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鲁迅
2018-03-04 07:54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郭梅
当你还没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像，你知道他、听人谈论他，经过他、随着人群瞻仰他。
鲁迅便是这样一个人——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打了无数次照面，按理应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然而，终究是隔了层纱，“不识庐山真面目”。直到长大了些，真正系统接触了他的文学与生平后，才懂得年少时编排鲁迅的话是多么幼稚。恰如张钊贻《从〈非攻〉到〈墨攻〉》自序里说的那样，鲁迅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尊重他，树立他，吹捧他，歌颂他，神话他，固然不能叫他‘转变’，使他符合我们的需要；污蔑他，诋毁他，歪曲他，丑化他，亵渎他，不管他，也不能令他过时，叫他在我们面前消失。”
《从〈非攻〉到〈墨攻〉》是张钊贻研究鲁迅及有关文章的结集，具体而微地探讨了鲁迅史实文本辩证及其现实意义。书名取自集子中的同名一文，以示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和冷酷的预言。作为在香港成长、留在新加坡任教、有着跨文化学术背景的学者，张钊贻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学者学术研究的特点，即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研究，从宏观的视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研究。这一点从以下三点可见一斑：
一、打破固有成见，质疑中西文化冲突论，重新审视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困境的认知和态度。张钊贻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的问题“反传统的整体主义”出发，先破后立，认为鲁迅攻击传统文化与仰慕中国古文化并不冲突。在《忽然想到（五至六）》鲁迅指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并提出一旦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古今统统踏倒。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国粹”无力保存中国本身，一旦中国沦亡，“国粹”亦自然毁灭。换言之，排斥是为了保存。同时，鲁迅对“古”“文化”“传统”等概念有独到理解。首先，鲁迅认为当时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所谓“古”谁也不曾定见，复古不过是“苍蝇们失掉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其次，鲁迅所欣赏的是原本未被摧残的文化，而不是后来堕落的混合物。他区别对待它们，所以自然可以既排斥而又欣赏。
二、别出心裁，从新角度研究鲁迅粤港时期的文学活动。1927年1月，47岁的鲁迅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2月，鲁迅应邀到香港演说两场，18日晚讲《无声的中国》，19日讲《老调子已经唱完！》，20日晨离开。张钊贻根据有限的资料，结合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核实了鲁迅的演讲曾遭香港殖民统治当局干涉，并删禁讲稿的史实。
三、旧瓶装新酒，别解鲁迅的反抗、现代与“反现代”。毛泽东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作为革命家的鲁迅，反抗与斗争早是老生常谈，在《选择反抗的浮萍：鲁迅漂泊精神探源》里张钊贻剑走偏锋，为反抗做了别解——从反抗入手，落脚在“浮萍”二字上。鲁迅的革命走在时代的前沿，必然是漂泊的；而漂泊，必然是前进的反抗。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该篇以“泥土”和“浮萍”的比喻，探究鲁迅的漂泊精神的源头。而在《鲁迅的现代与“反现代”》里，张钊贻论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一句话并非是从根本上反对物质与科技进步、反对民主，而是鲁迅批判在文化发展走到极端的片面性。在这篇结尾，张钊贻反思民主的困境，发人深思地指出民主制度更像权力争斗和利益分配的机制，毕竟多数对面还有少数，数目的大小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何况“民意”可以制造。
拜读完《从〈非攻〉到〈墨攻〉》，我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也许，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鲁迅等着我们去发现。也许有一天，我能真正贴近他的思想与灵魂，深入那个时代集体的精神切片，采集到那个时代的人体内深处最痛最敏感的骨髓。“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如今看来亦可套用到他自己身上——说不尽、道不完的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