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是什么，纳粹主义为什么没有消除干净？

纳粹党是什么

1945年11月到第二年10月，由美英、苏联和法国四国法官组成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高层进行了数十次审判。被告包括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原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在内的纳粹军政首脑，还有党卫队、秘密警察等纳粹特务机构等。

在我们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犯罪证据，其实在审判中也会是离奇曲折，甚至包括戈林等重号罪犯，险些逃脱国际法的惩罚。而纽伦堡审判的成功经验，也为1946 年轻的东京审判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那么请各位跟随我的脚步，点击屏幕，让我们回到1945 年末，回到那个残垣断壁的战后德国，亲眼看看当时发生的一切吧。

纽伦堡审判的缘起。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决胜阶段。纳粹德国覆灭已成定局。

随着战局日益明朗，纳粹的种种暴行，陆续在大众媒体上曝光。欧美国家的社会舆论开始呼吁，应当想办法制止纳粹暴行，并对施暴者加以惩罚。

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要求对纳粹德国的高级官员，一旦抓获，就地正法；基层官员则处以流放、服苦役等刑罚。这个要求不加甄别、不经审判，惩罚一切纳粹成员，不符合西方主流法治观念，所以遭到了不少反对。摩根索带有强烈复仇色彩的提议，促使美国政府认真考虑，用法律来对付纳粹暴行。

1945年初，纳粹党卫队在比利时屠杀70名美军战俘。美国军方视之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要求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于是，美国陆军部的法律专家默里·伯奈斯上校，受命就此做专门研究。经过材料搜集和审慎思考，伯奈斯指出要把纳粹政权视作犯罪集团，该集团蓄意掠夺他国领土，奴役他国人民、攫取财富，并且有计划地灭绝犹太人。制造这些行动的人，应当由同盟国组织的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为首席检察官，代表美国对纳粹分子提起公诉。这个任命下达后仅6天，即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报纸开始将报道重点，从战争本身转移到纳粹暴行和战争创伤。民众的情绪随之被点燃，一时间群情激奋，强烈要求清算。各国政府意识到，饱受蹂躏的民众急需安抚，而审判纳粹，将是最好的方式。

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1945年6月，欧洲战场的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代表齐聚伦敦，讨论审判事宜。8月，四国代表签署了《伦敦宪章》，宣布成立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的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地点，选在德国中南部城市纽伦堡。

审判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伦敦宪章》，美苏英法四国各委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总计八名法官，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而起诉团也由四国分别组建，它们将在各自的首席检察官带领下，搜集证据、证人，确认纳粹罪行，提交法庭。为保持公正，被告有权请律师做辩护。

这样在形式上，纽伦堡法庭具备了现代法庭的基本要素——有手握判决权的法官，有负责公诉的检察官，有接受审判的被告，也有为被告辩护的律师。

由此可见，纽伦堡法庭在尽量实现审判的公平和公正，让纳粹心服口服。

很快，一份战犯名单出炉了：22 人、6个组织被送上被告席。

其中代表纳粹领袖集团受审的，有纳粹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原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代表德国军方受审的，有最高统帅部长凯特尔、海军将领邓尼茨；代表纳粹宣传机构受审的，有臭名昭著的极端种族主义者施特莱歇尔。大发战争财的军火商古斯塔夫·克虏伯，也被纳入战犯名单。

受审的组织则包括纳粹党领袖集团，有纳粹党卫队和冲锋队，秘密警察“盖世太保”。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到，纳粹德国在党、政、军、经济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和组织，被一网打尽，进行全面清算。

其实军事法庭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公约，无法追究具体人员的责任。

400年前，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不宣而战是卑鄙行为；战争中要秉持人道主义，不得杀害战俘，及非战斗人员。这些规则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同，并逐渐推广到全世界。这就是国际法的起源。

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和1899年的海牙公约，用文本形式，将这些规则明确下来。欧美各国以及中国、日本，都加入了这两个公约。

首先在二战中，德军没少杀害战俘和平民，判定其违反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没问题。问题在于，公约只规定了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可如何惩治战犯呢？没说。

而且从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发动过许多不义之战，从来没有领导人受过法律制裁。国际法中根本没有相关条款。此外，纳粹暴行的特殊性，也让国际法捉襟见肘。比方说，种族灭绝政策，就超出了国际法的约束范围。

除了既有的国际法，还有一个是自然法。

自然法则是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例如，根据自然法，屠杀平民是犯罪，哪怕法律规定了这是允许的，根据自然法这个罪行也应该追诉。

从自然法视角，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行为，如破坏民主、发动战争、种族屠杀等，理应受到审判。就像法国检察官所说的，为遇难者追讨正义，本就是自然法的内在要求。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审判开始。22名被告、6个组织，分别因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危害人类罪或共谋罪，推上被告席。这四项罪名，是由四国起诉团商议设置的。它们体现了，纽伦堡法庭对这场审判的深度思考和良苦用心。

庭审交锋：戈林伏法

赫尔曼·威廉·戈林，纳粹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任空军总司令、秘密内阁会议成员，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是他创建的。戈林还一度被指定为希特勒接班人，成为纳粹二号人物。鉴于戈林的权力涉及军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犯罪行为分布广泛，因此，检察官对他的起诉。

可控方却漏洞百出：戈林被指控参与侵略战争的谋划和决策。这本是板上钉钉之事，可杰克逊竟然把纳粹入侵苏联作为证据。戈林当即反驳说，众所周知，他强烈反对攻苏，而且有会议记录可以证明。这怎么算同谋呢？

1936年，德国重占莱茵非军事区，这被认为违反《凡尔赛条约》，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奏。庭审中，杰克逊拿出一份戈林制定的计划书，指着“解放莱茵河地区”一句说，“解放”二字暴露了纳粹的战争企图，而作为计划制定者，戈林犯了破坏和平罪。戈林指出，杰克逊的计划书错把德语中的“清理”翻译成“解放”，而德文原文，是清理莱茵河河道的意思，跟发动战争毫无关系。杰克逊又搞错了。

戈林把自己制定的战争计划，统统说成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紧急计划。言下之意，自己没罪。当杰克逊质问：这些计划难道不是秘密制定的吗？戈林反唇相讥：难道美国政府会公开制定紧急计划？杰克逊一时语塞，转而求助法官，要求中止戈林的长篇大论。

反败为胜

第三天，出庭盘问的英国首席检察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站了出来，力挽狂澜。

法伊夫的提问准确，且直击要害。一上来，他就举1944年春，德军杀害55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例子，发出质问。没错，命令是希特勒下的，可戈林身为德国空军总司令，未加制止，无论如何难辞其咎。这也同他标榜的“骑士精神”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