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什么意思
引子
Introduction
当笔者初到美国不久，面试某NGO艺术与文化部门实习岗位时，对面面带微笑的面试官突然抛出这么一个问题。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什么？commitment？community? 每个词都认识，可是连起来呢？一阵尴尬的沉默后，大概是看到了我脸上大大的问号，对方很善良地并未追问太多，大概也对中国学生对这个问题的陌生见怪不怪了。可以想见，这场面试多半要就此石沉大海。回去的路上，我又是懊恼又是不甘地想，难道我对这个问题当真一无所知？
“社区治理”“社区参与”“社区服务”“社区营造”“社区商业”“智慧社区”……拨开这些在案例文章中频频出现，自己引用起来都颇为顺手的名词，我开始努力在生活中寻找“社区”的踪迹，一片片艰难地拼凑在一起：邻里纠纷调停热线的那一端？毕业返乡后接收我档案袋的办事窗口？封控期间小区门口测温登记的红袖章？电话里叫我妈下楼做核酸的敲门声？抑或美国学校每一封热情洋溢的邮件中反复提及的，你我共建共享的那个所在？大小组织使命愿景里言必称迈向多元包容的那个主体？
我属于怎样的社区？社区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为它做过些什么？……这些问题不断在我的心头浮浮沉沉，推着我从彼时无言以对的窘迫，到对这个跨文化概念的追问——社区究竟是什么？
▲ 社区=Community吗？图源：网络
1 关于“社区”的几大迷思
Common myths of the term "COMMUNITY"
“
社区是居住小区吗？
对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大杂院、筒子楼、家属院等近乎陌生，自家小区似乎就是所及中最接近“社区”的概念了。然而如果将社区等同于居住小区，就只强调了地理上的“区”而忽略了人情上的“社”，居住空间上的靠近对于社区的形成只能算得上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 上世纪单位大院与现代商品房小区 图源：网络
“
社区是居委会/街道办吗？
先抛开二者的区别不论，这里“社区”更多指代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和其所服务和治理的本地居民则是割裂的。在多数情况下，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被动的：“社区”发起，居民响应或是参与。回想一下我们与这种意义下“社区”交涉的经历：小至缴费，投诉，纠纷调解，做核酸，大至医疗，入学，就业，养老，主客体之间始终有着明确的分界线。
▲ 社区居委会 图源:网络
“
社区是兴趣社团/社会组织吗？
这一认知基本抛开了空间聚集，强调社区内的人彼此兴趣和价值观念的契合、以及共同的追求目标。在西方这样的指代很常见，比如学校的学生社团、社会上的非盈利组织，包括企业公司都会以社区community来自称。在我国，随着虚拟空间的流行，各式各样的“线上社区”也越发为人们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社区”，恰好反映了人们需要用物理距离靠近的表述来形容彼此间的心理亲密。——只要现实空间和距离还存在，“社区”原本含义中空间地理的部分就还不能全然抛弃。
▲ 志愿者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 图源：网络
不管倾向于哪一种，我们的回答反映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对“社区”认识的塑造过程，但至少有一点可确定的是，中西方认识中的“社区”确实存在着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何种普遍的公众认知差异？其中存在着哪些误解和迷思？在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验借鉴上又应该如何与本土语境相适应？本文从现状和困惑出发，从历史中梳理线索，试对中西不同语境下的“社区”概念及其表现进行辨析。
2 “社区”的前世今生
Past and present life of the "community"
回顾中西方“社区”的历史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下。这里要明确的是，溯源不能局限于“社区”这一词语：一个词语作为能指本身或许出现得很晚，但其所指的观念可能很早就有——“社区”一词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于中国甚至更晚，是在二十世纪初传入、翻译和定名的。但是各自历史上却也早有先例，经过长期迭代和累积，随后在交流中碰撞出更为丰富却更加模糊和难以定义的状态。
2.1 西方社区：意义圈的不断扩大
总的来说，西方社区更多是自发形成的，向上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公民社会”—— 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的传统，小国寡民的客观条件和紧密的宗教联结助力了“社区”感的形成。而工业革命之后，各种经济行为和资本也加入到了社区的建构过程中，“社区”的含义总体在不断扩大。
1887年，德国学者滕尼斯发表了《社区与社会》，该书开创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先河，将“社区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下来。滕尼斯特意强调了“社区”与“社会”的区别，认为社区是传统的人们在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引导下，依据自己的自然意志、基于血缘、地缘或精神契合发展而成的共同体。而社会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符合理性人假设的、以契约为联结机制、保持感情中立与个人主义的异质性的相对机械聚集的社会。从滕尼斯的定义来看，“社区”排除了政治意志与经济行为，其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中的“公民社会”也是对这一“社区”概念的继承。
▲ “社区”的提出者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
及其著作《社区与社会》。图源：网络
随着《社区与社会》被译成英文，社区研究开始在美国兴起。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及其人文区位学，将社区由一种类型学上的、理想化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实体研究单位、一种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一个新的研究分支，这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社区地域性特征的强调，提出社区是“占据了一块或多或少被明确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另一点则是基于美国社区多元化、异质性的特点，开始关注边缘化社区和弱势群体、亚文化群体，如移民、有色人种、LGBTQ 社区等，之后又在六十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等中不断巩固，在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当强烈的身份认同。
▲ 由黑人社区发起迅速波及全球的反种族主义社会运动 图源：网络
虽然其建立多是自下而上的，但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西方社区也起着对国家机构的补充功能。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法》[ii]，联邦政府签发《授权区和事业社区》法案[iii]，将社会公共服务职责授予社区和企业。“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下令建立“美利坚自由服务团”(USA Freedom Corps) ，要求每人每年进行不少于 100 小时的志愿服务，以调动社区自我服务的力量。可以看到，在经济滞胀与公共福利支出不足的背景下，“社区”一词越来越被赋予了利他主义、社会团结的光环，掩盖了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撤退。
2.2 中国社区：译名背后的概念转移
在“社区“这个词传入之前，传统的中国基层社会已经稳定地存在了数千年，只是我们并不将其叫做”社区“。费孝通作为 “社区”译法的提出者，接受了滕尼斯的社区、社会二分法，认为“社区”是 ‘礼俗社会’”——这与他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传统中国社会十分相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社区”由来已久，并非一个外来概念。但如果逐一与滕尼斯所述的“社区”细细对比，我们便会发现传统中国“社区”的基础仅限于血缘和地缘这样先天决定和相当稳定的要素，而真正基于兴趣、价值取向而自发聚集的民间自组织群体在中国古代发展并不良好。而承载着一半熟悉一半陌生的西方“社区”概念自其进入中国以来，“不断以新的概念或面貌借尸还魂或浴火重生[i]，存在着名与实的对应关系的几度变化调整，一系列密切联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次又一次补充、覆盖和形塑着一代代人对“社区”概念的认知。
▲ “社区”的中文译法提出者费孝通（1910—2005）
及其著作《乡土中国》。图源：网络
从经济上看，“社区”与“单位”的概念密切相关。“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单元，生产上实行资本、材料设备、流程和产品的国家统一管理，生活上体现为封闭的单位大院、生活资料的固定配给等。那时虽然有“社区”一词的存在，但更多只是对“单位”的补充。然而自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国有资本在与外资私人资本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短暂共存期间造成的价格紊乱和滞涨，进一步导致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量大型单位的解体和三大投机市场——股市，期货，房地产的兴起。这二者也都影响了人们对社区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 六十年代的国企单位大院 图源：网络
首先是单位这种组织形式的逐渐解体——虽然如今人们依然会习惯性地将承担生产功能的主体称作企事业“单位”，但生活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已被逐渐剥离并转移给了“社区”，然而不变的是我国城市社区的基本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这两部分，并与“社区”概念的进一步绑定，于是才会有我们如今谈及社区便想到居委会/街道办的现象。这里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我们通常提到的“社区”都是指“城市社区”，但经济社会活动相对简单、相对稳定封闭、也因而保留了更多中国传统社区元素的乡村社区也有经历以上变化的冲击。1982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解体也是一种生产和生活功能的分离：生产功能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乡镇企业接管，而生活管理和服务功能则转移给了“乡”，即如今的农村的基层行政单位，这也说明了城市中“单位”向“社区”的转移是同一趋势在不同地域环境下的表现。
▲ 单位大院生活区。图源：网络
其次就是房地产作为另一种缓解经济危机的融资手段所带来的住房私有化改革。由于“社区”本身就有空间聚集的含义在，八九十年代商品化住房出现以来，人们通过购买空间临近的住房而形成“社区”，进一步认为社区=居住小区也很好理解了。这种认识中，虽然业主会出于对自身财产所有权的维护而可能更加关心自己所处的“社区”，但往往也限于有形的资产方面。只要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或侵扰，邻里之间各自关起门来过日子，井水不犯河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1982深圳：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前沿阵地 图源：网络
宏观来看，中国的“社区”始终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单元。自建国之初至今经历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几个阶段，逐步将多元主体参与纳入社会治理，推行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1998年“基层政权建设司”变更为“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社区建设被纳入国家行政职能范围，“社区”也被确定为基层社会单元的法定称谓。而21世纪以来，“社区治理“更加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是一个多主体持续互动的过程，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批社区治理典范，如“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沈阳模式”等，为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提供了条件。虽然“社区”本身更加丰富和包容，服务对象扩大，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但并未改变其本质。这些条文中“社区”更像是一种组织方式和制度，而非真真切切地指代其中的“人”。
▲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图源：网络
3 中西社区的联结与对撞
Connection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ties
通过以上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我们回顾了中西方社区各自的概念起源和变化。这种历史上的差异，不仅是一些存在于过去的客观事实，也是进一步探求其当代差异和原因的线索——当代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社区的属性和社区成员对其的认知上。
在治理方式上，中西方社区“自治”的可行性、接受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其未来愿景和实现路径的不同。西方社区较高的自治程度来自于建立之初个人意志承担的重要角色，也承接自地方自治的传统，同时也是经济大萧条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手段。而在中国，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区”从未实现过自治，现当代的“社区”虽然推行着基层群众自治，但主要是出于人口基数大、行政成本过高的现实考虑，多层次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创新是近二十年才开始的事情。且不论“社区自治”是否真的是最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中国推行社区自治也很难照搬西方的经验。
在应对特定事务的响应能力方面，中西方社区也有各自的特点。如应对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的是强劲的资源整合能力，这就使得西方典型的自治型小社区应对不暇，而中国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构建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则能进行及时、精准的响应；而在社区文化的培育、共同愿景的构建与社会行动的发起方面，西方更多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观而建立的社区中的个体天然具备更强的主动性与执行力，而当下的中国的社区则更多要依托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的发起和支持，如近年来兴起的，受地方政府委托进入社区从事社区营造的专业组织，或由建筑师、规划师、社会学家、教育者等发起的社区行动。
▲ 大鱼营造在新华路社区发起的“美好社区”提案工作坊
图源：大鱼营造微信公众号
在社区中的个体对社区的认知方面：由于西方“社区”概念出现较早，且现当代以来经历的意义扩大并未撼动原有核心，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对“社区”概念较为熟悉和习惯，在其认知中，社区先于城市和国家存在，是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公民身份紧密关联的。中国背景中的个体对“社区“的认知则在其固有概念和西方传入的概念的影响间反复摇摆，又受到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冲击，始终处于一种熟悉与陌生交织、词与物间离的状态。这种矛盾性从2000年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就可见一斑：这份文件一方面采纳了西方社会学中的概念——在一开头便将“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也指出社区建设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即一种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治理方案。
这些认知差异是巨大且依然变动不居的。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随着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西方理念主导的现代社会冲击下不断解体，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社区”语词走出学术圈成为寻常百姓谈论的话题，这一进程将当今的我们抛入一个双重的断层之中：既是中西文化的，也是学术研究与日常经验的。
结语：差异中寻求自洽
The end: seeking for consistency in differences
回到文章开头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所感受到的沮丧不仅是面试不顺，更是对自己不够具备“社区“意识、在这方面的思想不够“进步”而感到的羞愧，和在课堂上谈到民主、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去殖民化主张时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的羞愧类似。事实上这大可不必，这个问题上的话不投机，只是两个中西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对“社区”概念因尚未沟通而暂时缺乏共识而已，我或许还不符合对方对求职者需要熟悉本地语境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就缺乏关心。同样，中国特色的“理想社区”愿景本身都尚在探索中，更不必说存在典范式的实现路径。
“社区自治”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和范围？追求的是程序还是结果的正义？如何平衡个体和集体、现实和长远利益？如何避免公地悲剧？……从阿那亚到麓湖，不可否认其中不少有意义的探索，我也为其巧妙的架构设计而赞叹，只是这比照西方经验样本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式”社区”，用的是基金会、理事会的组织模型，服务的是熟习西方社会规则的精英阶层，追求的是和上世纪西方福利国家似曾相识的全生命周期陪伴式的“一生之城”：这一切就如同连着花盆和土壤搬动的盆栽，其实并未真正面临本土化的阵痛。这之外广大土地上的中国社区，依然需要靠自己去探索真正适宜的未来发展路径，用经验和教训，耐心和虚心，从尘埃中种出独属于本地的美丽花朵。
▲ 社区的核心是人与人的联结 图源：网络
注释：
I 黄应贵. 社群研究的文化思考[A]，陈文德，黄应贵.“社群” 研究的省思[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2。
II Congress.gov. "H.R.2010 - 103rd Congress (1993-1994):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 September 21, 199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3rd-congress/house-bill/2010.
III "EMPOWERMENT ZONES AND ENTERPRISE COMMUNITIE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17, 1994. https://doi.org/https://clintonwhitehouse6.archives.gov/1994/01/1994-01-17-fact-sheets-on-empowerment-zone-and-enterprise-communities.html.
参考文献：
[1] 陈伟东.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_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4, 卷缺失(1): 63-68.
[2] 肖林.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 2011, 26(4): 185-208,246.
[3] 范思凯. 中外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案例的比较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1(4): 19-21.
[4] 陈鹏. “社区”概念的本土化历程[J]. 城市观察, 2013, No.28(6): 163-169.
[5] 杨淑琴,王柳丽.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J]. 学术界, 2010, No.145(6): 167-173,287.
[6] 周伟业. 社区概念的跨文化传播与共有元素梳理[J]. 传媒观察, 2021, No.450(6): 25-28.
[10] 胡鸿保,姜振华. 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J]. 学术论坛, 2002, 卷缺失(5): 123-126.
[7] 李晓非. 拿来、改造、中国式运用——社区概念中国化的思考[J]. 学术探索, 2012, No.154(9): 36-41.
[8] 丁元竹. 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J]. 民族研究, 2020, No.246(4): 20-29,138.
[9] 吴晓林,覃雯. 走出“滕尼斯迷思”_百年来西方社区概念的建构与理论证成_吴晓林[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4(1): 134-147.
[10] 王明美. 社区建设的中外比较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No.249(8): 151-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