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什么民什么
作者：余足云
唐代柳宗元在其名篇《种树郭橐驼传》中，对当时地方官吏盘剥百姓、加征杂税、扰民伤民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顺天养民的政治主张。文中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描述，说明为政亦应如种树般“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批评当时地方官吏“好烦其令”“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不断地催促百姓耕织劳作，表面上看是怜爱百姓，实际上却给百姓增添了不少负担。如果百姓们整天忙于应酬官吏，不得空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历史上为人称道的好官，不仅为政清廉，而且秉持“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的治理之道，让百姓能够“蕃生而安性”。《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燕召公常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地方官吏让老百姓把房屋腾出来给召公休息。对此，召公说道：“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他经常在甘棠树下办公，倾听百姓的诉求，解民燃眉之急。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宋代程颐在《代吕晦叔应诏疏》之中，更是将“安而不扰民”视作为官者必须谨守的价值标准和官德操守。清代廉吏王士祯为官勤政爱民、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在写给儿子王启汸的一封家书中，特别提出“不扰民”的主张——“春秋课农，须身亲劝谕鼓舞之。尤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不扰民”，对于解决时下在一些地方盛行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颇有启示意义。如，有的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变成扰民的“政治秀”。又如，有的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甚至层层加码，令基层干部群众不堪其扰，甚至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凡此种种，根子都在于留“迹”不留“心”，重“形”不入“心”。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想做百姓夸奖的好官，就应时刻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常做雪中送炭之事，为民而不扰民、做事而不作秀，既“有形”又“入心”。许多党员干部正是凭借“心中有民”，赢得群众称赞的。如，湖北省武汉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汉军，“村民随口一句牢骚，他都放在心里，当问题去解决”。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是杨汉军的对口扶贫点，每次调研，杨汉军从来都不是先去村委会办公室，而是直接去百姓家里或田间地头。郭桂荣是杨汉军常去问候的老人之一，杨汉军实地走访郭桂荣的危房后，迅速帮助老人建起了新房，并将门口的碎石坡改造成一条水泥路。劳己一身，莫扰百姓——民心自有一杆秤。（余足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