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宁在什么地方
1
我搬到江对岸的华安里还不久，也就一个多月吧。之前，我所在的电视台已经半年没发出过工资了。后来，在发不出工资的工作也不再需要我的时候，季节就进入了冬天。天气一天天变冷，我在那间免费的宿舍里又多住了半个月。等到在那儿再也赖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另外租房了。之所以搬到这边来，一是因为离徐影更近些；二是租金也便宜点儿。后者是最主要的原因。
房子在八楼，顶楼。这是一间带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的一居室，比我之前那间宿舍大点儿，但是非常简陋，房间里散发出一股富有年代感的朽味，家具和电器也老化得厉害。空调开起来嗡嗡作响的，冰箱也是这样。如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有一门这样的亲戚，他家正好有一副这样的摆设，当时你可能非常羡慕所看到的这一切。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眼下时间已经来到新千年第二个十年的末尾。
这间房子，以及卡上那点钱，就是上一份和上上一份工作在支撑我度过那几年略显宽裕的生活后所能留下的全部资本。我算了一下，除去水电、网费和每月一千五的房租，再把开销维持在最低限度，如果不去上班，我还能在这儿安安生生待上大半年。对于找工作来说，大半年应该够了。
房子看上去很破败，事实更加如此。床底下到处是臭袜子、烂棉絮，鞋柜里还有几只鞋和一堆破衣服什么的。刚搬进来那天，我和徐影清了大半天，清出一大堆垃圾。不知道这个房子之前有没有外租过，以及出租给谁的。“肯定是个邋里邋遢的男的，不然哪个狗崽子会制造那么多杂碎呢？”我一边打扫一边骂。“肯定还是个搞网络的软件狗！”徐影说，说完我们俩就禁不住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她爱干净，等我打扫完之后，她又蹲下来一寸寸地擦地板砖上的污垢，直到每一块都泛出清亮的微光来；又用醋把窗玻璃和灶台擦了一遍，把新买的锅碗瓢盆也都刷得亮亮堂堂的。收拾完这些，徐影又拿出几张白底碎花的壁纸和一块窗帘，把墙上脱落的部分都用壁纸遮住了，把窗户上那块油腻腻的窗帘也换成了新买的。等把这儿弄得差不多像个窝时，我们俩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满头大汗的，徐影也是。我瘫坐在沙发上，她就靠在我边上坐着，袖子挽到肘部的手臂搭在一起。我们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房间里只剩下空调和冰箱在嗡嗡作响。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感觉到了她手臂上突突的心跳声，那应该是脉搏。我把头歪过去看了看，这时候我注意到她手臂上那层白皙而轻薄的皮肤蒙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我把手从她手臂下抽出来，用汗涔涔的指头在她那层灰尘上划出一道道花纹，然后就显露出下面蜿蜒伸展的蓝色静脉来。
接着我们就一起去洗了澡，洗澡的时候做了一次爱。做完之后，徐影说“饿了”，于是我也顿时感觉到饿了。我们就到楼下的小吃一条街去吃牛杂面。吃完面，我们走出人声鼎沸的小吃街，拐进一条两边都是握手楼的昏暗逼仄的弄堂，走到头，又穿过铁路桥下面那个从华安里通往外界唯一的涵洞。在涵洞外面，我们又抱了抱，徐影就钻进了721公交车，我目送着那辆车一点点开进了黄昏中。
徐影走了，把她带来的那点儿生气也全部带走了，这是我回到楼上置身于那种一个人的空旷时才意识到的。我把电视机打开，从一个台调到另一个，又调到另一个，最后定在一部电视剧上。
剧里讲的是1940年的夏天，在沿海地区一个叫沽宁的地方，国军正在和一股偷袭得手的日军激战，于是那些隆隆的炮声、枪声就跟正嗡嗡作响的空调与冰箱一起，在房间里制造出了些动静。沽宁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了，那个叫蒋武堂的国军司令和他的副官，也被一个叫欧阳山川的共产党人救了出来。我关了电视，来到阳台上。把目光从楼下那些低矮的屋顶上掠过去，穿过傍晚的暮霭，就能看到那条泛着白光的日夜奔流不息的长江，望见江面上正顺流而下或者溯江而上的运货的船只。
更远的地方，是浸染在江水中的对岸的红绿灯火，以及散发出那些辉煌灯火的高楼大厦。仅仅半个多月之前，我还置身于对岸那些鳞次栉比的大厦中的一间，每天还从其中一间奔波到另外一间。我还记得住在对岸的时候，晚上不加班的时候，有几次我还带徐影去...
跟对岸的光鲜体面相比，这儿确实挺破败的，尤其是华安里一带。这是个城中村，在它还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界上，低矮的棚户区和成百上千栋握手楼交错排列——它们又被那条连接南北的铁路线紧紧箍缩成一团，每天容纳吞吐着灰头土脸的几十万人。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建房子，人们就努力向天上扩张，几乎每栋楼都会在房顶上又加盖出一两层私房来。那些红蓝交织的铁皮屋，顶上斑斓一片，就像一大块粗糙拼凑起来的马赛克地砖。这是下午我在阳台上抽烟时想到的一个比喻。
很多个夜晚，我都会去阳台上站会儿。在下面这片黑灯瞎火的地方，在那些还亮着灯的窗户背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两个跟我一样的人——曾经在对岸的高楼大厦工作，却又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跌到这边来。对于即将在这儿展开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作好了准备，我只知道我还没有。是的，如果要心甘情愿地适应这个地方，适应这个地方的这种生活，恐怕还需要一段日子。
2
徐影住校，平时也比较忙。只有到了周末，她才有空到我这儿来住两天。周五下了班来，周日晚上走。有时候吃了晚饭再走，有时候不是。我知道她是来陪我的，同时我也知道她是要我陪她的。
她在距离华安里五站路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当老师，属牛，比我小两岁。我们是在我刚进电视台社会新闻部不久之后认识的，在一个朋友张罗的聚会上。那天晚上，她就坐在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瘦高个儿摄影师和我之间，但我并不认识她，组织聚会的朋友也没有把她介绍给我们认识。她没找人喝酒，也没人找她喝酒，我也没找她喝。我还以为她是那个摄影师的女朋友，或者其他谁带过来的妞儿。那时候，他们聚会时总喜欢带个把姑娘来，以为那样很有面子，或者吃完饭后能有什么机会。
喝到一半时，我从她和另一个姑娘的聊天中得知，她是陪着她一起来的——后者是怕喝多了发生什么意外。就像我们的座位紧挨着彼此的一样，再后来我还知道了，她老家就在我老家隔壁那个县。在建立起这层老乡关系后，接下来她把这些告诉我也就顺理成章了：她学的是幼教，跟我一样，也是毕业后怀揣着一个扎下根来的梦想留在这座城市的。她个头不高，说不上好看，是那种极为普通的长相。所以我对她没什么意思，她对我也是这样，而我们互相也都知道这一点。
接下来，在单独见过几次后，某种相似的来历和处境却又在不断把我们拉近——仿佛天上有双手把我们揉搓着捏到一起。去年那个寒冷的圣诞节到来前，我们终于摸摸索索地走到了一起，就像很多孤男寡女那样。是的，我们并不需要有多么喜欢对方才在一起。这年头，又有几对是那样的呢？
到了周五傍晚，徐影来了，我冷清一周的房间里顿时因为她的到来而又充满了那股生气。每次来，她都会带点儿吃的用的——瓜子、干果、卫生纸、护发素或洗手液什么的。一进门，她转手把那袋东西放在鞋柜上，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的架子上，然后就开始扑扑打打起来。把房里积攒一周的垃圾清理干净，把我那些脏衣服洗了，一件件晾起来。接下来，她就拉我去楼下的菜市场转转，买条鱼和青菜什么的，上来热火朝天地做顿饭。主要是她做，我看着她做，偶尔打打下手。
吃完饭，她去刷锅刷碗。刷完了我们就窝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接着就上床。那些天，我们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在那儿，我们都拼命享用着那种不用花钱就能得到的快乐。
跟在床上一样，徐影在床下也是个积极勤快的女人。而我则刚好相反，我太懒散，是一个既缺少生活能力也缺少生活热情的十足的懒蛋。如果说她是一团火，那么我就是一盆水，还是一盆她那团火烧不沸的水。事实上，徐影也说过不止一次——“懒死了你”，“刚跟我在一起时的积极劲儿哪去了”，“没有我你还没那个软件狗干净呢”。但她也仅仅是说说，转眼该干嘛时还是会干嘛。也许是她对我的爱——姑且称之为爱吧，对有个人和她在一起时所带来的那种慰藉的依赖，一直在包容着我的懒。
天气好的傍晚，我们也会去江边走走。那儿空旷、开阔，低垂的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并为之镀上一层金质光泽，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其间，这时候一种跟离愁别绪差不多的东西很容易笼罩住她；而夜幕降临后，当对岸那些高楼华灯初上时，从我们这边望去，一半江水都被灯火染成了梦幻般的七彩之色，这种出于一个没钱而又想制造浪漫的男人所营造的恋爱环境，又会轻而易举就把她俘获：我用手抚住她的脸时，她会主动在我手心里蹭一蹭，替我完成那个绵软温暖的抚摸。
是的，我知道我们相隔很远，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相隔很远。不过我也知道该如何在我们之间抄近路。的确，我没有那种把我们的小日子经营得风风火火的动力和能力，也不能像很多小情侣那样，三天两头请她下馆子、唱歌、看电影，给她买几件能象征某种身份和阶层的奢侈品，或者带她去遥远浪漫的异国他乡旅行。但是我可以拣一些温暖而廉价的俏皮话说给她听，借此冲淡一下我们平凡而贫乏的恋爱生活，也让她建立起对我和未来的信心。而她也愿意相信这些俏皮话。
从涵洞口进来有个小广场，那也是周围唯一的广场。一群大妈常在那儿跳舞，当然，其中也不乏几个大爷。领舞的那个女的旁边立着一台录音机，会放一些音量巨大、节奏明快的曲子。他们就随着曲子节奏来回转圈，既像真正的舞蹈家那样移动着，又像真正的夫妻一样把手臂搭在对方肩膀上。有一次，那个场景让我产生了一种很欣慰的感觉，同时又为我的父母不能出现在这里感到十分遗憾。我遗憾的是他们不能在这里跳舞，而我就在远处看着他们。我不知道徐影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多年后我们又会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是各自单独出现，还是一起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3
天气更冷之后，徐影提来了一个小太阳。那还是去年冬天下雪时我买给她的，很暖和。不过她说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她们宿舍刚刚装上了暖气。或者，也可能是她觉得我比她更需要吧！这个菊花牌的取暖器，通电之后确实很像一朵巨大的菊花——温暖明亮的黄色灯光、紧凑有致的黑色辐条。虽然这个名称很容易让人产生别的联想，但它确实弥补了那台制热很差的空调的不足。那个周末我们没出门，围坐在小太阳散发的热量中度过了温暖的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不过也仅仅是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第二天晚上，它就因为泼洒上去的一点洗脚水烧毁了，同时还把电闸弄跳了。
“我去合闸！”我对两只脚都泡在水盆里的徐影说。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怎么拍都拍不响，使劲跺脚也没用。我举着手机上的手电筒到处照了又照，老半天也没找到电井在哪儿。我本想给房东打电话的，想了一下还是算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敲了敲对面房间的那扇铁门，没什么动静。我又加大力气敲了敲，还是没什么动静。过了一会儿，就在我要给房东打电话时里面传出一阵响动。接着我听见有人拉门闩的声音，然后铁门背后的那扇木门就打开了——外面的铁门仍然关着，里面黑漆漆的。一个老女人的声音从那儿飘出来。
“哪个？”
“您好，我住在对面，才搬进来的，家里跳闸了，我想问问电井在哪儿？”我说。
“电井？电井在楼下，消防楼梯里面。”她说，然后就合上了里面的木门。
去楼下合完闸，电就来了，但那个小太阳却不能用了。看着那台像一朵枯掉的菊花的小太阳，我和徐影半天都没说话。我想了想刚才我往她脚盆里加热水的那个场景，我很后悔那个导致水洒进小太阳里的冒失动作，同时很想让时间倒流一会儿，好让我把结果纠正过来。就在那么想象时，我感觉到房里的热气在一点点散去。很快，我们就再一次置身于之前的寒冷中。不，比之前更冷。
大概两周后的一天上午——那时我已经新买了一台小太阳，我正在家里一边烤着小太阳一边专心致志打游戏，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拍门的声音。我不耐烦地打开门，看见外面站着一个苍老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某种直觉，我差点就把她当成了一个老头，但“大爷”这个即将脱口而出的称呼还是被我及时咽了下去。第一眼看上去，她确实很像个男人——或者是一个丧失了性别的人，岁月和某些别的东西模糊了她身上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女性特征。她很瘦，穿着一件厚睡衣，胸部平平的，鼻翼两边的褶皱突起，眉毛几乎全脱落了，眉毛下面是一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已经瞎掉很多年的眼睛。
“小伙子！小伙子！”她急切地说。
“您好，您是——？”
“我住在你对面撒，你忘了，那天晚上你还问过我电井的！”
“哦！”听她那么一说我才想起来，那天根本没看见她长什么模样。
“快快快，家里煤气漏了，麻烦你帮我关一下闸！”
果然，刚进她家里我就闻到一股浓重的煤气味。根据我家里煤气闸的位置，我来到她家阳台上，并在跟我那儿一样的位置找到了煤气闸。但是，我却发现自己的个头儿根本够不着那个闸。
“有凳子没有？”我问。
“有有有！”她摸索到餐桌前搬了一把，又摸索着递了过来。
“好了，总闸关了。”我一边说一边把窗户都打开，“门窗开一下，散散气！”
转身回到客厅时，我看见一个老头正坐在沙发上。家里不有人么，怎么还叫我？我正那么想着，这时那个老头摇摇晃晃站起来，颤着手朝我的方向说：“谢谢！谢谢你！”——他是她的老伴儿，我想应该是这样，但刚才我进来时完全没注意到他：他跟她一样苍老，不过看上去却孱弱多了，就像一件年岁久到随时都会散架的家具。他穿着一件对襟棉衣，手背上满是松松垮垮的皮，脸上也长满了老年斑。他眉毛还很浓，不过眉毛下面也是一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已经瞎掉很多年的眼睛。
——这是一对盲人夫妻。等反应过来后，我不禁为自己刚才闪过的那个念头感到有点后悔。
我是带着这种后悔，和知道对面住了一对瞎老头儿老太的吃惊中回到家里的。在电脑前坐下来后，我才想起来刚才是在打游戏，而它现在已经Game Over了，只剩下背景音乐还在一遍遍重复着。不过我并没有为此感到特别惋惜，我还在想着对面那个老头。他的样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或者说他让我觉得特别很像一个人，而我又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
下午，我又去了经常去的咖啡馆，点了一杯摩卡。一边喝，一边在网上浏览招聘信息。
续过三次杯之后，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绿化工”这三个字时，我终于想起来了。对，原来那个瞎老头很像我去世很多年的爷爷，一个搞了一辈子绿化的老工人。不是瞎掉的眼睛像，也不是脸盘像，而是手背上那种松松垮垮的皮肤、这一块那一块的老年斑以及往两边挑着长的眉毛，还有他摇摇晃晃站起来用手哆哆嗦嗦地指着我的样子像。在我模糊而久远的记忆中，他的晚年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他已经赋闲多年了，却还是一天到晚停不下来。在独居的那个院子里，他栽了很多果树和花草，浇水、施肥、剪枝，侍弄得像个小花圃。当我在那些枝叶间窜来窜去时，或者把刚刚含苞的花蕾折断时，他就会用那只哆哆嗦嗦的右手指着我喝骂。多年后，我才明白他的哆嗦不仅仅是因为气坏了，还因为他有糖尿病。而更多年后，我又明白的一点是，有些事情你之所以去做，并不一定要有什么目的，而仅仅是因为你喜欢，你喜欢那种结实有力地生活着——活着——的感觉。
我爷爷就是这样的。这一点后来在我父亲身上也得到了延续——他在爷爷退下来时通过顶替也成了一名绿化工。现在他退下来好几年了，也准备种种果树养养花草，就像他老爹当年那样。而他的老爹，早在1995年夏天，也就是他七十八岁那一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孤孤单单地成了一个古人。
4
原来我一直以为找份工作挺容易的，至少对我来说应该如此。我有一张211院校的文凭，还有在电视台的工作经验，在这个城市进一家体面而又能让我糊口的单位，不说随便挑吧，至少不难。但没想到的是，找一份工作竟然会那么曲折而费心。这么说吧，投一份简历非常容易——我只需把那份履历表附载在邮件中，“啪”的一声按下发送键，它就会前往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进入到一个胖胖的或拥有一张娃娃脸的女HR的信箱里；然而等她发现我并给我打来电话，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就上网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到楼下四处晃晃，去可以无限续杯的咖啡馆坐一下午，或者到附近的野湖边看别人钓钓鱼，总之就是想办法打发打发时间。之前在电视台忙得脚不连地时，我总觉得拥有大把大把时间是件好事，但是现在看起来，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更多时候，我就在楼下逛逛。穿过楼下那条逼仄的弄堂，去生鲜市场溜一圈，然后拐到小吃街，绕过一个寺庙再转回来。我到这儿瞅一瞅，又去那儿看一看，就像那些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年轻男女一样，但我不知道他们在这儿拍什么，又有什么好拍的。我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这里也没人认识我。在这个初来乍到之处，我可以装出一副信心满满、镇定自若的样子看着这一切。
楼下的那块空地上，经常聚拢着一些苍老而又潦倒的男人。他们一天到晚地坐在水泥墩子或者小马扎上，嘻嘻哈哈地抽烟、打牌或者下棋，每个人旁边都斜竖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用红色或蓝色笔迹写着“泥工”、“木工”、“水管工”、“家电维修”或者别的什么的。偶尔有人走近他们询问价钱或讨价还价，摇摇头走开，或者带走其中的一两个。有时候，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都在等着某个人走过来把我们拎走。而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是蹲在这儿，我是蹲在电脑前。
傍晚，有几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操着各地方言的毛孩子，总会在我们楼下的那片空地上踢球。其中的一个小胖墩儿把守着我们那栋楼的门洞，其他几个争球，争到了就朝着门洞的方向乱射一通。有一次下楼时，球还差点射进了我怀里。我假装非常生气地把球捡起来，一脚踢到很远的地方，那几个孩子就一路追过去，接着拼命争抢一番。然后我就走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远远地看着他们踢。
极其无聊的时候，我还会坐上一辆麻木（三轮车）。从我楼下坐到铁路桥下面的涵洞口，等到了那儿之后，再让师傅把我拉回到刚才上车的地方。我十分喜欢坐在狭小的车厢里把窗玻璃拉开一半朝外看，看着那些被刷成草绿色的墙体、屋檐下盘根错节的电线、经过油烟包浆早已经分辨不出当年颜色的底层楼房和冒着烟火气儿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时，我会产生一种巡视人间的感觉。而且这种绿色的小车很便宜，往返一趟才四块钱，特别像很多年前我们大学校门口那种专做学生生意的小三轮。
有个开麻木的老师傅和我已经很熟悉了，每次看见我，大老远就会扯着嗓子朝我喊一声：“小伙子，去不去涵洞口撒？”有一次我本来不想坐的，但禁不住他那么一喊，还是鬼使神差地钻了进去。
“师傅，干这行很多年了吧？”我一边拉开窗户玻璃，一边跟他闲聊。
“少说也有十几年了，下岗后就干这个。”
“那是老司机了！对这一带应该很熟，问你点儿情况！”我想起来那对儿盲人夫妻。
“你说！你说！”他表现得十分热情，唯恐我不坐了。
“我住的那栋楼，就是挂着星光机械厂牌牌的那栋，八楼住了一对儿瞎子你认识吧？”
“瞎子？哪对儿瞎子嘛？我们这儿瞎子多得很，盲人村里都是瞎子！”
“盲人村？盲人村在哪儿？”
“瞎子楼撒，星光机械厂的宿舍楼就是瞎子楼。小伙子，你来这儿没多久吧？”
“是啊，我在这儿租房的。”
“那就难怪了，”说着说着，他就自顾自地唱起来，“——黑泥湖有个盲人村，晴天满地泥水坑，白天夜晚不用灯，老鼠上桌无人吭……”最后，他又总结了一句，“瞎子点灯，都是白费蜡哟！”
在这段等着某个工作把我从人群中拎走的日子，我每天就是这样过的。是的，很无聊，又在无聊中给自己制造出些微的有聊来。很多时候，我已经忘了对岸的生活，忘了自己是在等工作，忘了为什么才搬到这儿来，而搬到这儿来又是为了什么，好像我一直就待在这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是已经提前适应了这里，这里业已成为我所寄身的辽阔背景，而我也早已成了它辽阔背景的一部分。
5
工作找上门来是在两周后。一个是制药公司招内刊编辑，另一个是开发区网站招采编记者。前一个，要求研究生学历和医药行业经验，面试的人只问几个问题就把我打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简历上没写医药行业经验他们还要我去面试，逗我呢？后一个倒是跟我挺对口的，我也的确被录用了，不过距离实在太远——这么说吧，面试只花了十分钟，但一来一回却用了三个小时。
在知道我拒绝了网站记者的岗位之后，徐影很生气。跟她在一起这一年多来，我还从没见她生过那么大的气。即使在面对我懒蛋一样的生活，在我忘记（事实上我也从来没记住过）她的生日、事后也只是在地摊儿上当着她的面买了一瓶廉价香水送给她时，我也没见她生过那么大的气。
“没工作时找工作，找到了又不去工作，你到底想做什么？单等着别人天天伺候你？”她说。
电话一挂，她就一条接一条地给我发来了好多招聘链接——有招聘广告文案的，有招聘房地产推销的，有招聘辅导老师的，有招聘社区宣传干事的，甚至还有招聘商场理货员的。这些链接让我一下子笑了出来。在她看来，工作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工作，只要能挣钱，做什么都差不多。
但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工作呢？我总要找一份跟新闻相差不多的工作，起码也得是文化行业的工作吧。在毕业那么多年之后，我总不能去商场理货或者还像读大学时那样每天晚上去做家教吧？
她的这个举动，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相隔着的可能还不仅仅只是我之前所想的那么远。
那个周末，就像之前所有的周末那样，徐影仍然来我这儿住了两天。她仍然带来了一大袋子吃的、用的，仍然一进门就打扫房间、洗衣服、给绿植浇水，然后买菜做饭。但唯一与之前不同的是，那两天我们没有做爱，就连做爱之前的抚摸和亲吻也没有。晚上洗澡，也是一个洗完了另一个再洗。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我不主动了、她不主动了还是我们都不主动了？或者别的什么？
在那张小钢丝床上，我紧紧地挨着她，就像以前一样。原来我一直以为，我紧紧地挨着她，就像一颗苹果紧紧地挨着一颗苹果，但现在我却突然觉得，其实我们更像一颗苹果紧紧地挨着一颗梨。
也许，我已经触摸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那虽然不至于导致迅速分手但却会越来越大的差距。而在我看不到的某个地方，命运似乎正在向她招手，引诱她朝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下一周会怎样。至于将来，我的、她的以及我们共同的将来，更不知道会怎样。某些时候，我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不仅是工作、爱情，还有卡上那个一天天变小的数字。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挥之不去的感觉，使我很难乐观起来。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天气越好我就越不喜欢那种感觉。
冬至前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但头一晚的游戏却让我起来得很晚。起来后，我到楼下去吃早餐。当热干面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视台财务室的电话，对方通知我下午去领之前没发完的工资。这个电话让我激动得差点把小吃店的桌子拱翻。事实上，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在那儿还有一笔没领的工资。搬到华安里以后，这可以说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甚至比找到工作还好。只有我知道，这笔工资来得太及时了，因为我卡上已经所剩无几。接完电话，我立马就给徐影打了个电话。她也挺高兴的，我能听出来她是真挺高兴的，为我而高兴、为我们而高兴的那种高兴。
下午去台里领工资时，我碰到了几个原来的同事，他们也是去领工资的。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和我举手投足间一样，都洋溢着那种发了一笔横财的喜悦。这让我有理由认为，在离开台里的这几个月他们也跟我一样，一样没找到工作，一样快花完了卡上的存款。
台里还是那个样子，留在台里的那些人也还是那个样子。准确说，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因为有编制，因为旱涝保收，他们仍然一如既往没什么热情地坐在那里。他们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的我们在财务室进进出出。他们死气沉沉的表情和我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形成一种巨大反差，这种反差跟几个月前不得不离开台里时我们哭丧着脸与他们的兴高采烈所形成的那种反差一模一样。
“发钱了，去吃饭，谁请客啊今天！”领完工资出来时，一个叫马腾的前同事冲我们说。
“吃屁！这么点儿钱，还房贷都不够！”
“去吃啊，马总请客就去吃！”
“你们去吃，下午我还上班。”
“AA吧，AA！”
除了那个说下午还要上班的外，其他五个人都去吃了饭，包括我。确实是马腾请的客。都在台里时，马腾在总编室，我在社会新闻部。这两个部门交集不少，但我们两个交集却不多，有一段还不太合得来，我一点都不怪他，我也知道他代表的不全是他。具体说，就是他审我的节目时太严，不是说导向不对就是说思想不健康。他离开台里的时间比我早，在工资发不下来的第一个月就辞职了。或许因为他比我进台的时间也早，享受过一段行业的繁华，所以也能提前知道它的落幕。但即便如此，我们的结局也没什么两样，差别只在于他比我提前一步离开了，而且是主动的。
“再去喝一杯啊！”其他人陆续离开后，马腾跟我说。我本来想回去的，但回去也没什么事，再加上兜里揣着钱，就答应了。在一家叫“爪哇空气”的酒吧，马腾用他的杯子碰了碰我的杯子，“干！”
干完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了这么一句：“兄弟，有没有兴趣做自媒体？来我们MT传媒嘛！”马腾把他离开台里后创办自媒体的经历讲了一遍。看我还是半信半疑的，他又说了一席冰释前嫌的话：“哈，你是不是还在想着台里那些事？那也是工作需要嘛，我们又无冤无仇的，好吧，之所以想请你加入我们，其实我还就看中了你那些想法，自媒体时代，电视做不了的我们做，你考虑考虑。”
“什么待遇？”我觉得我已经没什么要考虑的了，而真正要考虑的，其实也无非就是这一点。
“待遇嘛，这个好说！你算是熟手了，保底五千，每条稿子按阅读量拿奖金，三万以下没钱，上了三万一千，上了五万两千，上了十万加三千。每个月写两条十万加，保证你的收入轻松过万！”他说。
“好，我考虑一下！”我极力掩饰着一种几乎无法自抑的激动跟马腾说。
回华安里的路上，我又给徐影打了个电话。我把马腾邀请我加入MT传媒的事告诉了她。我想说的是，我是以一种风轻云淡的方式告诉她的。但是，在说到马腾对我的邀请时，我却采用了一种非常浓重的烘托和渲染手法。这不全是装逼，我想我是被之前找工作的曲折弄怕了，或者说，是时时刻刻都被工作和她都将要逐渐离我远去的那种感觉弄怕了。我可以原谅自己，我也应该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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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签完就职合同，我就在MT传媒附近租了间公寓。房子不大，一个月两千五百元，贵是贵了点儿，但我并不心疼。华安里的房子距离住满三个月还有半个月，也就是说我还可以再住半个月，不过我一天也不想在那儿住了。我想尽快回到对岸去，回到对面那些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中的某一间去。
那天晚上我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说是要退租，让她把押金退给我。房东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没有按照租期一年的合同要求我赔偿，尽管她完全可以那样做的。接下来，我又找了个搬家公司。
第二天是周三，徐影还要上班，我就自己把东西收拾完打了包。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东西基本上还是那些东西，有的甚至还是刚搬来时的样子，连包也没拆，所以很快就收拾完了。收拾完之后，搬家公司的车还没到，我就打量了一下这个住了两个半月的房间。看着墙上那几张遮住脱皮部分的壁纸，那台嗡嗡作响的冰箱和那台也在嗡嗡作响的空调，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产生一种留恋的感觉。这时候，我注意到了刚才忘收起来的小太阳。我给徐影打电话说把小太阳留给她。她说不要，她宿舍里有暖气。我也不想要，我新租的房里有暖气也有空调。我想了想，决定送给那对盲人夫妻。
敲了很久，也没见人出来开门。看来，这老两口不单单是眼睛看不见了，估计耳朵也不好使了。之前我听人说过，瞎子的耳朵好使，聋子的眼睛好使，这是一种“感觉补偿”。现在看起来并不尽然，年轻时或许是这样，但到了一定年龄这种补偿也会被一点点收走。就在我正这么想着时，门开了。听说我的来意，老太太一连声说谢谢，要我进去坐会儿。搬家公司的车还没到，于是我就坐会儿。
坐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她家里其实还挺干净整洁的，完全没有很多老人家里随处散发的霉味和目之所及的那种衰老气息。窗台上摆着几盆油光鲜亮的绿植，其中的一盆还开了花；茶几上，摆着收音机、茶壶和一只装瓜子和糖果的瓷盘。而这些，是我上一次来关煤气闸时完全没有注意到的。
“怎么就搬走了撒？”老太问。
“要去小东门上班儿了，住那边方便些。”
“那确实撒，过江太麻烦了，我上次过江还是七八年前了。”老太说，然后弓起身子摸索着，摸到那只装有瓜子和糖果的瓷盘后往我这边推了推，“吃瓜子！吃糖！”我连忙说“好好好”，但并没有吃。
“你们还挺有夫妻相的！”我一边给搬家公司的人发微信问到哪里了，一边没话找话。
“什么夫妻相不夫妻相的，当年进厂子里做工时人家说他好看，说我也好看，说我们很般配，就介绍我们结婚了撒，反正我没见过他，他也没见过我，我只知道他那时候有点胖。”老太说。
“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了，只记得小时候的样子撒。”老头儿也摸索着坐下说。
“那您两位——是怎么失明的呢？”
“她是小时候出天花撒，我是麻疹……”老头儿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康熙皇帝——我记得在一个电视剧中看过，康熙小时候也出天花，是靠吃用芨芨草熬的药吃好的。我又想，老太之所以失明，可能是因为她那时候没吃过用芨芨草熬的药吧。接着我又想到失明的老头儿。他们俩让我想起了一句话，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大奶奶，老两口过了大半辈子谁也没看见谁。接着又想起来这是郭德纲说的一个相声。
这时候，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我鬼使神差地伸出右手在老头儿眼前晃了晃，接着又在老太眼前晃了晃。但是，并没有出现我所想象的那样的场景——他们能看见一点儿我的举动什么的，老头儿和老太仍然耷拉着眼皮，看来是真瞎了，而且瞎得那么彻底。这让我一下子安下心来。
这时候，搬家的人说已经到了楼下。我也就告别了老太和老头儿，希望他们多多保重之类的。
“有空再来啊！有空再来啊！”老太说，老头儿也嘟囔着嘴说，他们把我送到门外。
“一定一定！”我说。
搬完家的那个周五，徐影下班之后也过来了。不过她来我现在这儿要比以前远一些，从她们幼儿园出发，得先坐公交再转地铁、在地铁上再倒一次才能到。她是五点半上的车，七点钟才到。跟之前到华安里一样，徐影又提了一些吃的、用的。也跟之前一样，一进门她就放下塑料袋，脱了羽绒大衣，然后就开始扑扑打打起来。收拾完，又把我还没来得及拆封的箱子一一拆封，一件件地挂上或者摆起来。这个房子很干净，徐影只需要稍微清理归置一下，就很像一个有模有样的家了。
那两天我们俩都挺高兴的，一起买菜、做饭、洗澡，到附近的商场里转转，或者在家看看电视。我们在这儿所做的，跟我们之前在华安里所做的并没什么差别，但无论徐影还是我，我们又都在这种没什么差别中感受到了某种久违的东西，我想，那应该是马腾介绍的这份工作给我们带来的。那两个晚上，我们还做了爱——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没做了。她很投入，我也很投入，我再一次领略了她瘦小而强劲的腰肢和她腰肢里无穷无尽的浮力。但我很清楚，无论再怎么投入，我们之间都有一道沟壑，它只会越来越宽，永远不会弥合，就像把我们分割在南北两岸的这条长江一样。
不过，现在我并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到MT传媒上班之后，我就再一次找到了刚进电视台时的那种热情和新鲜劲头。开策划会，做采访，拍外景，写稿子，编辑润色，想文案，弄标题，对我来说这些都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我可以做得很好，如果努努力，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些，都是我原来在电视台时敢想、敢做却想了、做了没什么用的事情。但在MT传媒，我可以把这些本事都发挥到极致。
而至于待遇，也确实就像马腾所说的那样。第一个月结束后，除了拿到保底的五千之外，我还差点拿到了那笔一千元的奖金。对于我的表现，马腾非常满意，他对我的满意就像他对“MT传媒”这个名字的满意一样——上完一个月班我才知道这个名字取自于“马腾”这两个字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为了在下个月拿到那笔一千元的奖金，或者那笔两千元甚至三千元的奖金，我想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选题，标题我也已经取好了——“黑暗中的光明：华安里盲人村中的盲人夫妻”。“这肯定是个好选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哪家公号做过，我们率先抛出来，肯定火！大家一定会同情他们，因为同情而不断转发，一转十，十转百，百转千，破十万加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在选题会上，我满怀信心地说。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马腾支持下，这个本来就很好的选题更是毫无悬念地通过了。
7
去华安里采访盲人夫妻的那天下午，到楼下后，我想了想，觉得好像少了点儿什么，就又去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网兜水果——这样会显得诚心诚意一些。敲门前，我还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发型。整理完之后我才意识到，无论我整理成什么样他们也看不见，于是就又整理回了原来的形状。
我还想说的是，在等着门打开的那一小会儿时间里，我还朝对面的那扇铁门看了几眼。它紧紧关闭着，但是我仿佛看见了自己还住在那里一样，正在靠着桌沿一边烤小太阳一边专心致志地打游戏。
“阿姨您好，我是之前住在对门的啊，今天特意来看望您和叔叔的！”敲开门后，我说。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还惦记着我们呢！”老太说。
“之前说了嘛，一定还会来看望你们的，今天正好有空。”我一边进门一边说。
接下来，我跟老太和老头儿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他们小时候的失明，到他们所进的那家福利工厂——也就是星光机械厂，从厂子里六成的正常人到四成的盲人，从他们的相识到结婚、再到生儿育女，从厂子倒闭到他们退休，从失明的诸多不便到他们的晚年生活以及其他还健在的失明老人的情况……当然，我没告诉他们我是来采访的，更没说要写他们的事情，我说的是陪他们聊聊天。
这个下午，他们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也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大部分我都记住了，而我没记住的录音笔也会帮我记住的。我相信，这个下午将会是一个满载而归的下午，一个十万加的下午。
到快该吃晚饭时，我本来是要走的，但老太却一再坚持要我在家里吃了饭再走。我想了想，觉得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再拍一条他们做饭吃饭的视频——这样一来内容就更加真实丰富了。——但是我并不想在他们家吃饭，于是我就撒了个谎，说已经跟附近的一个朋友约好了要去对方家吃饭，等我吃完后再上来跟他们聊一会儿。老太说：“那好撒，我把门给你留着，等会你直接进来就行！”
出门后，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听见厨房里传来一阵洗菜的声音时，我就再一次进了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门口，悄悄地打开手机视频，然后镜头对准了他们。但是，他们却看不到这一切。
在厨房里，老头儿洗菜，老太淘米。淘完米蒸上后，老太就开始炒菜。为了拍到炒菜的画面，我把手机几乎贴在了锅的边沿。油锅嘶嘶作响，老太把青菜放进去时发出巨大的呲啦一声，接着她翻动起锅铲。这时候，我发现老头儿要走出去，于是便敏捷而轻巧地避开了他。有那么一瞬间，我还想到了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会不会把我从他们旁边的那个位置揪出来。但是她没有，他也没有。
吃饭时，外面的天色越来越暗，房间里更是越来越暗，视频中的他们几乎就要看不清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开灯。这时候我才想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开灯。于是我走到开关前，用极为缓慢同时也极为轻微的力量把开关按下去。接着房间里就亮堂起来，视频中的他们也亮堂起来。
晚饭是一盘青菜、一碟咸菜和两碗米饭。老头儿和老太坐在餐桌的两边，而我则举着手机站在另外一边。他们俩努力地吃啊吃，我看见汁水顺着他们的嘴角流下来，从下巴边缘一直滴到桌子上。我还看见老头儿的嘴角沾了几粒饭，但他并没意识到，那几粒饭就那么一直沾在他的嘴角上。
这中间，老头儿在夹菜时不小心把筷子弄掉了一根。啪嗒一声，掉在了水泥地面上。于是他放下碗，移开凳子，弯下腰来去地面上摸索那只筷子。筷子就在他左脚后方的某个位置，但是他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摸索过去了。那一刻我很想走过去，把筷子捡起来递给他，或者悄悄地踢到他手边，但是我没有那么做。一两分钟后，他终于摸索到了那根筷子，捡起来用纸巾擦了擦，然后继续吃。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懊悔。我怎么觉得，活成蝼蚁般的他们，反倒成了“有资格”同情我、我们这样的人呢？轻薄无力的生活并没有在我们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和烙印，我们的手掌里、眼睛里白白嫩嫩的，但已经以一种消费主义化了的同情心自居于胸的我们，这些可怜虫，他们应该可怜我们可能永远都无力去过一种热烈的生活，哪怕这种热烈在我们看来仅仅是在求生。我只是这么想了一下，但并没有停下来拍摄。视频上的那个红点，还在不停地闪烁着。
我的画面结束于他们吃完的那一幕。我看见老太和老头一起摸索着收拾起盘子、汤碗和筷子，然后端到厨房里去了。很快，我听见里面传来放水的声音，然后是盘子和碗碟在水槽中碰撞的声音。
这顿饭，他们吃得非常“完美”，至少在画面中显得非常“完美”。至此，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收尾——距离十万加和那份奖金也更近了一步，我拍到了我想要的同时也是大家想看的东西，而他们也没发现我。结果也很完美，并没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时候窗外已升起万家灯火，我关掉手机，蹑手蹑脚出了门。趁他们正在厨房，我把那道木门和外面那扇铁门轻轻移开，又轻轻关上。铁门扣进门框时发出一小声清脆的吧嗒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听见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
楼道间里黑漆漆的，但我却没打开手机里的电筒，而是带着一种满足和懊悔交织的感觉倚在墙上靠了会儿。我被那团暗黑包围着，已然不能动弹，就像一个从繁忙的生产车间躲起来偷会懒的逃兵；而在那团暗黑之外，仿佛仍然是星光机械厂丁零当啷的流水线，年轻的老头儿们和年轻的老太们正摸索着组装自行车车座，车座上的黑皮子在一双双布满厚茧的手掌下泛出微亮的光泽。就这么靠了一会儿，最后我走进了比楼道间更加黑漆漆的楼梯间。在华安里那么久，唯独这一次我没坐电梯，而是走了楼梯，像做贼一样悄无声息。这样，我就既看不见别人，也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