心确实有见好就收的思想。顾栋高批评他只想着“画江而治”，也并非完全是虚言。
残杀功臣，不过是勾践的过失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勾践执政期间，只是急功近利地想复仇，却缺乏了越国长期发展所需的制度性建设。
公元前475年，在勾践即将发起对吴国最后一战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前来越国访问。在楚国濒临灭亡之际，申包胥凭借一己之力从秦国搬来了救兵、拯救了楚国。勾践对申包胥极为敬重，主动开口向他询问：“吴国不行正道，图谋灭亡我国。我想和吴国决一死战，车马、武器、士兵我都已准备齐全，现在就差最后的出征了。请问，越国到底还要做怎样的准备才能战胜吴国？”
作为出使国外的使者，公开妄议他国军国大事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刚开始，申包胥始终推托，不敢回答。然而，在勾践再三诚心请教下，申包胥终于开口答道：“吴国是霸主之国，诸侯们都要向其进贡。冒昧地问一下，君王您凭什么来与吴国作战呢？”
越国仅有百里之地，吴国不但地方二千里，还能得到诸多诸侯国的进贡，越国凭什么来与吴国决一死战？不分析清楚敌我优劣而贸然伐吴，就必然会遭遇一场灾难！
一听申包胥问出这话，勾践想都没想，开口就答：“日常酒、食、饭、菜，我都不敢不与身边人分享；我自己不敢吃山珍海味，不敢听靡靡之乐，一心只想报复吴国，想凭此而战胜吴国。”为了复仇，勾践卧薪尝胆多年，放弃了一切休闲娱乐，付出了巨大代价。可光有个人付出，显然还不足以打败吴国。申包胥听了后，说：“好倒是好，可单凭这些还不行。”
勾践想了想，又答道：“越国之中，我抚慰有病之人，埋葬死去的人，敬老爱幼，抚养孤儿，关心民间疾苦，希望可以凭这些来战胜吴国。”从吴国回来之后，勾践就采取各种手段鼓励越人生育，抚孤养老，放宽刑法、奖善罚恶，不但大幅增加了越国人口，还让越人同仇敌忾、都期盼着一雪前耻。可越国人口再多，也难以与吴国相提并论，还是无法确保战胜吴国。申包胥听了，还是那句话：“好倒是好，可单凭这些还不行。”
勾践又继续说道：“在国中，我安抚富人，接济穷人，损有余而补不足，让贫者富者都能获利，希望能以此而战。”在准备伐吴的十余年内，勾践常年节衣缩食、减少各项开销，几乎没有向民众征收过税赋。此举是为了藏富于民，让百姓人人家中都备有三年存粮，实现了安居乐业。百姓都富足了，越国整体国力自然也就更上一层楼。可这样就能确保战胜吴国吗？申包胥仍不认同：“好倒是好，可单凭这些还不行。”
最后，勾践又将眼光投向了国外：“越国在南边交好楚国，向西交好晋国，向北交好齐国，四季未尝缺少贡礼，以求报复吴国！”多结交盟友固然能增强自身实力，可盟友并不会因为这些小恩小惠就与越国同仇敌忾，共同去讨伐吴国。
听到这里，申包胥不得不中止了对话：“好了，无以复加了；可单凭这些依然不行。战争，首先要有智谋，其次要有仁义，最后要有勇气。没有智谋，就不知民心向背，无法衡量敌我力量对比；不仁义，就不会和三军将士同甘共苦；不勇敢，就无法果断排除疑难、以定大计！”
勾践听了，不由得赞叹道：“我同意！”
通过勾践与申包胥的这次对话，就可知为了复仇，勾践确实付出了许多：他长年节衣缩食，不敢安逸享乐；为让越国得到充分休养生息，他还四处视疾问苦，抚老养孤，鼓励越人生育，藏富于民，以凝聚越国民心。
如此卧薪尝胆长达二十二年，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国才成功吞并了吴国。
勾践灭吴与阖闾伐楚，在本质上都是一样：依靠长时间的休整来积蓄实力，趁敌国衰弱之际再以举国之力发起报复。吴国伐楚，阖闾准备了十余年时间，然后趁诸侯纷纷背叛楚国时，发动了全面攻击；越国灭吴，勾践卧薪尝胆二十二年，在吴国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际，才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可无论是阖闾伐楚，还是勾践灭吴，他们所采取的休生养息政策都是“人治”手段。一旦“人亡”，就非常容易“政息”：勾践能不吃山珍海味，他的儿孙能做到吗？勾践能不听靡靡之乐，他的儿孙能不听吗？勾践能长期坚持与民同甘共苦，他的儿孙能坚持做到吗？勾践能十年不收民众赋税，他的儿孙还能免征赋税吗？吴王阖闾生前，食不甘味、朝夕勤勉、乐于听谏；可吴王夫差在复仇后，却沉湎声色犬马、好大喜功、刚愎自用——阖闾父子执政风格差异如此之大，勾践又怎能保证后世不会遭遇人亡政息的危机？
人亡政息，就是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的最大弊病：所以，贤明国君执政时，国家就强大；平庸国君执政时，国家就迅速陷入衰退。在战胜强敌迅速崛起之后，吴、越两国都没能进行制度性改革，让两国先后掉入人亡政息的陷阱，当然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
所以，吴、越两国在称霸后又很快被他国所灭，犹如反掌之易，岂不属正常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