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的狗是什么品种的梗)
从1901年到现在，许多科学家因为他们的伟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被载入史册。他们的名字如此响亮，常常让我们充满崇敬，他们有着“山竖起来”的心。其实，当我们梳理这些科学家的成长足迹时，会发现在他们严谨认真的面孔下，隐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这些灵魂除了感动和崇敬之外，还给予我们丰富而美好的感受，如惊讶、钦佩、会心的微笑等等。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轶事-
生理学或医学文章
“以毒攻毒”: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
(他因对白喉血清疗法的研究获得了1901年之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世纪初，白喉是威胁儿童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美国每年有10万到20万人患病，每年死亡人数在1.5万左右，主要是儿童；在欧洲，每年约有5万人死于该疾病。
林偶然得知中医古籍中有一条医学原理——“以毒攻毒”。贝林认为，这种医学理论之所以能沿用到今天，一定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在欧洲，詹纳首创的天花疫苗和巴斯德的狂犬疫苗都是以毒攻毒的例子。“既然病毒细菌可以产生毒素，毒害人和动物，那就必须有抗毒素来攻毒。”
在这种想法的启发下，贝林和他的同事将患白喉的老鼠的血清注射到患白喉的新老鼠体内，新感染的老鼠奇迹般地康复了。这说明感染白喉的小鼠体内有对抗白喉杆菌毒素的东西。他们将其命名为“白喉抗毒素血清”，这是血清疗法的雏形。
1891年圣诞节，贝林首次成功使用羊血清，治愈了一名患白喉的儿童——人类迈出了征服白喉的关键一步，不久白喉疫苗投入使用。
林花了五千多个日日夜夜在实验室研究抗毒素，却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在当时是绝症。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前进，他投身于攻克结核病的研究。后来他研制出了抗结核疫苗，结核病被从“绝症”名单中划掉了。
评论:
在他的军医生涯中，贝林发誓要用他的余生来减轻人类的痛苦。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个理想，填补了科学领域的诸多空白，拯救了无数生命。所谓“大医精诚”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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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快死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
(他因在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的开创性成就获得1904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是之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俄罗斯科学家)
巴甫洛夫从事科学研究60多年，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巴甫洛夫最著名的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他发现狗在看到食物或吃东西之前会流口水，然后他在喂狗之前会发出 *** 、红灯等信号。在这些信号随着食物连续出现几次后，他试图只给出信号而不喂食。结果他发现，狗即使没有看到食物，仍然会流口水——这种现象叫做条件反射。
从1901年到1936年巴甫洛夫去世，巴甫洛夫从事条件反射实验已经35年了。
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仍然忙于自己的研究:他密切关注着不断恶化的身体变化，不断地向助手口述生命衰变的感觉，希望为自己热爱的科学留下更多的信息。面对亲友的关怀，他只能惨无人道地拒绝:“巴甫洛夫忙，巴甫洛夫快不行了”。
评论:
正如他自己所说，“学会做科学苦工”；其次，要谦虚；第三，要热情。记住，科学需要所有人类的生命。巴甫洛夫的一生就是这三句话的真实写照。
“瘟疫的克星”和他的显微镜:罗伯特·科赫
(因对细菌学发展的巨大贡献获得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873年，罗伯特·科赫30岁生日时，他深切体会到妻子用自己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台显微镜作为生日礼物。从此，这台显微镜成了科赫最亲密的战友，陪伴他做出一个又一个重要发现。
1876年，他分离出炭疽杆菌，这是人类之一次证明某种特定细菌是某种特定传染病的病因。1880年，他分离出伤寒杆菌；他在1881年发现了霍乱弧菌；1882年3月24日，他再次分离出结核杆菌，并在柏林的一次医学年会上宣布分离出结核杆菌，这是医学上的一大发现。那时候他才39岁。Koch对结核杆菌和结核菌素的发现，为人类防治结核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知识。
科赫一直在与瘟疫作斗争，即使晚年因心脏病住进巴登温泉别墅休养，他仍带着心爱的显微镜，痴迷于传染病的研究。1910年，“世界传染病消防队队长”死于巴登温泉村。
而他心爱的显微镜，至今仍珍藏在德国柏林大学，供世人瞻仰，静静地诉说着科赫的奋斗一生，激励着后人继续努力。
评论:
科赫一生都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征服传染病的事业。他以坚忍不拔、勇于拼搏、执着奋斗的精神，实现了自己“永远不浪费我的时间”的初心。基于科赫的贡献，人们把科赫称为“瘟疫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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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金不换”:谢灵顿
(他因发现神经功能而获得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谢灵顿小时候生活在贫民窟，染上了一个坏习惯，是伦敦有名的街头流氓，被人暗地里称为“不是善类的恶孩”。尽管如此，哪个少年不深情？年轻时，他爱上了一个农场的挤奶女工，兴奋地向她求婚，却遭到轻蔑的冷眼和严厉的讥讽:“你这个流氓，怎么能向我求婚呢？”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淹死也不愿嫁给你！"
我不知道真正的谢灵顿是如何熬过那些痛苦的日子的。人们只看到伦敦街头少了一个浪子，而剑桥大学多了一个努力学习的学生。随后，谢灵顿在科学研究领域继续创造辉煌，并在知天命之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神经系统的整合》。这本书在神经生理学领域的地位堪比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
57岁时，谢灵顿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生理学教授。从这一年开始，他进入了人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收获的时期。1932年，75岁的谢灵顿终于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对他几十年献身科学研究的更好奖励！
评论:
1952年，谢灵顿安全去世，享年95岁。不知道那一刻他有没有想到挤奶女工？岁月是更好的“魔术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一个游手好闲的浪子，雕琢成了万人敬仰的大科学家。这其中，离不开谢灵顿自身面对困难的坚持和几十年的坚持！
“白眼怎么样？”:“遗传学之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
(因发现染色体在遗传学中的作用而获得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摩根是那种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其他得失的科学家的典范。在研究上，他一丝不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908年，摩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个不到25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开始用黑腹果蝇作为实验材料，研究生物遗传性状中的突变现象。他希望在喂养果蝇的过程中发现突变的果蝇类型。但前两年，他一无所获。直到1910年5月的一天，摩根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一只奇特的雄性苍蝇——它的眼睛不像它的兄弟姐妹一样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
关于这只果蝇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摩根的妻子在医院分娩，他急忙赶到医院。他老婆问的之一句话就是“你的白眼怎么样了？”最后，摩根的孩子安全了，但他们的眼睛很弱。据说摩根晚上把果蝇带回家，放在瓶子里，睡觉时放在身边，白天带回实验室。就这样，在摩根的精心照料下，“拜拜儿”终于在与一只正常的红眼雌蝇交配后死亡，留下了突变基因，这也为摩根的基因研究打开了一扇窗。
在生活方面，摩尔根可谓彻底解放了自己。他不梳头，有时候找不到皮带，就在裤子上系一根绳子；还有一次，他发现他的衬衫上有一个大洞，于是他让办公室的人拿一张白纸贴上去。他对诺贝尔奖的崇高荣誉同样无动于衷:当时报纸上有一张他的照片，是他和几个孩子在旁边看着随便拍的。而且他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没有去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评论:
摩尔根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淡泊名利，心无旁骛，成就斐然。这种做生意的精神值得学习。
“苏格兰古董”:亚历山大·弗莱明
(1945年因发现溶菌酶和青霉素开启抗生素疗法新时代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谈空，只知道他默默的工作。起初，他不被人重视。当他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工作时，那里的许多人当面叫他小油炸，背后却嘲笑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苏格兰古董”。弗莱明也是不屑一顾，只是认真踏实的做好自己的事。
1928年，弗莱明正在伦敦大学教授细菌学，偶然发现霉菌具有杀菌作用。这种霉菌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刷子，所以弗莱明称之为“青霉素”。从此，弗莱明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青霉素，但直到1938年青霉素才正式用于病人身上。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拯救了无数生命。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断手后涂抹一些霉菌可以预防感染，只是停留在这个“经验”的层面，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弗莱明的重要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他默默研究了10年。
评论:
爱因斯坦曾说:“上帝总是和人开玩笑，但他没有恶意。”“处处注意就是学习”！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我们都可能有重大发现。
诺贝尔奖得主夫妇:卡尔·科里和他的妻子格蒂·科里。
(因发现糖代谢中的酶促反应而获得194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卡尔·科里和妻子格特里·科里是同龄人，也是老乡。两个人都考上了布拉格大学，两个人都是博士毕业，两个人都在二战前夕离开欧洲去了美国，然后两个人都拿了奖。
他们是夫妻，是伴侣。他们致力于科学研究。Kitty经常会提出一个想法，然后两个人一起进实验室证实或者证伪；卡尔经常提出一些实验技巧，葛蒂付诸实践。卡尔尊重格蒂的才华；格蒂信任卡尔的能力，他们的亲密关系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科学努力。有人评价他们之间有联系:“就像她写了前半句，他就可以接下半句。”
卡尔在1947年诺贝尔晚宴上的演讲中总结了他们合作的精髓:“我们的合作始于30年前，当时我们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医科学生，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评论:
在诺贝尔奖的100年历史中，只有五对夫妇，包括居里夫妇和小居里夫妇等。这些相爱至深的情侣，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真正的志同道合，为科学探索的艰辛历程写下温柔浪漫的注脚。
“在我死之前修改我的论文”:弗朗西斯·克里克
(因发现核酸的分子结构及其对生物材料信息传递的重要性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53年4月25日，克里克和沃森在《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了题为“核酸的分子结构——DNA的一种可能结构”的论文。这篇论文被誉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生物学标志”，并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在我们看来，DNA的双螺旋结构并不复杂，那么为什么是克里克和沃森而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科学家呢？用克里克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詹姆斯和我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问题，并为之不懈努力。为了淘金，我们一路跌跌撞撞，总是犯错。这是真的，但事实是我们仍在寻找黄金。”
随后，克里克将兴趣转向了神经科学。1976年，60岁的他来到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开始了他科学生涯的第二次重大领域转型——开始研究大脑和意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评论:
在成功的道路上，兴趣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执着的信念和不断探索的精神，那么就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克里克就是那个“一直在寻找金子的人”。2004年他死于大肠癌时，他的同事科赫曾感叹“他死前在修改一篇论文，到死都还是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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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兴趣的老师:西德尼·布伦纳。
(因发现器官发育过程中的遗传规律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小时候，布伦纳偶然读到舍伍德·泰勒写的《年轻的化学家》，开启了他对化学实验的兴趣。就这么做了，很快，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小实验室。他去药店买药材，按配方做各种药，尝试从花瓣中提取色素。上大学后，神奇的生物世界展现在他面前。他对各种生命是如何发育成长的特别好奇，所以选择了细胞生理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布伦纳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前往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弗朗西斯·克里克，开始了长达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学术生涯。1956年，他揭示了DNA翻译的密码机制；1961年，他发现了信使RNA；1965年，他开始了长达12年的线虫研究，并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
从小到大，布伦纳一直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重要位置。他顺着这些兴趣，努力学习，成绩斐然。
评论:
高尔基曾经说过:兴趣是更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才能热爱，才能真正达到“怒而忘食，乐而忘忧”的境界，才能在此基础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只有一个想法出来了”:保罗·劳特伯
(他因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方面的突破性成就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74岁的劳特伯格教授告诉媒体记者:“我提供一个关于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的基本思路。”
“只有一个想法出来了”只是劳特珀的一句自嘲。从1971年的研究到1973年的突破，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之一台医用核磁共振机到这项技术在全世界的初步普及，正是因为劳特珀的这一思想，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问世及其许多可能的应用显而易见。
磁共振给医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体无需手术就能看到其内部状况的清晰图像，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外科手术，还避免了X射线对人体的辐射。它甚至将大脑变成了一本打开的“书”，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在执行不同任务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是活跃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