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之首”教子无方受株连
朱元璋杀胡惟庸的初衷是要废丞相，撤销中书省，以达到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的目的，因此，虽然已经知道胡惟庸涉嫌谋反，但在公布其罪名时却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示众。这是因为朱元璋明白，作为谋反案，没有武将出场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牵涉太多的人。
那些帮助他夺取天下、功劳卓著的武将，朱元璋自信给足了他们殊荣和优厚的待遇，以及应有的一些特权，他相信一个小的胡惟庸还不至于把他们都拉到其阵营里，即便有个把上了贼船的，也是一时受蒙蔽，只要给他们时间，相信他们自己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
可是有一个人却是朱元璋不肯原谅的。此人就是曾被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术界称为“太史公”的宋濂。
说起来宋濂也真是不幸，都已经年过古稀得到皇帝批准退休的人了，却因为次子和长孙卷进了胡惟庸的案子而受到牵连。宋濂，金华浦江人，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很小的时候就由于为人聪明、记忆力超强，被人称为“神童”。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攻取婺州(今浙江金华)，就请名声在外的宋濂出山。可朱元璋起初并没有十分重视宋濂，因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枪杆子，唱主角的是那些紧握枪杆子的武将。宋濂是一个纯儒生，没有刘基的谋略，也提不出朱升那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见，朱皇帝只是将他作为太子的家庭教师兼自己的私人顾问留在身边。宋濂的突出贡献是在大明朝建立以后，如果说他的笔杆子在朱元璋夺取天下发挥过作用的话，就是帮助朱元璋起草了那篇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讨元檄文》。
宋濂虽然不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但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满腹经纶、熟悉典故。
宋濂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除了为太子和诸王教授经学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主持编纂《元史》，此外还为皇帝起草各种公文。朱皇帝要大举封赏功臣时，召宋濂前来商议怎样封五等爵位。宋濂依据汉、唐的先例，向皇帝提出了许多很有建设性的意见。由于工程浩大，牵涉人数众多，又要照顾到方方面，那段时间宋濂吃住都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地工作。
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从祭祠宗庙和各种神癨的典礼，到上朝、宴会、法律、历法以及百官衣冠的制度，及外国使臣进贡和赏赐的礼仪，甚至连元勋大臣去世后的谥词等，凡是和典礼、文章有关的事宜，朱元璋都交由宋濂负责。因为在文化建设方面才能出众，再加上担负教育太子、为皇帝传道解惑的重任，宋濂自己也必须不断地充电，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被推为文臣之首。
朱皇帝曾咨询过宋濂道:“爱卿认为作为帝王哪些书是最值得研读的?”宋濂首先推荐了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所编撰的《大学衍义》。于是朱皇帝让人将《大学衍义》全书抄下来，贴在大殿两侧的墙壁上，专门组织群臣让宋濂讲解《大学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之学中的一段。宋濂讲完后，朱皇帝发表即席讲话:“汉武帝沉溺于方技之说，一改文帝、景帝的节俭之风，民力既已疲惫，而又以严刑来监督。人主能以仁义来治理民心，异端邪说就不会传播，以学校来治理百姓，祸乱就不会发生，所以刑罚并不是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朱元璋喜欢宋濂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侍从学士，朝夕相处有的是说话的机会，但他从来不说假话瞎话。朱元璋疑心很大，对谁都信不过，当上皇帝后广插耳目，派出大量检校监视众文武官的行为，对接触最高机密，尤其是皇家隐私的宋濂就更不用说了。
据说有一天宋濂刚刚上班，朱皇帝见面问他道:“爱卿昨晚没喝两杯吗?”宋濂说喝了。原来头天宋濂家来了几位客人，他设宴陪客人喝了几杯。朱皇帝接着问他来人都有谁，吃的什么菜，喝的是哪个牌子的酒，宋濂一如实说了一遍，连上菜的秩序都不差分毫，朱皇帝听后抚手大笑道:“爱卿果然不欺朕也!”
朱元璋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宋濂，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管好自己，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点宋濂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客厅的醒目位置挂上“温树”二字，“温树”一语出自西汉御史大夫孔光的一则典故:孔光为官几十年，有一次，他的一帮大小老婆听说长乐宫里盖了一间温室，用来栽种各种奇花异草和名贵树木，出于好奇就问孔光:“温室中都栽种些什么树木呀?”孔光嘿一笑，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岔开，没有透露半个字。后人就此赞叹:“忠慎有余逾温树。”“温树”就成了为官谨慎、嘴巴严实的代名词。
宋濂在孔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他严守秘密，从不泄露和皇帝的谈话，向皇帝提交书面意见之后，马上焚毁底稿。有客人上门，不管是有心还是出于无意，哪怕是涉及朝廷一丁点的事儿，他就指指“温树”二字，绝口不谈。他深知皇家无小事，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海啸。
闲聊时朱元璋也曾向宋濂询问过群臣的善恶优劣，宋濂只是列举那些表现优异的大臣，并一指出他们的贤能。朱皇帝要他举出几个表现欠佳甚至是小人之类的典型，宋濂回答:“贤良的人与臣有来往，臣了解他们，那些跟臣没有来往的，臣不了解他们，所以臣不知道谁是小人。”对宋濂的操守，朱皇帝是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景濂(宋濂号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在教育太子方面，宋濂十几年如一日，真正把“园丁”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太子朱标受其影响很深，言必称“我师父如何如何”“我师父说应该如此如此”。宋濂对此很是欣慰，虽然从事的工作无权又无利益可言，但他宁愿固守清贫，也要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以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更是割舍不下这份师生情。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九月，朱元璋对宋濂说“卿可参大政”，打算让他出任政务官。宋濂顿首力辞道:“臣没有其他长处，只会用文墨为皇上做点事，一旦出任政务官，恐怕辜负了皇上，能在皇上身边听命就很知足了。”令朱皇帝大为感动，继续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一直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退休，宋濂仍然是侍从学士而已。
宋濂近乎完美的表现，也让朱元璋对他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宠爱，每次接见，必备好座椅，好茶招呼，白天必定留饭。洪武十年，宋濂退休时，一向吝于奖赏的朱皇帝，破天荒地拿出《御制文集》和绸缎衣料作为赏赐，对六十八岁的宋濂说:“将此衣料收藏三十二年，作百岁衣!”
宋濂哽咽着连连叩头谢恩。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一生谨言慎行、俯仰无愧，被人们尊称为“太史公”的宋濂，从此可以安度晚年，等着消受御赐的“百岁衣”了，也顾全了君臣之间罕见的一段佳话。
可是，由于朱元璋爱屋及乌，要恩及其子孙，由于其长子宋瓒早逝，就将宋濂的次子宋?召为中书舍人，宋瓒的儿子宋慎也被录用到仪礼序班。宋氏祖孙三代同在内廷当差，成为最接近皇帝的官员，这份殊荣令人羡慕不已。
宋濂自身的表现无可挑剔，然而他却没能管好自己的子孙。宋璲叔侄自由出入内廷的便利条件，终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宋慎被牵连到“胡惟庸案”，以“胡党”的罪名被处死，宋璲叔侄则受到“连坐”一并处死。
史书上没有关于“胡惟庸案”涉案人员犯罪的详细记录，宋氏叔侄具体犯的什么罪不得而知。按照一般的常识，谋反行动是极其隐秘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以口头的方式进行，不会留下太多文字上的线索，这本身就给查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光凭参与密谋，或者知情不报就可以定罪。具体到宋氏叔侄来说，他们极有可能是被别人供出来的。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宋璲、宋慎是否答应了胡惟庸，准备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阴谋毒害朱皇帝，但仅凭其知情不报，没有揭发胡惟庸的阴谋这一条，就足够定他们死罪了。朱元璋还将被自己誉为“纯臣”的宋濂押到南京，准备开刀问斩。马皇后知道后，大为惊讶，劝谏道:老百姓家为子弟延请教师，尚且能够以礼全始终，何况天子!而且宋先生早已回乡家居，必不知情，希望手下留情。
马皇后清楚，此时的朱元璋根本听不进她的话。因此在第二天帝后就餐时，马皇后不碰荤腥，朱元璋询问缘故，马皇后回答道:“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一向对皇后敬重有加的朱元璋听后，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免去宋濂的死罪，改为流放，发配茂州。
宋濂虽然逃过一死，但是千里迢迢的流放，对于自诩为“俯仰无愧”的君子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年逾古稀的他，还没有到达茂州，就郁闷地死在了夔州(今重庆奉节)途中。享年七十三岁，时间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
对于宋濂的死，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为他喊冤，事实上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他的罪行比别人还要大。作为太子的老师，更该加倍维护皇家的利益，况且他和皇帝的关系密切，感情深厚。由于对他的偏爱，朱元璋让他的子孙自由出入禁宫，然而却被人利用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了自己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此，不管宋濂是否知道自己的子孙参与密谋造反，其本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负连带责任。
朱元璋虽然因宋濂的子孙涉及谋反而处置了他，却并没有给他打上谋反的标签，史书也没有记载宋濂被流放茂州的具体原因，直到十年之后，大兴党狱时才将他列入“胡惟庸案”的名单。由此可见朱元璋还是念及其所做的贡献，珍惜君臣之间的情谊的。也许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没有动屠杀功臣的念头，可是接着要出场的一个人，情势就大不一样了，他的死直接引起了朱元璋对功勋贵族的重新审视。
朱侯爷自取灭亡
元朝末年时，广东是地方军阀何真的地盘。何真归降以后，广东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当地驻兵有着超乎寻常的特权和地位，不但民众怕当兵的，就是地方官员也是谈“兵”色变。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军队正常的需求以外，还要承担他们巧立名目设置的各项不合理开支，那些当兵的稍不如意，对县衙官吏非打即骂，地方官员是敢怒不敢言。朱亮祖坐镇广州后，更是变本加厉，其本人作威作福，手下横行霸道，如果光是这样就罢了。可朱亮祖却越发放肆，竟与地方豪强沆瀣一气，鱼肉百姓，欺压良善，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朱亮祖自宁国归顺朱元璋后，血战鄱阳湖、征讨方国珍、征南平定两广等战役无不留下他征战的身影，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因功被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赐铁券丹书。次年参与伐蜀战役，虽有战功，因擅杀军校，功过相抵，没有得到奖赏。本来像朱亮祖这样的权贵一般的人是不敢惹的，可朱皇帝偏调了个不一般的人来广州任县令。此人名叫道同，是河间府人，先辈为蒙古族。
道同于洪武初年被举荐任命为太常司赞礼郎，如今被朝廷派到因军队蛮横，被视为难治之地的番禺(当时管辖广州)县任县令。道同到任后，坚决按原则办事，对不合理的要求和行为予以抵制，使军校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当地民众的生活稍得以安定。
当时广州城里有一股黑恶势力，这些不法之徒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商人们稍有不从，他们就栽赃诬陷，称对方贩卖走私物品，或者用伪钞、假钞加以陷害，将人弄到兵马司，轻则没收货物，重则严刑拷打。商人们为求自保，只能忍气吞声，以“退财消灾”的心理安慰自己。
为了狠打击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还人民一片天空，这一天，道同布置警力趁那些黑社会成员敲诈勒索之际，将他们人赃俱获，带了回来。那些地痞流氓的家属马上跑去找朱亮祖，让他出面搭救。
朱亮祖收取好处费后，当即派人将道同“请”到帅府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朱亮祖很“不经意”地问道:“听说县令大人抓了几个买卖东西的人，不知这是为何?”
道同心平气和地回答:“是的，只不过他们不是寻常的买卖东西之人，而是……”
朱亮祖粗鲁地打断说:“不管他寻常不寻常的，只要是买卖东西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县令大人挺忙的，何必跟他们计较呢?”道同先将那些人之前的所作所为向朱侯爷做了通报，然后说道:“侯爷，道同蒙皇上圣恩，荣任一县之令，自当为皇上效力，维护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岂敢随意释放恶人呢?”
“不瞒县令大人，他们当中有本帅府上的亲友，还请贵县高抬贵手!”
“侯爷此言差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莫说是贵府的亲友，就是侯爷的亲戚，卑职也不敢徇私枉法呀!”
朱亮祖咄逼人道:“县令大人说得固然在理，可法律不外乎人情，况且这里山高皇帝远，难道就不能看在本侯的面子上通融通融吗?”
道同不卑不亢地说:“不是道某不给侯爷面子，你我同为朝廷效力，圣上的教诲道某不敢淡忘，还望侯爷海涵!道某说句不该说的话，圣上派侯爷出镇南疆，是希望侯爷保境安民的，可千万不要受人蛊惑，辜负圣意啊!”
朱亮祖一听道同不但不给面子，还教训起自己来了，撂下一句“那你就走着瞧吧”，就拂袖离座。
双方不欢而散。过后朱亮祖越想越气，决定采用军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目的。第二天亲自带人来到县衙前，被抓来的几个泼皮无赖正戴着高头帽挂着牌子在县衙前跪地示众，他们一见救星朱侯爷来了，大喊冤枉。
朱亮祖命亲兵驱散围观的人群，对那帮地痞说了句“本侯知道你们是冤枉的”，当即命令手下:“把人都给我放了!”那些士兵不由分说，上前就松绑，负责看管罪犯的衙役眼睁地看着人家放人，连屁都不敢放。
朱亮祖一开始还觉得自己挺威风的，可走了一段路后，听到沿途民众的讥笑和讽刺声，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轻率鲁莽了，堂一个侯爷，掌管一方的最高军事长官，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自去解救几个小流氓，尊严何在?
朱亮祖越想越窝火，竟然把怨恨归咎到道同的头上。等地方官员按常规拜见他这位封疆大吏的时候，朱亮祖指责道同“礼节不周，藐视大臣”，不由分说，命人拖下去就结实地打了二十大板。
朱亮祖当众释放恶人、殴打县令的“壮举”迅速传遍整个番禺，更多不法之徒纷纷前来巴结，送钱送物，朱亮祖以“下不为例”一一笑纳。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如此一来朱亮祖表面上成了土豪劣绅、流氓恶霸的大佬，实际他成了别人驱使的一条狗还犹不自知。一家姓罗的财主先用金钱巴结，再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献给朱侯爷做小老婆。朱亮祖财色兼收，自然大喜过望，跟罗财主就成了一家人。罗家本来就是当地一霸，现在成了侯爷的丈人，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罗家不仅强占别人的田地、房产，强抢别人的妻子、女儿，还带着一帮恶奴寻衅滋事，横行乡里，百姓们对罗家是恨之入骨。状告罗氏的材料如雪片似的飞到县衙里，不少民众甚至在路上拦轿喊冤。道同明知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正义心驱使他非要惩治罗氏一门不可。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罗家兄弟。朱亮祖听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一声令下让士兵包围了县衙，硬生将罗家兄弟抢了出来。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道同一个小小县令虽然无法正面抗衡统辖一方的大员，但他有权向皇帝上书，当今皇帝一再倡导廉洁，严惩贪腐，并鼓励地方官吏控告权贵。对，就参他朱亮祖一本，朱亮祖的种不法行为，一条条、一桩桩都是现成的，信手就来。
可当道同把奏章写好后，冷静过来一想，朱亮祖是炙手可热的侯爷，是皇帝作为亲信派来弹压地方的大员，皇帝会听信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弹奏，处置一个朝廷勋爵吗?就算朝廷派人调查，下来调查的人又敢为百姓去得罪权贵吗?到时还不是自找难堪，甚至还会搭上自己的老命!
道同思量再三，又考虑到既然已经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他朱亮祖岂肯善罢甘休，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将自己置于死地，既然如此，干脆豁出去了。倘若皇帝看到自己一腔热血的奏折有所感悟，既可以为民除害，又能保住自己一条小命，岂不是好事一桩!
道同当然不敢奢望能扳倒朱侯爷，可姓朱的却要放倒他了。朱亮祖手下那几个舞文弄墨的幕僚，这帮吃饱了专门琢磨事的家伙认为，按道同的倔脾气，肯定会向朝廷打报告，因此他们向朱亮祖建议，与其被动等着别人来告，不如先发制人。于是一封弹劾番禺县令的奏章就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飞往南京。
军队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道同的奏折还在路上，朱亮祖的奏章就已经摆在了朱皇帝的案头上。一个地方大员居然有闲工夫去弹劾一个小县令，让朱元璋想不重视都难，一看内容，果然非比寻常:番禺县令道同目无长官，以下犯上，排挤大臣，还以蒙古后裔自居，勾结何真旧部聚众滋事，鱼肉百姓，其情可疑，其心可诛!
不得不佩服写奏章的枪手，字字戳到朱皇帝那敏感的心窝里。这还了得，朱皇帝拍案而起:杀!
一道“斩立决”的手谕迅速交到执行人手里。朱亮祖安插在京城的眼线当即买通前去广州的使者，弃船就陆，提供驿站的马匹，六百里加急。
朱元璋接到道同的奏折时，写奏折的人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五天的鬼了。这位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县令列举的永嘉侯朱亮祖贪污受贿、赏恶罚善、助纣为虐、为害百姓的种种罪行，每条每款都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奏章的最后，道同将自己因为打击黑恶势力，得罪了朱亮祖而遭到其鞭笞凌辱，以及百姓身处水深火热而投诉无门的悲惨处境，字血、声泪地告诉了皇帝。
朱元璋把奏章反复看了三遍，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一个封疆大吏跟一个七品芝麻官过不去，原来如此。朱元璋在叹息:道同官卑职微，在遭到达官显贵的围攻时，却敢于同黑恶势力抗争，实在是难能可贵!那朱亮祖竟然胆大包天，捏造谎言，利用职务之便恶人先告状，实乃死有余辜。当即命令派飞骑追回之前发出的手谕，并传道同一同进京见驾。然而，一切都晚了，使臣赶到广州，道同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朱元璋仔细推算了一下日期，马上得出结论，朱亮祖从中捣鬼!怒不可遏的他，当即又下一道谕旨:锁拿朱亮祖及其儿子朱暹一同进京!朱暹当时正担任广东卫指挥使。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镣铐叮当地被带进了午门。一见充满肃杀之气的皇帝，朱亮祖害怕了，急忙膝行向前，以头撞地，哀声哭求宽恕道:“陛下，臣知错了，臣罪该万死，求您看在臣跟随您老人家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的分上，就饶臣父子一命吧!”朱暹也跟着一起哭求。
朱元璋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狠地说道:“留下尔等性命，只会瞒上欺下，为害百姓，残害清官!”随即大手一挥:“来啊，给朕狠地打!”那帮凶神恶煞的打手，就像恶犬听到主人的招呼一样，猛扑上去将朱家父子打翻在地。一顿催命棍过后，朱家父子血肉横飞，气绝身亡。朱亮祖死后，朱元璋并没有忘记他的功绩，下令以侯爵的待遇进行安葬，并亲自撰写墓志，评价其一生功过。而对于道同的冤死，朱元璋感到十分惋惜，番禺百姓则是万分痛惜，都在家中设立他的牌位祭祀。
因 “谋反” 被诛第一人
朱亮祖被杖杀了，可他并不是第一个因“谋反”而死的功臣，“拔得头筹”的是资历更老、功勋更加卓著的德庆侯廖永忠。
廖永忠是巢湖水师旧部，是与他哥廖永安一起随巢湖水师归附朱皇帝的。当时廖永忠在众多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得到这对支水师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饶有情趣地问廖永忠道:“你年纪轻轻，难道也想要获取富贵吗?”廖永忠很会说话:“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正是在下的生平志愿!”他的这番极有远大抱负的回答，得到朱元璋高度赞扬。廖永忠本人也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最终封侯。但一个人把理想定得太高、愿望过于强烈，往往会坏事，至少在别人看来是有野心的表现。
巢湖系势力加盟朱元璋军事集团后，就成了朱元璋嫡系中的杂牌。因为他们是集团性加盟的，在组织和情感上与淮西旧部肯定会有一定的距离感。廖永忠兄弟与冯胜兄弟的情况极其相似，他们都得到朱元璋的器重，尤其是身为兄长的冯国用和廖永安更是被引为心腹。冯国用文武兼备，帮助朱元璋确立了谋定天下的大计，为亲军都指挥使，后又帮助朱元璋摆脱郭子兴走向独立。廖永安则协助朱元璋成功兼并了巢湖水师，并铲除异己分子李扒头等人，积功授管军总管。
朱元璋占领南京不久，冯国用病死，廖永安在与张士诚手下悍将吕珍的交战中被俘。说起来朱元璋也有点不厚道，当时张士德就在他的手中，张士诚提出用廖永安交换，但朱元璋宁愿看着廖永安去死也不同意。就有人私底下议论，如果换作是淮西系将领被俘，情况可能会有不同。虽然两人的死，朱元璋都表现出了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可到底有几分真诚，只朱元璋自己清楚，不过明朝建立后，两位先烈都被追封为公爵，一个封郢国公，一个为郧国公。
廖永忠和冯胜开始都被哥巨大的光环所掩盖，都是在哥死后取代他们的位置，而崭露头角的。
随后，廖永忠征战四方，战功赫，明军水师打到哪，哪就有廖永忠矫健的身影，尤其在鄱阳湖血战以及武汉围攻战中更是有着上好的表现。朱元璋亲笔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做成牌匾送给廖永忠，以示嘉奖。
在战争年代，廖永忠的表现和忠诚令朱元璋挑不出半点毛病，只是他忠诚得有点过了头，以至好心办了一件连朱元璋都感到不齿的事。朱元璋到安丰救回小明王之时，由于当时应天宫殿正在建造中，加上接一个皇帝到自己的身边也是碍事，所以朱元璋暂时将其安置到滁州。朱元璋恭恭敬敬地对小明王说，等应天宫殿建成，一定迎请他到应天居住。朱元璋经过一系列动作，如自立为吴王等，表示已经摆脱了龙凤政权后，为兑现诺言，就派廖永忠去迎小明王。
不想廖永忠思想太过活跃，过度解读了朱元璋的用意，为了邀功请赏，竟然在半路谋害了小明王，让朱元璋无端背上了弑君杀主的黑锅，落下千古骂名。因此，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作为巢湖水师仅存的一面旗帜，本该封公的廖永忠只给封了个侯爵。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忘我抗敌，可谓奇男子。但却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所以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为公。”
这是摆上桌面的话，说他“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指的是他跟杨宪非同一般的关系，也许他真的通过杨宪为其“美言”试图达到封公的目的，但真正的原因是廖永忠到滁州迎接小明王前，曾找杨宪密谋过。杨宪与刘基又走得很近，刘基对红巾军怀有刻骨之恨，朱元璋要去救安丰时就遭到他的极力反对，所以，杀害小明王的主谋到底是谁已经成了谜案。而公布功臣名单之前，杨宪已经被诛杀了，廖永忠很可能受到了影响。
廖永忠是艰苦朴素过来的，他将小明王沉入了水底，却没舍得把他的一应用品让水冲走，而是带回了应天。朱元璋当时虽然生气，但估计只是口头严厉批评了几句，没有做进一步处理，就将廖永忠带回的物品挑了部分留下，其余的让身边亲近的大臣各取所需拿回去自己用了。廖永忠近水楼台先得月，估计小明王用过的好东西没少往家里搬，这就等于把一颗定时炸弹搬回了自己的家中。
本来以为干了大功一件的廖永忠却适得其反，尽管后来也参与了平定两广、平灭蜀夏等一系列战役，但他始终是作为副将跟随汤和、徐达作战，再也没有单独领兵的机会了。蜀地全部平定后，朱元璋写成《平蜀文》对参战人员进行表彰，其中有“傅一廖二”的评价，但对廖永忠除了“奖赏甚厚”外，没有给他更高的头衔。
廖永忠失落之余只有在家偷偷穿绣有龙凤图案的服装，使用皇家器皿以自慰。这种事情在封建帝王统治的历朝历代都是犯罪行为，是不能触碰的底线。
洪武八年(公元前科之人，朱皇帝一直不敢掉以轻心。至于为什么偏在此时遭到检举，据考证，此前朱皇帝患了一场大病，对于很少生病的朱皇帝来说，每次患病都给他一种深的恐惧感，考虑问题就特别多而复杂，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日日夜夜，有一个名字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个名字就叫廖永忠。
因为当时的廖永忠异常活跃，常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其“辅佐”老师的责任。这可犯了朱皇帝的大忌了，他从来不喜欢武将与文人搅在一块，更加忌讳武将插手朝廷事务，所以，“不安分”的廖永忠是该被敲打了。
当廖永忠被五花大绑推到朱皇帝面前时，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因为他亲眼看到皇帝派去的人员把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把之前小明王留下的遗物全部当成罪证，其中包括床上用品、器皿、鞍辔、靴镫等。病恹恹的朱元璋问他:“廖永忠，你知罪吗?”他直直地看着皇帝那张比普通人长出三分之一的脸，那张以前总是远仰视，从不敢近距离仔细打量的带有威严而又充满杀气的脸，很平静地回答:“以前不知，现在知道了!”
朱元璋以为廖永忠还有其他不被掌握的“罪行”，当即打起精神问道:“那你说，自己所犯何罪?”
廖永忠的嘴角泛起一丝古怪的笑容，说:“古语云‘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如今天下太平了，臣自然有罪了!”
朱元璋见他如此回答，知道对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用意，但他不想输在道义上，于是故意用揶揄的口气说道:“你当自己是韩信，朕是汉高祖?你问问自己配吗?朕又是那种人吗?”
伸头是一刀，缩头也一刀，廖永忠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说:“臣配不配当淮阴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后人说了算。今日之事，陛下心里清楚，臣也明白，算是君臣心有灵犀吧，也不枉臣跟随陛下出生入死那么多年!”
这话太扎心了，朱元璋挥手示意将廖永忠带下去。廖永忠说得没错，自从在定远李善长提出要效仿刘邦之时，这么多年来他朱皇帝处以汉高祖为榜样，他的很多思想和行为都在有意无意地师承刘邦，这对跨越一千六百多年时空的帝王竟然成了师徒。
不管怎么说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就得把文章继续做下去，于是刑部赶紧将从廖府搜集来的物品列成清单，以“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罪名张榜公布。
德庆侯廖永忠毕竟是有免死铁券的功臣，除了谋反罪，不能直接判处死刑，刑部将他丢进天牢折磨得奄奄一息后，秉承皇帝的谕旨将其重责四十大板，再勒令他回家反省。可叹曾经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回家没几天就死不瞑目地撒手人寰。
廖永忠事发之时，他的亲密战友、亲家翁，同样是难兄难弟的汤和正在中都施工现场督工，等他得知消息赶回南京打算替战友求情时，廖永忠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好歹见了最后一面。廖永忠一入土，汤和赶紧返回凤阳，免得又落下一身不是，这么些年来，他也是如履薄冰。他知道自己那个发小儿，疑心病越来越重，而且是抓住辫子就永远不放手的人。那还是在驻守常州时，聪明一世的汤和却犯了一次糊涂，当时，他有事情请示朱元璋，遭到朱元璋无情否决。汤和爱喝酒是出了名的，心里不痛快的他几杯黄汤下肚后，想到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竟然连点面子都不给，不免发起了牢骚:“我汤某镇守此城，就如同坐在屋脊之上，顾左则左，顾右则右!”这句极其隐晦的牢骚话最终还是传到了老朱的耳朵里，常州是朱元璋与张士诚势力的接壤处，难道你汤和想做墙头草不成?
朱元璋让自己的义子严密注视汤和的同时，还把账给汤和记下了，这一记就是一辈子。汤和是很久之后，才了解事情的缘由，想到这句将要纠缠自己一生的醉话，汤和从此夹紧尾巴、管住嘴巴，不敢再有丝毫的大意，皇帝的眼线二十四小时地盯着自己呢。
在幕僚的提醒下，汤和将家里几件作为纪念品留存的龙凤器物烧的烧、埋的埋，彻底“销尸灭迹”。可有人不像汤和做得那么彻底，其中就有一贯小心谨慎的长兴侯耿炳文，他认为既然是皇帝赏赐的物品，毁之不敬，就将之封存起来，以为自己不用就没事了。到永乐皇帝朱棣上台后，耿炳文又成了因“僭用龙凤御品”而死的人，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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