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粟在北方一般称为糜子、谷子（图1、2），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农作物，于传统“五谷”之中，曾长期占据主角地位，其籽实脱壳以后，就是我们所说的黄米、小米。对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它们并不多见，尤其在南方更是稀罕之物，但倘若追溯过往，可以发现黍、粟是标准的“常客”，于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以其为基础和原创的黄土生态、旱地耕作与标准“中华型”农业体系，更是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图1 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杨天育 摄）
图2 粟（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杨天育 摄）
一、诞自荒蛮时代：黍粟起源与饮食革命
在最初的悠远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在距今大约一万年的时候，开始驯化农作物和定居生活，点燃了新生之炬。在这一进程中，黍、粟便是他们披荆斩棘、泽被后世的伟大创造，而史话传说便再现了这样一个过程。
《周易·系辞下传》有曰：“包牺氏（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耜）之利，以教天下。”神农制耒耜，耕种雨粟，兴五谷，教民农事，被视作原始农业的创造者，故而成为黍、粟最早的种植者。
又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述，说后稷名弃，他在儿时，就喜种麻、菽，成人之后，精于农耕稼穑，因而被帝尧推举为“农师”，有功于天下，又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后”表示尊称，是执掌天下播殖的最高官员。还有一种说法，即“稷”是作为祭拜的“五谷之长”粟的神灵，后来领导和管理农业的人亦以“稷”称，“后稷”遂逐渐由谷神转化为农神。
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的荒蛮时代，难免在流传过程中悄然走样，而考古材料往往提供了大量线索和证据。目前，中国考古发掘所见史前黍、粟遗存数量众多，总计不下百余处，在最早的年代上，黍距今约10000—8700年，粟距今约8700—7500年。其中，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最为代表，共发现88个窖穴内有堆积黍、粟灰层，一般厚度为0.2—2米，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数量之多、堆积之厚都相当惊人。
黍、粟的驯化栽培，来自先民饮食的基本需求，而这也正是中华独特的“蒸煮”文化的源头，甚至让人习以为常的“面条”食法，也是与此直接相关。
煮，《说文·䰜部》曰：“䰞（煮之文），烹也。从䰜，者声。煮，䰞或从火，䰞或从水在其中。”意思是说依靠火为能源，然后以水为介质来烹熟食物。由于黍、粟籽实非常细小的特性，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粒食”，《古史考》说“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蒸”便是对“粒食”最好的适应和表现，而在“烹”谷时，还会加入一些菜、肉，在利于消化吸收、改善饮食卫生和健康水平的同时，还大大拓展了食谱，促进了人口的繁衍生息，可以说，真正地推动了一场农业经济社会的变革。
“蒸煮”文化的张力非常巨大。又以源自西亚的小麦为例，其利用方式在欧亚大陆西部以磨烤、粉食为主，但进入东亚以后却变成了蒸煮“粒食”，与今日的食用方法不同；即便是后世“粉食”在中国普及和流行，小麦却又被加工成面条、面饼、馒头、包子之类，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面食技术与文化之路。
让人惊叹的是，“面条”乃中国人民的最早创造，原料竟然就是黍米和粟米，来自4000多年前的青海喇家遗址（图3）。实际上，古今相通，黍米、小米都可以经捶砸、热烫做成面条，今天在黄河流域的有些地方经常见到，比如河南浚县的吴庄饸饹，原料就是小米，为特色小吃，工艺传统，声名远播。
图3 世界最早的面条遗存（青海喇家遗址出土）
“蒸煮”革命和“面条”诞生，这两件看似十分遥远的事件，却在漫漫的历史征途中由一颗颗小小的黍米、粟米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还将来自遥远西亚的小麦融入东方的时空，成为人类饮食文化史上开放性、包容性、跨越性和本土性兼具的范例。
饮食，当然离不开“饮”，而“饮”之中，首推美酒。关于酒的发明，《尚书·酒诰》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少康，杜康也”，注曰“仪狄始作酒醪”，“少康作秫酒”，可以说，仪狄创造了浊酒或原酒，杜康则创造了秫酒。
“杜康作秫酒”道出了“酒”和“秫”之间的关系。那么，究竟何为“秫酒”呢？目前有不少文献，称之为用“高粱”酿成的酒，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孙炎注《尔雅》“秫”为粘粟，《说文·禾部》也说“秫，稷之黏者”，另外，从西汉《氾胜之书》到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诸多文献也都证明“秫”是粟的一种类型。
“杜康作秫酒”为我们开启了一幅色彩绚烂的酒文化长卷，加之曹操一首《短歌行》的加持，使得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名扬天下，深入人心。
二、立于商周之际：黍粟文明的初步创造
商周之际，华夏文明冉冉升空，独具一格的东方特色与神韵，流光溢彩。回望历史，意味悠远，“其源可以滥觞”，辉煌背后定然离不开强大的农业根本和经济基础，而这正是黍粟文明开创之重大意义所在。
甲骨文和金文是华夏文明的载体和源头，其中黍、禾、稷、粟、粱、秫，对应的原形都与黍、粟的植株、穗籽形态或祭祀有关。所谓“文以载道，书以焕采”，黍、粟的早期文字形态，传达了最初的文化意涵，反映了先民对它们的基本认知。
特别要指出的是，稷字最早的写法，会意与祭祀神灵有关，而在古代人们又常把它与另外一个祭祀对象——“土神”即“社”结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二者的联合，体现了华夏族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原始崇拜。“社坛”代表安全的生存空间，“稷坛”代表稳定的食物来源，商周以降，历代君王均沿袭祭祀“社稷”大礼。
这一时期，黍、粟“蒸煮”出现了“馏”食，《说文》的解释是，蒸饭一次吃不完，下次蒸热再食；至于粥食，除了一般的稀粥，还有叫“糜”、“饘”、“餬”的稠粥，加上菜、肉的称之为“糂”、“䊤”；面食除了“面条”，还将黍米、粟米或二者混合，碓捣作粉、兑水后蒸成点心和圆形饼等。至于酿酒和饮酒，除了“秫酒”，“粱米酒”也占有一定比例，“黍酒”的突出地位开始显现。众所周知，商人之嗜好，名闻天下；武王伐纣，吸收了殷商统治阶级酗酒亡国的教训，《尚书·酒诰》所见，告诫封国，饮酒须有节制，却率先把饮酒活动规范成了礼仪和制度，在世界酒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黍、粟不仅可以满足果腹之需，而且还是税收的重要来源。税在古汉语中是会意字，左边为“禾”，右边为“兑”，农业税的雏形就是以禾株为代表的“实物税”，显然，最早期的税黍、粟占有绝对比例。那么，又是如何征税的呢？《尚书·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征税标准因距王城远近而不同，原则是远轻近重，税率从5%到25%不等，农作物秸秆、穗头、谷米皆可入税。
黍、粟为商周文明的创立奠定了根基，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抓手”。《商君书·去强》有曰：“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商鞅的“粟爵粟任”政策主张，实质为“纳粟拜爵”“入粟拜官”、纾解财政困难的办法，可谓古代中国版的“国富论”，为后世帝王和政治家所沿袭。当然，“粟爵粟任”实质上构成了“卖官鬻爵”的一种制度形式，容易在政治上造成“以钱买官，将本求利”的吏治腐败。明清时期，卖官鬻爵更是不再简单地给与荣誉性的爵位，而是实在的官职，将这一制度推向了反面的顶峰，流毒甚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人的基因又怎能缺少“黍离之悲”的士人情怀呢？“黍离之悲”或称“禾黍之悲”，最早来源于商王文丁的儿子所作的一首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说的是箕子朝周而过故殷墟，感怀宫室毁坏尽为禾黍，悲伤之余“乃作诗以歌咏之”。又《诗经·王风·黍离》序篇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西周三百年早已灰飞烟灭，看到眼前的衰败之象，只能伤怀凭吊，怎不让人悲痛？！
自此，人们便以“禾黍”悲悯故园破败或胜地废圮之典，“黍离之悲”成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情怀，启人忧思，常见于古代文学作品，并成为古代士人爱国情怀迸发的重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国家衰败之时，更能成为维系种群价值尊严与社稷存续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情感纽带，不断激励着国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行。
三、兴在秦汉隋唐：黍粟文化日臻繁盛
秦汉至隋唐是中华文明走向辉煌和鼎盛的时期，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黍粟文化日臻繁盛，从生产、流通到管理，从农业、经济到文化，无不彰显自身的存在和影响，覆盖领域众多，内容丰富，意蕴深厚，流传史乘。
中国古代农学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创造即“耕—耙—耢”耕作技术，这是世界精耕细作农业的光辉典范，而其形成的基础便是对黍、粟的栽培。它最早始于战国，至魏晋北朝时期发展成熟，详见于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其中，耕是指耕地，耙是指将土地犁出沟、耱碎土块，再用耢（也称耱）磨成平地，三者配合使用，可以达到抗旱保墒的目的。此后，中国北方基本都是沿用这一技术体系。
这一时期黍、粟特别是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最明显集中地体现在当时的制度和文化设计中，它们得到了空前重视和运用，尤其是《论贵粟疏》中“贵粟”思想的提出、“治粟内史”“搜粟都尉”官职的设置以及“积粟”仓储的升级。
《论贵粟疏》是西汉名臣晁错的政论文章，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该文全面论述“贵粟”的重要性，强调“务农贵粟”“以粟为赏罚”，并提出了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主张。这些被皇帝采纳，收到了不错效果。至武帝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库府余货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既保障了国家粮食供应，又发挥了劝农促农功能，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贵粟”与“重农”思想一脉相承，既是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之现实，又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汉以降的政治家们，继承了“贵粟”思想，强调重视粟谷的生产和积累，在确保粮食与经济安全的同时，也达到了维护君主政权的目的。
秦汉时期，历史上出现了特有的“治粟内史”和“搜粟都尉”官职。其中，搜粟都尉属大司农，职掌农耕、屯田、筹措军粮等事，汉武帝时上官桀、桑弘羊、赵过及昭帝时杨敞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其中，以赵过为代表，因他曾在任内推行“代田法”，教民“耦犁”，还发明了“三脚耧”，为农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与汉代相比较，“搜粟都尉”在唐代已非司农寺官员，回归了此职设立的初衷，主要是为解决灾后关中的缺粮而设。
“治粟内史”“搜粟都尉”这些与粮食有关的官职设置，反映了秦汉隋唐时期粟谷的重要性，而汉代贾谊《论积贮疏》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历朝各代，无不奉为圭臬，兴修粮仓，广积粮谷，称为“积粟”，故而仓储系统特别发达，尤其到了隋唐时期，规模宏大，不少大型粮仓自成体系，往往就是一座仓城，著名的“回洛仓”“含嘉仓”便是典型代表，储存的粮食中，黍、粟占有的比例超过一半。
图4 含嘉仓160号仓窖遗址（南京审计大学 何红中 摄）
其中，回洛仓城东西长1140米，南北宽355米，仓城墙宽3米，可以确定的仓窖数量达到 了220 座，推测整个仓城仓窖的数量在700座左右，气势恢宏，有人估算，整个仓城可以储粮3.55亿斤。含嘉仓群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700米，四周有城墙，内建大小粮窖400余座，在已经发掘的仓窖中，160号窖保存了大半窖碳化粟谷（图4），据推算，这堆碳化物原来重约50万斤，在地下沉睡了1300余年，恍如隔世，令人惊叹。
图5 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黍粟万石”陶仓
古人讲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既然生者有“积粟”，死者当然亦要有“余粮”，谷物历来就是墓葬的重要内容。唐之前的粮食以黍、粟为主，大部分存放在陶仓类储存明器（冥器）之中，特别是汉代常以“黍万石”“粟万石”“黍粟万石”（图5）等字样予以标识，是当时流行的陶仓墓葬文化，墓主人拥有数量的多寡，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能够彰显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或是表达对阴间生活的一种期冀，可以温饱富足。
黍、粟作为中国人最早驯化的重要农作物，与农耕、饮食、祭祀、礼仪、官制、仓储、墓葬等各种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另一个历史，即它们还与我国古代的乐律和度量衡标准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不多人知晓，我国古代乐律中有黄钟之说，是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声调最为宏大响亮且有标准，古人发明了累黍定律之法（又称“乐律累黍”），与黄钟律管互为参校。这一创造被收录在《汉书·律历志》中，用“秬黍”作为长度基准，1粒黍为1分，10粒为1寸，10寸为1尺，10尺为1丈，确定黄钟律管的长度为9寸，孔径为3分。粟也参与了度量衡的标准确定，西汉《淮南子·天文训》曰：“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高诱注“蔈”为禾穗粟孚甲之芒，粟是长度、容量和重量的尺度。
当然，“累黍”或“累粟”定度量衡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隋书·律历志》曰：“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不管是黍还是粟，总会有因素导致大小不等，汉代已降，各家理解不一。但到了隋唐时期，《隋书·律历志》以“上党羊头山黍”为标准，认为效果较为理想，后来几乎成为定制。清人段玉裁对黍、粟做过比较验证，认为“粟轻于黍远甚”，以粟定分不太符合实际，所以使用的频率并不高。
如果说乐律和度量衡只限于小众，那黍粟文化的另外一个表征——禾粟“悯农诗”，则广为人知。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唐代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脍炙人口。这首诗属于《悯农二首》之二，其一首为“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同样流行极广，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高的地位。“粟”为百姓常种之物，“锄禾”则是繁重的劳作工序，农业生产从“春种”到“秋收”，经历千辛万苦，本应充满期待和喜悦，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悯农二首》选取了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基本事实，向人们揭示了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集中刻画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
《悯农二首》代表了中国古代非常悠久的情怀与传统即“悯农”，我们可将之归为“悯农文学”题材一类。这些诗歌多正视现实，“直歌其事”，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极富生活气息，可谓发乎于情，关乎于民，深切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
四、变由宋元以降：黍粟的衰退与嬗递
宋元以降，以地主所有制为基本特点的传统社会已然成熟，与此同时，中华民族逐步走向转型。或许是恰逢巧合，亦或是盛极必衰，黍粟作也在经历了隋唐的繁盛之后逐步退居次席。尽管如此，黍粟仍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其独特的方式，形气转续，融合嬗变，在新的历史时空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上，很长时间黍粟都在粮食作物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不过，进入隋唐以后，以“两税法”（以稻、麦的生产增长为主要前提）的颁布和施行为标志，古代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转折。及至宋元时期，黍、粟完全被小麦超过，加上水稻已经异军突起，传统黍粟旱作农业逐步走向衰退，甚至沦为“救荒作物”，近代以来，更是成为“小杂粮”的代称，重要性日渐降低。
位列“五谷”之一的稻，至少在距今10000年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但由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华文明的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水稻并不占主导。中唐以后，全国在经济上日益倚重江南，出现了“以江淮为国命”的局面，入宋以后，水稻蓬勃发展并居主位，所谓“苏、湖熟，天下足”，被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
至于小麦——这个起源于西亚的物种，虽然约在距今5200年前已传入新疆，继而扩散至其他地区，但距今4000年前，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小麦并没有被大规模地作为主食消费，即使在甲骨文和《诗经》时代的记载里，出现的次数也要远少于黍。不过，随着栽培水平的逐步提高、防旱保墒和农田灌溉等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障，以及以小麦为基础的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建立、官府的推动以及面粉加工与发酵技术的改进，导致小麦不断扩张并成为北方第一粮食作物，最终完成了本土化改造和适应过程。
宋元以降，虽然传统黍粟文化已经走向衰退，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伴随农业生产经验积累和系统选择法和单株选择法等技术的进步，黍、粟的品种日渐繁多。仅以清代官修《授时通考·谷种门》为例，摘录了粟谷极为丰富的地方品种，总计大概有200多种，远多于魏晋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整理出来的90个品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明清时期，更有著名“四大名米”——“蔚州贡米”“沁州黄”“龙山小米”“金乡金谷”的出现，凭借其绝佳口感、丰富的营养和稳定的性状传承至今。
图6 清·郎世宁《瑞谷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谈到谷物品种，必然要提到人们常说的“嘉谷”“嘉禾”。古人很早以粟为“嘉谷”，又可指“共穗”“多穗”的粟，“嘉禾”基本义同，后来也有指变异的稻，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意涵，历史上多有记述，以昭帝王盛德，或是天命神权。例如，被称为历史上最为勤政的雍正，登基后不久，全国丰稔，便令大学士张延玉传旨朝廷御用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作《瑞谷图》（图6），并亲笔题写《瑞谷图》，意在表达“重农务本之心”，“以修德为事神之本，以敬民为立政之基”，当然，天人感应的味道也是浓郁的。
说起“嘉禾”绘画，还有谈到一位取得“仁宣之治”的明代皇帝——宣宗朱瞻基，不仅政治成就斐然，美术造诣也颇高，自己创作了一副《嘉禾图》（图7），虽是“御笔戏写嘉禾图，赐太监莫庆”，不在江山社稷，却是出类拔萃，古雅神韵。
图7 明·宣宗朱瞻基《嘉禾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黍粟文化在精神的层面， 还表现在“鸡黍之交”生死信义的文学升华。该典故出自元杂剧《生死交范张鸡黍》，以及冯梦龙纂辑的《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热情讴歌了张范二人为坚守信义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实际上，这个故事的原型最早出自《后汉书·独行传》，只是在这个时期以新面目示人，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共鸣。“鸡黍”是农家最好的饭菜，指代招待宾朋的丰盛饭食，表示深情厚谊。以“鸡黍”名物，成“鸡黍之交”或“鸡黍之约”美名，反映的是古人“友谊深长﹑诚信守约”的信义观。“生之互往，死之勿忘”，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呢？！
五、泽被当下众生：黍粟文化遗产留存
黍粟从蒙昧中走来，历经发展、繁荣与蜕变，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多彩的时空画卷；万年时光，世事沧海，历史的钟声已悄然远去，但沉积下来的与黍粟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资源，却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馈飨世人。此处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案例，带领大家一睹其中的风采。
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黍、粟遗存数量众多，在敖汉旗就发现有数量可观的黍、粟炭化籽粒，类型多样的石铲、石耜等掘土工具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它们共同构成黍粟文化遗产的早期重要载体，可用以典藏、展示、科研及艺术创作，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资源，有助于理解史前的农业历史与文化内涵。
经过历史的长久沉淀，敖汉旗地区最终形成了今天以黍粟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具，从耕、整地用的耕犁、铁耙，播种用的耧车、簸梭、石磙，到中耕除草用的耘锄、小锄，从收获、脱粒用的桑杈、碌碡、扇车，到加工用的石碾、石磨，特色鲜明，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传统农艺过程与面貌的经典标志。至于其制作工艺与使用方法，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观赏、教育等精神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制度与技术是黍粟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涉及以黍粟为中心的轮作制度以及间、套、混作，适合当地的免耕覆盖法，以耕、耙、耱为中心的抗旱保墒技术体系，通过被称作“点葫芦头”的点种以及覆土、磙压法，基于“穗选法”、“种子田”选育出的农家品种，以及开辟的农家肥源及积制技术等，同样是传承、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非物质依托。
黍粟文化遗产还包括以黍粟为中心的当地传统粮食、经济和绿肥作物以及蔬菜瓜果等综合农业产出，再加上由于本身属性与长期演化，黍、粟已形成了适应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和环境的生理机制，决定了其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而除了这些必要的生产要素，各种相关农祭、农俗等特色文化活动，也是黍粟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内容。
敖汉旗先民修建城子山祭坛群，并以猪形玉器为祈雨神物，祈求天降甘露，民间亦留存有祭祀黍粟的传统，比如相传正月初八是粟谷的生日，这天须吃小米饭，还要盛一碗放到谷囤里，在上面插上一双筷子，祭祀谷神，如果这天天气晴朗，就会预示当年谷子丰收。
农俗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用黍、粟做成各种风味小吃，不同品种、配料、制作及食用方法，千百年来薪火相传，敖汉旗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填仓、二十五为大填仓，俗语云“填仓填仓，五谷满仓”，以此象征黍粟满仓，来年生活富足。民间还有吃“燎场糕”、“腊八粥”和在死人灵床前放置“倒头饭”的习俗，“燎场糕”是用新获的黍米蒸年糕供大家享用，“腊八粥”以小米、黄米、绿豆、红枣等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同样有庆祝丰收、祈神保佑之意，“倒头饭”则是将半熟的粟米或黍米饭倒扣在碗里，上插三根秫秸，秫秸上端再缠绕棉花，寓意在阳间的饭已经吃到头，谨以对死者的祭奠。
这些与黍粟直接相关的农祭、农俗等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精神汇聚力与感召力，对社会秩序维系、心灵净化、文脉传承甚至环境保护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经过万年的历史沉淀和创造，敖汉地区最终形成了独特、多彩的涵盖农林牧、旱作梯田和多样性农作的黍粟复合农业系统和景观，彼此交织共存。这是与其所处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的结果，属于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范畴，也是古村落以及传统生产技术和知识等的空间载体，具有文化、精神、美学等多元价值。
其中，在敖汉旗的传统旱作农业系统中，黍粟往往与豆类、高粱、荞麦、玉米等间作套种或者换茬种植，在提高粮食产出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景观的色彩，结合高低起伏的地理容貌，可谓山川秀美，风光旖旎（图8）。
图8 敖汉粟谷风光（南京审计大学 何红中 摄）
唐人刘驾《田西边》有云“刀剑作锄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无地放羊马”，禾黍油油，农田闲趣，更是一种诗话田园的摇篮，成为国人相思的寄托、心灵的归处。今天，当我们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其实是在寻找历史的根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黍粟农业镌刻了中华文明不朽的基因密码和情感深度，照应过往，映射当下，可以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原动力。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儿女，自然有应尽之义务，做好传承与弘扬工作，保护生态家园，永续乡土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