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什么意思
冯海
还是在我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年随有关部门下基层单位检查春节期间的彩灯布展情况。去了一个矿，一下车就看到五彩斑斓的彩灯、花灯摆放在矿办公楼周边，俨然一副准备就绪的样子。检查嘛，每个人发表点各自的意见是必然的。其中有一段对话，我摘出来让大家品鉴一下。
甲说：“真漂亮！”
乙不以为然，说：“一般般。”
甲反驳道：“在矿上，能搞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你还要个啥？”
乙坚持说：“要说红火热闹倒是够了，但红火热闹是红火热闹，就是不够美。”
甲觉得乙有点矫情，说：“不美，那你给做个美的看看。”
乙说：“我是做不出来，但就是觉得不够美。”
甲追问道：“那你说啥叫美？”
乙犹豫了一下，没能回答上来，就转换了一个用词，说：“你要说美嘛倒也过得去，不过，咋看也看不出高雅，俗。”
甲听了乙的辩词，批评道：“我看你啊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芭蕾舞倒是高雅，你弄过来试试？”
……
我们就上述这两个人的对话，分析一下，他们各自判断所基于的理由。
显然，一开始，甲是基于对工作任务完成落实的判断，而乙是基于对工作任务完成结果的判断。前一个是感性判断，也就是经验判断；后一个是理性判断，也就是价值判断。接着，进入到更深层次的讨论，引入了美的概念——甲是基于传统民俗审美的判断，而乙是基于现代时尚审美的判断，这又引发了什么是美的以及美的标准的进一步论战。自然的，问题的层面不同，一致的结果也就难以达成。最后，乙换了一个表述法，用雅俗代替美丑来圆融自己的观点，但甲仍旧不买账，由此进入到了口味和品位的争辩。
口味无对错，品位有高下。
我们在对艺术作品或非艺术作品作审美判断时，这样的事会经常发生。同一个审美对象，有人认为美，有人认为不美，观看的同时也在不断搜集审美对象所给予的启示和意义，这时，审美经验就成为我们判断力所提取的第一个菜单。如果分歧很大，便会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终，我们发现争论的焦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在于每个人各有各的美的标准，各有各的美的尺度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把“什么是美的？”这一问题的主宾关系来一个倒转，将“什么是美的？”转为“美是什么？”的自我思辨，由此，审美活动也就经由经验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也就是哲学层面。而只有进入到这样的层面，辩论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也才会勃然呈现。
其实，审美活动始终与我们的生活相伴。
审美是什么？它是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而判断一个事物美不美，总的原则和尺度取决于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文化是继人类工具文化与社会理性文化后出现的第三种文化形态，属于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高级形态，涉及建筑、音乐、舞蹈、绘画、饮食、服饰等多个方面。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演进历程来看，这或许一点都不意外，当物质生活处于稳定阶段的时候，精神层面的意识活动便成为人类心灵的璀璨绽放。
面对这样的文化大观，作为文化干部来说，自觉融入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做文化工作，如果失去审美和判断，那文化工作还是“文化”的吗？所以，作为前提，文化工作者的鲜明标志，就是要在这两个方面足够完备，足够完善。这也是认识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审美与判断就是一个辩证思维的过程。
谈文化的审美与判断，从哪儿谈起呢？
我想，就从基础的文化理想谈起吧。为什么？因为有文化理想，你才能谈文化实现。这是个前提，是个航标，更是一个人的生命实践。
文化理想，它应该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
现在谈集体理想的人少了，谈个人理想似乎也很寡淡，因为实用主义盛行，讲实惠成了每个人奉守的圭臬。但，就人生的年龄段讲，处于成长的奋斗期，如果总是论眼下的实惠所得，那实在是一粒芝麻，而文化理想才是一颗西瓜。因此，切不可因小失大，为了捡芝麻而丢了西瓜。
大家知道张枚同老师，曾经有一次他们演出完去喝酒，其间大家兴之所至，趁着酒兴畅想起自己的未来，这个说再过二十年，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说再过二十年，他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氛围下，人人都是激情四溢的，都被感性的高潮包裹着，由此一个创作意愿被激发，张枚同老师写下了他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歌词，并经由谷建芬谱曲，联袂缔造了一部伟大音乐作品的问世，这就是当年唱响全国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如果没有文化理想，这种司空见惯的酒话，就不可能作为话题而载入史册。由此而递进一步，没有文化的审美与判断，没有理性的反转，当时那种哄哄闹闹的情境也就不会转化为二十年后再相会的生动画面。
文化理想是一个人成长的蓝图。
我的一个九矿的朋友，十八岁的时候接了父亲的班，成为一名井下工人。那时他经常写东西，在同煤日报的副刊发表。后来为了写作的梦想，放弃了工作，开始在全国各媒体间游荡。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名人。他也是迄今为止，大陆记者被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接受采访的唯一一个。
还有我的一个同事，从报社出去后，一直在京城从事文化工作，后来成为《时尚先生》的主编，现在他是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
还有二矿的一个，后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做采编工作，现在是知名导演。有一年全煤运动会在同煤集团（当时的称谓）举行，那是第几届（好像是第四届），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个运动会的开幕式就是由他全程策划导演的。
再举一个农民轮换工的例子。也是在九矿，轮换工合同期满，他要回乡，这意味着他的身份从工人再度回归到农民。他心有不甘，找我，我就把他介绍到北京，做图书编辑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摇身一变，成了图书圈里有名的策划人和出版人。
还有一个当下华语乐坛著名的音乐人。在出道之前也是我们同煤的，在文工团做编曲。那时总找我写歌词。后来出名了，成了乐坛红得发紫的人物。这个人，很多人都知道。
举了这些事例，或许有人要问，你这举的例子都是走出同煤的，你是让我们都出去吗？或者说，一个人要实现文化理想就必须得出去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文化理想是建构在你内心的，你要把他做成什么，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大家知道，张枚同、程琪老师就是在同煤退休的。刘云生，文委的，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黄静泉，机场保健站的，也是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有闫桂花、陈年等一批作家，都是同煤的。还有冯少鹏、赵雁鸿、梁屹等书画家，他们有的退休了，有的还在工作。但他们从事业余创作，在艺术圈里都很有影响。陈年还是山西作协的签约作家。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归结为一点：文化理想的拥有。
要实现文化理想，就要不断放大你的生活体验。否则的话，一个简单的喝酒场合，借着酒劲的几句牛皮话，怎么可能催化出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的诞生呢？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
做任何事情，体验总是伴随着我们做事或接触事物的过程而产生。体验多了，我们就会将相近的某一类体验进行归类，作为一个课题去审视、研究并力求突破，久而久之，一个独我的文化理想的框架便搭建起来了。这个框架越大，审美境界就越高；审美境界越高，对于美的事物的判断也就更为精准，更为确切。
所以说，认识自我是自我实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那自我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呢？内省！
我从事报纸工作近四十年。离开岗位是十多年前，当时为快速推动年轻人的成长，我就主动写了申请，从副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因为这样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专心致志地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不再接触报纸的采编工作，但每天写作，仍保持着以前的节奏和习惯。如果说，在报社那会儿把写稿当成完成一项任务，或者出去采访是为完成单位领导交给的任务，那么在这儿和大家交流就没什么意义了，之所以愿意和大家交流，是源于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积累了一些感受，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感悟，也不会把从事的工作抬升到文化理想这样一个高度。
仅就完成任务而言，我想这只能算是行政思维，而对于重大题材的报道，就不仅仅是完成任务那么简单，因为外界就是通过你的文字获得体验感的。因为伴随着你的报道，企业和社会的粘度关联就发生了，继而产生了了解的愿望，最后形成一种印象，并最终凝固为一种符号，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符号就是文化符号。这么想，就不是行政思维，而是文化思维了。比如，微软，你去过吗？你见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认同呢？你没见过，但你接受了。接受了什么？一个印象，一个文化符号。在我完成几次比较重大的报道任务之后，我就发现这些报道不仅和个人的经历相关联，也和我们这个企业的命运相关联，更和企业的历史文化相关联。从完成任务到实现企业对外所获得的社会评价，我，或者你，或者他，便成了传递文化意愿的那个人。
当年，南洋学校在大同落户，在全市范围招聘老师。我爱人是音乐老师，也去应聘了。但音乐老师应聘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创作一首“南洋学校校歌”的主题歌曲。我爱人让我写，我就写了一首。
云中大地响起南洋的名字
塞外古城洋溢春的气息
一群鸟儿像欢快的天使
飘落校园，开启梦的序曲
……
起初不当回事，应付嘛！但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就有人找上门来，通知我，说已经把我写的歌，正式确定为南洋学校校歌，开学典礼，特别邀请我出席。那天，国家教委、山西省教育厅以及大同市教育局去了好多人，都对我的歌词给予了好评。其实我明白，不是我写的好，而是我的判断正好契合了他们的文化愿景。
那年同煤总医院评三甲医院，黄建军书记找我，说冯海，你就把院歌创作的活儿揽下吧！我说行。于是我写了同煤总医院院歌。
阳光唤醒清晨
大地开启光阴
季节的轮回中沐浴
梦想的舞蹈中前行
呼唤每一个生命苏醒
迎接每一个生命诞生
我们是白衣天使
光荣的同煤总医院员工
救死扶伤，与生命相始终
责任牵动万众
温暖点亮人生
圣洁的誓言下洗礼
博爱的通道上追寻
笑迎每一天阳光灿烂
祝福每一天吉祥平安
我们是白衣天使
光荣的同煤总医院员工
人道主义，伴天地到永恒
写完之后，院领导很满意。他们说，很多医护人员反映，说以前没觉得医院有多好，唱了院歌，一下子觉得高大上了许多。面对这样的评价，我很高兴，但同样的，我心里很清楚，我只是把他们的文化意愿提升了一个高度。
我还写过很多报道。印象很深的有那么几个。一个是卜宗亮，他生前担任忻州窑矿材料科党支部书记。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系了20多年的皮带早就断了，是用麻线缝上的，还穿了铁钉把着。这发生在管着全矿近万名职工的皮带放发的材料科的党支部书记身上，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上升到文学判断，那就是人格美的典范。
1990年四台矿建成，我写了报告文学《荒古里诞生的宣言》，其中建井八队党支部书记刘生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1965年参加工作就没离开建井一线。他的爱人患空洞性肺结核多年，自己无法照顾自己。他呢？一个星期只能回去一次，有时碰上任务急几个星期也回不了一次。每次回家，他都要为爱人和孩子准备好几天的干粮。他的大女儿从懂事起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也许这重担承受得过早或者实在是太重了，刚20岁出头的女儿便舍弃亲人遁入空门。他把人生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四台，却把苦涩留给了自己。让我为之感动的并不是他背后的这段故事，而是面对工棚里的一面面奖旗，连年出席局先进集体，1989年被评为出席市先进党支部，1990年又达到部颁等级队标准……等等。一个是面前的荣誉，一个是身后的伤痛。许多事不能对比，一对比，就觉得不是个滋味。“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风餐露宿”，这首歌好像就是唱给四台的。不身临其境，这种悲情美的意味你就读不懂。
还有欧学联。几十年里她为矿工拆洗被褥6000多张。自己购买的洗衣粉、肥皂、针线和纽扣多得不计其数。她踏遍了全国近百座兵营哨所，慰问官兵640多次。挑灯熬夜，为人民子弟兵缝制鞋垫2万多双。她上山采茶，采回来的茶叶需要七蒸七晒，不胜其烦，但欧学联就是坚持不懈，直到她去世。有人说她是装的，为了博名获利。我说，五十多年如一日，这种奉献的壮美，你给装一个试试？
很多人把手头的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还可以，但要把它作为职业理想就勉强，至于把这份工作和其他方面相关联，升华至文化高度，就更是浮云遮望眼，高处不胜寒。
我们知道犹太人，从公元一世纪被罗马人奴役开始，直到二战结束才回归家园。这期间，犹太人四处为生，过着流浪般的日子。不过，犹太人最厉害的是有自己的信仰，哪怕是流浪了几千年，被很多国家轮番屠杀，却依然保持着民族的特性，而没有被他国所同化，足可见其精神的坚韧。为什么？就靠一本《圣经》。所以有人说，《圣经》是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我前边说，文化理想也当成为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这个信仰，你就可以带着你的体验在时间的长河中去旅行。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物质存在的祖国，但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我们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精神家园的安顿。
体验的高度是由经历垒就的。
文化的审美与判断同样如此。
大约二十年前吧，我居住的四二八老食堂要拆除。这件事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中午时分，竟有好多人端着饭碗出来，看拆除的进度。首先拆除的那根烟囱，没想到用两台拖拉机做牵引，竟然纹丝不动，这让在场的人好是唏嘘不已。这么坚固的东西，真是不多见了！大家知道四二八的老房子都是苏联人盖的，不仅地基深，墙体也厚。这个老食堂的拆除，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我家就住在老食堂的旁边，我记得是个星期天，如果是上班期间，我大概就无法目睹那个壮观的场面了。那是烟囱倒塌的最后时刻，伴随着拖拉机突突突的连声怒吼，烟囱倒下了。但，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会对倒下的东西，有那么多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希望它倒下去，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它不倒下去。而与我这个旁观者不同，周围围观的都是当年工厂最初创业的见证者。我清楚地记得，当烟囱轰然倒下的那一刻，他们竟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唉”的一声长叹。这长叹，没有切身感受，你就无法体会。当时我真的无法体会，后来我理解了。当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东北，因为支援内地的工业建设，他们只身一人来到大同，有家室的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们的出身地。想想当年，全都是热血男儿，举目无亲，每天能够聚会喝酒的地方就是食堂，所有的痛苦和欢乐只能在那里释放，所以，老食堂的拆除，拆除的是什么呢？拆除的是曾经寄托他们心灵的所在，拆除的是他们曾经的快乐所在。那一刻，我真的明白了，噢，原来人人都有守地意识的，就如同动物对地盘占有的意识一样，对领地的坚守，或许就是对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捍卫，对安全感呵护的一种空间意识的划定。那个食堂，坚固的不是烟囱，而是人的记忆。因为它已经从一个物质实体，转化为一个精神实体，刻印在了你的脑海中。
最坚固的东西是建筑吗？不是，是记忆！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判断还是不够自信，不敢放之四海而对应于人类的所有感情，直到我看了《天堂影院》这部电影，一切困顿才豁然冰释。
可能有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重复一下它所讲述的内容。二十世纪40年代，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小镇，一个全镇唯一的娱乐场所——“天堂乐园戏院”当街矗立。人人都把它视为己有，就连那个精神病患者，也不停地唠叨：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艾费多是放映师，因为会放电影，而受全镇人的爱戴和尊敬。艾费多很喜欢一个叫多多的小男孩，古怪精灵，非常聪明，每有电影放映，就把他带到放映室。多多与艾费多在一起，耳濡目染，很快学会了放映技术。常年的陪伴，也让他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感情。一次，好心的艾费多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电影，搞了一次露天电影，结果胶片着火引发了火灾，放映室一片火海。而小多多奋不顾身，硬是冲进去，把艾费多救了出来。但艾费多从此双目失明了，不能继续放电影。因为小多多是小镇第二个会放电影的人，于是他被教会破格同意，成为艾费多的接班人。那年，多多仅九岁。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多多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大孩子，爱情的花朵也随年龄的增长初绽蓓蕾，一个叫莲娜的美丽姑娘走入了他的心中。他们发誓彼此珍爱，相守终老。但好景不长，多多要服兵役，必须要离开了，留给他们的只能是誓言的约定。令人遗憾的是，当多多服役期满回到小镇的时候，之前那位被银行家父亲百般阻挠的姑娘已随家人迁往他地，从此杳无音信。痛苦的多多打算再不离开小镇半步，直到等到他心上人的归来，即便等不来，也会象他师傅那样，靠放电影，成为镇上最受尊敬的人。然而，这个念头遭到了师傅艾费多的严厉批评，他力劝小多多离开小镇：“不要在这里呆着，时间久了你会认为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在艾弗多的劝说下，伤心的多多从此离开小镇，开始追寻自己生命中的梦。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多多再次回到小镇的时候，已是著名的大导演身份了。他回来参加两项活动，一项是他师傅的葬礼，一项是旧影院的拆除。当送葬队伍路过旧影院的时候，影片给了一个长长的特写镜头，所有人都同时回头向电影院的方向瞩目。葬礼结束后，多多慢慢走上那座电影院的放映室，拂去蜘蛛网，把丢弃在竹篓里的废弃胶片捡起，然后拿回去用胶带一段段地接起来，用他的小放映机放映，一时间，那曾经的最感人的一幕幕接吻的镜头，穿越时空，连缀成一部宏大的爱情交响，轰然而至。伴随着一个个接吻的镜头，过往的一切，不断在脑海中回旋，那些经由牧师检查，把认为观众不宜的镜头剪掉而引发的全场哄闹、甚至吐口水的场景，一遍遍呈现，重新串连起他遗失三十年的记忆与情感。
那一刻，多多释然了，原来，一切东西不只是拥有才是美好的，对逝去的过往追忆，同样是美好的。他由此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力量，并借此讴歌更为强大的时间力量，以定格那曾经的美好以永垂不朽。
自我认识不仅是思辨的主题，同时也是确定的人的基本义务。在宗教较高的活动形式中，“认识你自己”被视为绝对要务和终极的道德奉守。在此原则下，但凡人类历史充满着最深沉的激情和情感，都可称之为永恒。而对这个过程全部意义的审视和判断，就是所谓的人生吧。
这个过程的全部意义叫人生，也是我在一个偶然的事件中领悟到的。那年，妻子得了一桩鲜有的疾病而奔赴京城求治。一家京城最有名的医院虽大，但病人亦多，各种试验和检查都分散到相对人少但设备齐全并有协作关系的小医院进行。那天做的是核磁共振。同去的有6个人，一上车就全熟了，大家彼此问些简单的病情就再不深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有一人默而不语，摩挲着头颅做痛苦状。男性，近五十岁的样子，戴副眼镜，气宇轩昂，极有气质。我对他的关注也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的。有时时间的安排也是故意捉弄人，如果他第一个进去的话，那么，他的不安和躁动或许会提早结束。但是，他还排在我妻子之后，我们便以各自的心态候着。他对我说，看得出来，你妻子不会有事的。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至少还有希望，而他却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说，你不必悲观，许是太自虑了吧！他坚持说，不会的，直觉告诉他将不久于人世了！他进去的时候，我充做他的陪侍人站在监控器旁。医生告诉我：他的脑神经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尽管屏幕一遍遍显示着这个要害的部位，但于我来讲，话语的宣判较屏幕上的显示更为残酷！我全然忘记了妻子也是一个病人，或者说，也许正因为妻子还没进入生命读秒的那一刻钟，所以，我的思虑竟完全进入到他的忧患中了！他走出检查室，对我苦笑了一下，随即又坐下，抱住头颅。他说之所以跟我讲这些，是因为看我还算得一个可以沟通的人。我也便应着话题，小心地询问他的一些事情。原来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妻子几年前离开他远走美国，留下一个9岁的女孩儿。我说或许我能帮你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不用。我说那就留个联系方式吧。他便在我递过的纸条上面写下了他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只写名字，不留电话和地址？他说怕到时候找不到他会让我失望，说能认识就已经很高兴了。他还流露出一些遗憾和歉意，说没有时间做画送我了，并一个劲地叹息，好多画还没画完，好多画还没画完……之后又喃喃自语，孩子太小，孩子太小。
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从追随前人脚步的意义来讲，我们现在正在地球上做短暂的停留。如果不以连续的观点看，我们似乎是被动地或极不情愿地走进这个家园的。因为前世没有亲眼见过，未来又想见不能，因此，我们是地地道道被时间请来的客人，吃好喝好抹嘴走就可，我想，主人是决不介意的。倘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话，也最多是说声再见，以示对主人热情款待的心领。如此想来，时间也真不是一个友好和善的主人，而实在是一个平滑坚硬的磨损器，磨而不伤，损而不痛，让你在一个叫“岁月”的大容物中昏然运转不停，最后被雕琢定型为一个器物。是啊，我们是被时间请来的客人，但时间是不会随时恭候我们起居停行的。而只有茫然于人世中的时时挂念，不得其音信，才是我们内心所最不能落忍的。但时间又确实是永恒的。抑或这永恒，本身就是一种不完善的意义的不朽。试想，如果真的永恒了，那所有的事物不就同时拉上了帷幕？然而，一切并未结束，还在继续前行。
老工人与老建筑的告别，青年男女与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告别，生命与生命的告别……虽然告别的形式不同，但告别的真实意义其实并无太大差别。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和我们熟悉的一切告别。比如我们的矿山。煤矿的开采，最终会落下帷幕，成为历史的永恒。我们问过自己没有，面对现在的这片土地，我们将来会如何向它挥别致意呢？
2018年9月初，“中华丹青丝路行——中国书画名家‘一带一路’主题作品展”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我和２0多位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一道出席了画展的开幕式。展览结束后，我们参观了位于波兰克拉科夫省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维利奇卡盐矿。那是波兰著名的旅游景区。为方便视察和参观，早在1744年，矿工们就在矿井内兴修了楼梯通道，在地下130多米深的巷道深处建起了博物馆、餐厅、娱乐大厅和教堂。从十五世纪起游客就可以到盐矿内参观。当时欧洲很多名人，如肖邦、哥白尼、歌德等都曾来此地游览。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13世纪以来盐矿采挖的场景，还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矿井博物馆看到几个世纪以来盐矿发展的历史，其中有很多保存完好的矿井工具和许多特殊的装置，包括通风系统等，是七个世纪以来欧洲矿井理论与技术发展独特而完整的一个见证。盐矿130米深的地方，集中了这个盐矿最主要的建筑，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4名矿工用了67年时间开凿的圣金加公主教堂。教堂高达10米，长54米，最宽的地方有18米，可容纳400人，1896年竣工。而教堂内的各种雕刻，经过几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努力，直到1963年才大功告成。金加公主的全身雕像立于精美的主祭坛的正中，后面立着一尊高大的教皇雕像，四周壁上是栩栩如生的壁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壁画，是仿制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创作的。悬挂在天花板半空中的是三盏晶莹剔透闪闪发亮的盐晶吊灯，它的光芒照耀，比之于皇宫里的水晶吊灯也毫不逊色。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维利奇卡盐矿列为世界最高级文化遗产名录，称赞其岩盐雕刻和辉煌的矿山艺术工程，“在全世界都是非凡的”。
我注意到盐壁上有一个四边形，四边形分成了四个区域框，已经有三个区域框刻上了三位雕刻者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过世。还有一个空白处是留给第四位当时还健在的。导游介绍，一旦他去世，他的名字也会被镌刻上去。那一刻，我凝视着空白处，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虽然什么也没有，但我分明感到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有——尽管他还活着，还在世上停留，垂垂老矣，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历史却早已在此之前，将之定格为永恒。就像金字塔一样，其目的是为着永恒而建造，以期被后人歌咏它的不朽。
严格说来，那个矿和我们现在的一个矿在规模上差不了多少，但人家从十五世纪一直到现今，就已经规划它的文化景观。如今的维利奇卡本地居民不到2万，但每年却要接待150万游客，为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创造收入。
参观完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联想到我们大同煤矿，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个产业结束的时候，有新的产业链的接替，甚而将它的文化附加值不断延伸下去，在有限中呈现出它的无限性？
我知道，我们同煤也有井下一日游，是的，有是有，但与之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追根溯源，每当一个工业化场景铺开的时候，我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文化蓝图当做其中的一部分去构筑，也从来没想过应当把怎样的文化植入到矿井建设中。如果早有构思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矿工生活，就既是物质来源的，又是心灵归宿的，身心早已得到了切实的安顿。但现实的情况是，一切旧传统文化的东西被打倒了，新的东西却又没能建立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空洞的口号和标语变来变去。最自欺欺人的，是我们经常把标语口号的张贴当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并且乐此不疲，工作未做，口号先行。会上讲，会下也讲，生怕每个人不知道似的。但我们问过自己没有，一条标语口号存活的时间到底有多久？我想，很多人都比我更清楚。说实话，有些标语口号，自贴完或喊完之后估计就已经死掉了。
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审美；没有审美，就不可能产生价值判断；没有价值判断，就不可能赋予文化以附加值；没有文化附加值，就不可能获得文化身份认同；没有文化身份认同，就不可能赢得世人的尊重，更别说仰慕了。
那年，我为陈年《豆腐河》写评论，就提到了煤矿工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毋庸讳言，是因为我们煤矿工人从来就没有文化身份。这话说出来可能比较吓人。但仔细想想，那个特定的“工人”字眼，通常指代的是谁？我们想过没有？判断过没有？我的感受，当下社会，“工人”这个词义的指代只是那些从事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而不是煤矿工人。虽然词义解释是全部被包括进去的，但其中的形象蕴涵却迥然有异。工业革命之后，一大批从事大机器生产的人，从人拉肩扛的原始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得生命受威胁的程度远远低于煤矿工人，身份和尊严大大提升，而由于大机器生产，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业余文化生活丰富起来，气质修养便大为改观。但煤矿工人，受制于自然环境，在没有综采设备保障之前，都是以肉与之搏取。用肉体在生产，用生命在生产，和动物性的低等形态相差无几。这样的工作形态，怎么可能产生文化附加值？除了口号，直达人心灵的东西太少。如果“工人”这个词汇在普遍的文化意义是上是等同的，那么所有工人受到的尊重程度也应当是等同的，但实际情况是，煤矿工人最苦，也最让人瞧不起。过去，我们研究煤文化，都讲奉献的一面，牺牲的一面，而很少讲生存的一面，追求的一面。由于工作环境的极特殊性，文学体验也存在巨大的情感距离，难以贴近。因此，对煤矿工人身份问题的表述，就讳莫如深。曾经有一段时间，煤好像很是风光了一阵，一提煤，便想到有钱的煤老板。那几年，有关煤老板的段子层出不穷。说北京的房价都是煤老板们给炒起来的。但是，几亿吨煤炭可不是煤老板炒出来的，而是几千万煤矿工人挖出来的。但煤矿工人能买得起北京的房吗？显然不能。大同煤，几乎养活了全世界的人，而生产它的人却仍是灰头土脸，这无论如何不能让我接受，对此，我也拒绝一切反驳的理由。在这方面，我是对于幼军由衷钦佩的，因为他让煤矿工人获得了体面，获得了人生的自尊。
那年，中国作家看神东，我看到工人们都是开着车上班，很感动，也很欣慰。
所以在荣誉和尊严之间，我首先选择尊严。
回到今天的话题，文化的审美与判断。审美即是对低级体验的不断否定，而判断即是对审美对象的完善补充。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其前提应当是生存自信。如果每个月有五万块钱的收入，我想不仅生存自信，文化更自信。
那年在故宫博物院研讨历史货币类的文化创意产品，我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文化自信，其前提是货币自信。因为研发历史货币类文化产品，首先是这个货币本身得值钱。我们中华民族，一向对自己的货币都珍爱有加，即便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不仅没有失去本身价值，而且还有了增值，有了更高的文化附加值。同理，一旦我们的煤矿谢幕，能不能产生这样的附加值呢？这是个问题。如果现在考虑，作出判断，我想还来得及。
要完成这个工程的构造，作为文化干部，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储备是必须的。
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档案建立。
历史文化遗产知识。
博物馆知识。
拍照、摄像技术。后期制作水平。剪辑，编排。数字化技术。元宇宙技术。
美术设计。
文化植入。
图书出版。
电影脚本。电视脚本。
影视剧。
等等。
因为历史记录不是对实际历史过程的复制，而是对它的回溯和还原。因此，文献和文物不只是单纯的物理性的东西，还必须作为思想符号来解读，而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一旦这项工作完成，我们的后人在面对这些符号时便能产生理性和情感的自觉共鸣。认同就是传承。历史事实属于过去，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记住”，把它凝固为精神的建筑，让后人“铭记”。
培根说：凡是值得存在的东西，也就值得被认识。
但等是等不来的。
它需要行动。
用马拉美的话说就是，“诗不是用想法写就的，而是用文字写就的”。
可能会有人说，你说的我们都懂，可是，想干，谁听你的呢？这种苦闷，我也曾经经历过。我的体会是，把自己的“身”置于哪里和把自己的“心”置于哪里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文化干部，多少会有一些孤傲的心理，你会觉得有些领导比自己的水平低，因此你会闹情绪。如果你扎在这样的思维惯性里，那么我断定你肯定会痛苦一辈子。站在1000米的高度和站在100米的高度能是一样的视觉感受吗？同样，为什么是北京？为什么是大同？文化体量不同嘛！不同的能量级所产生的能量效应是完全不同的。你的身体可以是大同，但你的心可以是北京，也就是说，你的心境一定要高于身境，大同的工作实际，可以按北京的标准去规划设计，如此经年累月的储备，你就离目标和理想不远了。所以不要跟环境较劲，而要和内心较劲。要为自己的人生树立意义。心境跃迁了，才能攀援更高的认识高度。
知道自己干什么。
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知道自己能干成什么。
你是文化干部，你不知道文化工作怎么干，还当什么文化干部？
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君子人生。
素位而行。
不要让领导对你好不好以及跟哪个领导好会得什么好处这样的困扰，遮蔽了你的本心。
文化的审美判断要从基础做起。
我们报社有个摄影记者叫彭周。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他拿了一沓子照片让我们给起名字。照片都是人物照，拍摄的也都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画面。起初认为，so easy，不是个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就是无法准确表现画面所显示的内容：从这么说，好像还有那个意思，从那么说，好像还有其他的意思，实在无法做到用“点睛之笔”描述的高度概括性。因为彭周拍摄的人物，表情极为细腻，不夸张的说，有时候丰富到可以和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美，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和王端俩人忙乎了一上午，但对每一幅照片的命名都不甚满意。
文化世界，即是人类文明的世界，置身其中，每个人总是在坚定不移地的寻找自己的精神影像作为对应。作为编辑职业，这样的训练，每天要面对，很多不熟悉的事物，也要不断去认识并加以领悟。没有这样的审美活动，一切判断就都是混沌无明。可以说从那以后，我的阅图能力大大长进，鉴赏能力大大提高。
审美判断不是审美对象本身，而是对审美对象所进行的纯粹观照。所谓观照就是“知道怎么去看”？最要命的不是怕你看不懂，而是怕你的逻辑闭合，再也无法用心灵去感召。这个比不懂更可怕。比如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
如果从这个成语中你了解的意思仅仅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而不去想它还有什么意思，那么，你的思维能力也就基本固化了，再不会产生新的知识。其实，我们从朝三暮四这个成语中，还可以发现很多的关键词，比如：
谈判。
沟通。
逆向思维。
话术推销。
做出改变。
逻辑。
诡辩。
现象与本质。
语言。
语境。
……
如果你不去注意这方面的训练，那么你就永远和盲人摸象一样，执于一端。
不要注重是非的争执，那样的话就容易偏离了道。什么叫成见？就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正确，对再有道理的劝说也无动于衷，不做改变。诚如某某人得罪了你，只要有他的好处，你都会百般阻挠，想方设法将之搞黄而快之。不管人家得罪你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就是成见。谁都改变不了你的偏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让我们再次想起希腊德尔斐神殿门前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而与它相反的，就是不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谈到了不认识自己的三种情况：没有钱而自认为有钱；不高不美而自认为很高很美；而最后一个，也是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不好而自以为好，即不智慧而自以为智慧。
你对某些事物失去判断，往往都是因“成见”导致逻辑闭合，而遮蔽了智慧的呈现。比如绘画，比如梵高，比如毕加索。他们的画好吗？你不知道。好在哪里？你也说不清。因为你对“美”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模式标准。参观美术作品，很多人脱口而出的赞誉就是，像，画的真像！其实，你这样说，还不如给人家几个耳光来的干脆。就像得意忘形这个词，其实是个好词，但现在完全成了贬义词。因为中国画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将绘画从形似的“象”升华到神似的“意”，体现了对主体精神的重视，而大大增强了审美主体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不是在和事物打交道，而是不断地与自己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梁屹画过一幅画，叫《八墩村》。画面是一片空旷的乡野，仅画了一头牛。初一看，不对啊，一头牛怎么可以是八墩村？八墩村，作为地理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指谓，而将之确定为这幅作品的“名”，怎么可能？但细细品味，着实有着令人拍案叫绝的妙。因为，一个村落，没有人，哪有牛？原本牛的活动，便是人的活动。由此，牛的写照，便是人的投影，这与塞外农村的现实性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由此，八墩村的全部精神存在就寄寓其中了。尽管画面简单到近乎一无所有，尽管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被裹挟于黄土之中，然而，我本没有，能刮走什么？在困顿中浪漫，在缺憾中讴歌，乡野、土地、耕牛这些元素，在大面积的空白背景下, 顽强地对话着生命的价值，于是八墩村的“天与地”、“牛与人”、“耕作与生存”、“地理规定与精神存在”之蕴藏的丰富意象，瞬间产生了对应的美学关联，画面之无限，也由此打开人的内心，解析出土地之于世代繁衍生息之接替的隐喻关系。
梁屹还画了一幅名为《阁老山》的画。画面就是一个“屋舍”，这在塞外农村最常见不过。但如果注意到“屋舍”是倚靠在一个烽火台下的，历史的沉重感便轰然而至。战争的硝烟和个体安身立命的无可选择性同时汇集于此，交织为一种独属于沧桑岁月的视觉冲突。要进入《阁老山》的情境，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它太直观了。问题是，你进入了没有？能不能进入？如果你“真的”进入了这样的情境，那么相关的对话也就油然而生，比如这个房屋怎么会建在这里？这个房屋的主人是谁？于是，房屋作为你对话的主体，便将地理历史风俗命运连缀为一个故事，向你娓娓道来。构图也不复杂，作者选取了一个与山坡走势侧对的角度对画面进行建构，呈现出的是观者的仰视感与画面景物的覆压感之间的对冲——画面的动感就这样一跃而出了。当然，作者对“屋舍”的质地形态是进行了刻意描摹的——虽然看上去有点变形，但并不抽象，反倒直观地再现出生活的重压作用于生命上的扭曲。经年累月的风霜洗礼，其质感表层已聚合为包浆的、寂静的、刚毅的、生动的永恒。画面上下，作者空设了大段留白，作为主题的对比和映衬；经此安排，屋舍前突兀的树木，葱郁华滋的张力得以喷薄释放，彰显着生命的阖辟翕张，也让“烽火台”和“屋舍”彼此不关联的物象对应，因“人”的纽带，成为温馨的一体。因为排除人，倚靠烽火台而获得安居的生命感，无论如何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不得不叹服梁屹的洞察力，那就是赋予“屋舍”以特别的意象，直观为画面的一个特别存在。诚然，能够承载塞外全部厚重的意象有很多，除了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还有乡野荒岭，牛马驴骡，甚至连枯木衰草都可能有着某种隽永的意味。但以上种种，都不及“屋舍”给予人的精神安顿那么可靠。这种互感，绝非出于对单调孤寂存在的怜悯同情，而是由原始天然性激发，与千余年来生生不息倔强生命对撞所产生的时间共鸣。
鲁迅的《秋夜》里，开头有这样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有的人就会说了，还大文豪呢，说话这么啰嗦，有两株树，都是枣树不就完了。但是回到1924年的那个秋夜，鲁迅的心情可以说是糟糕透顶！由于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沆瀣一气，“五四”精神大幅退潮，文化思想界分崩离析。一个刚看到过曙光的时刻，却在此时经历了彻夜的黑暗，彷徨、孤寂、无奈，《秋夜》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单调、乏味，没有生机，一派寂寥的静穆气氛。如果没有对这篇文章创作背景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对蕴含其中的意蕴作出审美判断和艺术解释。
再看顾城的诗。
我看见苹果
在花开的时候
远远地看
只有这一片是红的
十五只鸟在路上飞
飞过 飞不走了
飞过，飞不走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留在了你的脑海里，在你的心里住下了。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艺术是醒着的梦，我们自愿向它投降”。如果没有经过观照，没有经过判断，没有经过审视，它就永远不具备真正的力量冲击。
什么是文化的审美和判断，就是用高级体验取代低级体验，用高级痛苦覆盖低级痛苦，用高级欢乐置换低级欢乐。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特别能哭？而长大成人就很少哭了呢？因为我们疼痛的级别提高了。对于一些不值当的事物，我们学会了丢弃。斤斤计较的人，大多数都是疼痛级别低的人，有一点委屈就受不了，就要争，非争个理不可。即便无理也要搅三分，就是不能吃亏。
但是不能忍受的是，当他有理的时候，那是咄咄逼人，啊，你们这有文化的人也干这没屁股的事呢？当他没理的时候，噢，我们没文化，说不过你们这有文化的人。里外里，全是他的理。
这种人，哪还有审美和判断可言。
有道是，别和三七二十八的人去争理。
谈到理，我想顺便说说管理二字。
对于管理，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知半解。其最核心的一点，是“管”和“理”的纠结不清。先说字义。管，从竹从官，指竹子的口径；理，王字旁，因王同玉，故指玉的纹理。放大到管理层面，管，就是框架结构，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圈起来的轮廓图形，比如城墙。既然是圈起来的框架，那一定是按规制、功能的要求搭建起来的，它的内容就是“管”什么，“怎么管”，以及“管”要达到什么目的，属于管理的基础设施，也是工作标准要求以及价值观倡导的硬件部分。而在框架之内，就属于“理”的范畴，也就是软件部分，时时梳理、理顺，使之像玉的纹理那样，和谐有序，看上去是美的，是“理”每天的作业科目。还以城墙为例，城墙的建造，其目的就是为了管。管，就要划定管的范围，范围之内归你管，范围之外就不用你管了。划定了管的范围，那范围之内就属于理的事了，理，就要让人事活动的运行“井井兮其有理也”。管理混乱，往往都因“管”“理”的功能不清，以管代理，或以理代管造成。“管”是企业制度的执行层面，而“理”企业文化的构建方面。我们常说制度管事，文化管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很多人，对此的理解都停留在口头层面，而没有消化到操作层面。那些愿意接受“管”的人，认同公司价值观的人，忠于公司并愿意长期追随公司的人，才可进入“理”的范畴。只有进入“理”的范畴，才能产生工作上的共同语言，才能实现沟通，才会输出最少的沟通成本，才可“理喻”；否则，就是不可理喻。不可理喻，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可用的呢？没有用，无法用，那就要进入“管”的层面进行硬处理，或接受处罚，或解除劳务关系，直至排除于“管”的结构框架外。这一点对于我们试用期人员的管理至关重要，也是优化人力成本、观察并选择人才的最有效途径。
说到管理，出发点也很重要。是标准执行问题，一定要从法理思维入手；是思想认识问题，那就要从情理思维入手。小题大做，本来是几句话沟通就可解决的，非得动刀子，那就一定激化矛盾，把小问题扩大化、恶性化；大题小做，本来是用制度予以惩罚的，转而以人情送之，那就一定会养虎为患，铸成更大的错。其实，判断事情的性质很简单，那就是对公司的影响多大，以及造成的后果多严重，然后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
在这方面，我认为王阳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王阳明“龙场悟道”，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一次王阳明捕获了当地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受审时，他对王阳明说：你不是谈道德良知嘛，那你敢不敢放了我？王阳明说：没问题。但放你有一个条件。强盗问：什么条件？王阳明说把你的衣服扒了，敢不敢？强盗说，扒就扒，有什么不敢。扒，扒了外衣扒内衣，最后剩一条裤衩的时候，盗贼服软了，你不能再扒了，好歹给我留一条裤衩。王阳明哈哈大笑，良知觉醒了。
抓你是管，放你是理。再坏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也是存有良知的，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智慧和修养将其唤醒。 良知就是这样，既是人性、也有神性。这是王阳明比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厉害的地方。
王阳明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很多人，能处理好外边的事情，但处理家里的事情，就不知如何下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最是情和理的纠缠不清。很多人说家庭就不是个讲理的地方，我认为这句话很对。因为家庭是靠“情”来维系的，所以不要争理。即便赢了理，也会输了情。所以，处理家庭问题很难。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为了争个理而引起的。
其实家庭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家庭文化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审美和判断，就有什么样的高度和结果。
说到口味无争辩，谈起品位有高下。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无我。
喝酒，无我。
喝茶，无我。
出家，无所无我。
文化的审美与判断，最终是要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素质问题，境界问题，以及自我实现和价值尊严的问题。
我思故我在。
提高审美，学会判断也是一种在。
在，无处不在。
生存，就是时时证明你在！
而无我，才能证明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