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陈枫/文
2018年11月13日，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展出了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该展览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取得的诸多标志性成就。其中，在展板上十余张有关甘肃的照片中，有一张甘肃“引洮工程”的照片尤为引人注目。
引洮工程是为解决甘肃的恶劣气候导致水资源匮乏问题而建，目的要将洮河水人工引到甘肃中部灌溉。2002年9月，国务院正式通过了《甘肃省洮河九甸峡水利枢纽及引洮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并于2002年12月成立甘肃省引甘南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引洮工程的项目法人并负责引洮一期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引洮一期工程总投资36.98亿元，其中国家补助19.7亿元，甘肃省配套资金17.28亿元。到2014年一期工程共建成总干渠长110.47公里。2014年12月28日，引洮一期工程正式通水，2015年发改委正式批准引洮二期工程，并于8月6日正式开工建设。
其实，引洮工程并非在2014年才有“一期”。1958年甘肃省就开展过引洮工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于1962年3月8日下马。刘彦文所著的《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一书就为我们系统的呈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工地社会”概念的建构
本书创造性的提出可“工地社会”的概念。“工地社会”是作者依托于“引洮”这一水利工程场域，建构出的由国家权力强力推动人和制度的组合体。虽然以水利作为依托，但是作者认为“工地社会”这一概念不同于以往学者提出的“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的“水利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的概念。“水利社会”和“水利共同体”这两个概念是从社会史角度入手，研究中国中国传统社会水利设施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是对既成事实的总结和解读，而工地社会则是暂时性、政治性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个社会组织是按照特定的目的和理念意志设置完成，有一套完整的宣传鼓动理念支撑。在这个社会中人的主观潜能通过各种宣传、动员、组织的方式被充分发掘。
当然，“工地社会”的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集体的经济和组织形式紧密相关。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地方势力的式微使工地社会的临时行政机构有超出普通基层社会的动员组织和管理能力。“工地社会”也成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尝试，完整的管理、住宿、医疗、通讯、交通、娱乐等机构和设施把工地变成了相对完整的社区。以大庆、金昌、白银、三门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工地社会”的延伸。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研究对城市史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做出了贡献。
“工地社会”中的“边缘人”
最近十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关注基层政治个体命运的趋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奎松教授所著《“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一书。该书将关注的对象从宏大叙事史学中剥离，探讨在历史大环境下基层小人物的人生百态和当年中国底层社会侧面的丰富人性。这些人地位卑微，有建国后改造成功的旧警察、犯了“错误”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整天提心吊胆的大夫、疗养院里的“反革命”分子，“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搞关系”的业务员、“特嫌”的技师。虽然这些人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是被主体所不容的“他者”。
同样，引洮工程中也存着这样一批“边缘人”，他们原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大右派”，普通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是与劳动模范甚至普通的民工相对的他者。这些人出现在引洮工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根据作者的分析，来自甘肃省级机关以及工程受益区县级机关的大“右派”被派上工地的原因是为了扩充工程建设中的干部队伍，同时发挥这些干部所长，起到组织管理或者是水利、水文、桥梁、道路、医疗等方面的专业技能。普通“五类”分子出现在引洮工程，作为劳动力出现，是中央政策的要求。由于时处大跃进时期，劳动力十分缺乏，充分利用“五类”分子扩充工程建设的劳动力成为了迫不得已的办法。工地上的“反革命”则是引洮工程所设置的司法系统对存在抵触和怠工的普通民工的判刑。是对工地的管控和处罚手段。
革命话语下的“工地社会”
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建国后农业发展问题，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当时的水利部长钱正英在提到建国后的水利建设上发言：“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3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但是就我们已建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匡约2000亿元以上，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是社队出的，其中大多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很多钱。社队的劳动积累，我个人的粗匡约300亿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偿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革命”方式来开展水利建设除革命年代的经验外，当时并不富裕的政府财政收入无力完全负担起大型水利建设所需的费用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民办公助”成为引洮工程的主要经费来源方式。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水利建设毕竟是一项自然科学事业，讲究科学技术与客观实际，有很多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因素起作用”。对比2014年建成的引洮一期工程专门性的开发有限公司的建立和中央财政的专款支持，1958年引洮工程这个临时性的“工地社会”中，“革命”成为中心话语，成为统领一切的核心，这让本来应该居于主导地位的“建设”、“业务”被喧宾夺主，这也难免成为1962年引洮工程难以为继、不得不下马的根本原因。
以革命的名义统领“工地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生活施工的军事化。1958年开始的“大办民兵师”运动，使“工地社会”的民兵组织规模很大。成立民兵组织的目的除了响应国家军事战略号召外，加强对民工的组织纪律管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工地上的民兵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年龄在16岁至39岁之间的基干民兵，其中复员军人不受年龄限制，全部被编入基干民兵；一类是年纪在31岁至50岁之间的普通民兵。其中基干民兵是基础和骨干力量，除平时劳动外还参加军事训练和巡逻活动。当然，对民兵进行革命教育也是生活施工军事化的重要形式，解放军和民兵的光荣传统和英雄事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是宣教的主要内容。
“工地社会”中的日常生活
要更好地解释“工地社会”如何运转，必须要了解这一场域中主体“民工”的生活日常。本文作者从食宿、文娱、群众运动、医疗卫生等几个方面来展现工地“民工”的日常生活。
由于工地劳动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热量，工地社会在甘肃省的支持下实行粮食特供，即使1959年开始粮食整体紧张，工地民工依然能保证基本的口粮供应。相对于基本能够保证的食物供应，工地的住宿条件则较差，窑洞、简单的民房和帐篷是主要住所。住宿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为了管理方便，民工实行统一集体住宿。文娱生活方面，“工地社会”主通过要开展扫盲运动，同时创办各种工地报纸，供工地宣传和民工识字用。为了更好地鼓舞民工的工作热情，激发劳动积极性，引洮工程工程局专门建立了电影放映队，通过免费和低价售票的方式进行巡回放映。除此之外工地还组织了业余剧团和文艺会演，专业的剧团也会到剧团进行慰问演出。
在工地社会，群众运动贯穿引洮工程始终。这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生产型”和“生活型”，“生产型”运动主要包括工具改革运动、高工效施工运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等；“生活型”运动主要包括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这些运动是贯彻施工理念和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在医疗卫生方面，为了更好地应对工地实施中的工伤和民工平时的疾病，甘肃省卫生厅专门提供了400余名的医生组成专业医疗队，此外各工区也有医生，组织起了较为完整的医疗网。但是由于医生数量相对不足和医药的缺乏，还是有民工出现了病患，甚至因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而死亡的情况。
纵观本文，作者依托于丰富的史料，通过“工地社会”这一概念的建构，为读者梳理了1958年开始的引洮工程从开工到最后下马的整个历史过程，并试图探讨引洮工程中工地社会与“生产建设型城市”的创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工地社会”主体的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也是作者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科技和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集体时代如何能够进行大型水利建设也是作者试图关注的议题。进而通过这些议题的阐释，成功的解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在微观世界中究竟是如何具体运作的这一问题。体现了作者的史感和现实的关怀。
然而可能是史料的局限，作者对工程中的具体财务和各种工程材料的具体数额及其变化并未做具体的呈现。财务账目和工程材料的具体数额是呈现一个工程进展的更立体数据，也能更立体的展现给读者整个工程的建设历程，尤其是对1962年工程下马原因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可能算是本书最遗憾的一点。当然瑕不掩瑜，本书仍然是一部扎实详实的历史学著作，除了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外，也能引发读者现实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