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

作为“中国血液病领路人”

他带领科研团队

完成了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

让白血病“人人有供者”

并由此形成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

骨髓移植的“北京方案”

让患者生存率从20%上升到70%

许多患者因此重获生机

近日，北京大学医学部

纪录片《医者厚道》上线

讲述医生面对

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的行医故事

《医者厚道》第一集《突破：黄晓军》

在恶性血液疾病面前，骨髓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找到合适的供者，是最具挑战的难题。

患者们面对着不同的困境。一位母亲，如果要等待骨髓库捐赠者将遥遥无期；一位女儿，因情况严重被许多医生判定无法救治；一位弟弟，确诊后仅一两个礼拜就被宣布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一位妹妹，因与亲姐姐配型失败而命悬一线。

幸运的是，他们都遇到了一位好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黄晓军。“当我们今天讲白血病，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黄晓军说。

“得救”

山东小伙仉松健，去年夏天刚刚当了爸爸。每天下班回到家，看到孩子，他都会觉得非常开心。

可等到早上出门后，关上家门，他就一路哭着去公司。在公司与同事们正常说笑相处，下班后，他又一路哭着回家。

新生儿的到来没有缓解这位年轻父亲心头的悲苦。因为，仅仅在孩子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徐霞，被确诊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移植”。如果不及时进行移植，将会危及生命。

一直到本世纪初，骨髓移植的条件都异常苛刻。移植前需要检查患者与骨髓捐赠者的十个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只有10个位点完全相合，才能进行手术。根据遗传概率计算，亲生兄弟姐妹之间全相合的概率只有25%；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则只有十万分之一。

母亲确诊后，仉松健彻底失眠了。母亲家中没有亲生兄弟姐妹，如果要做全相合，她只能寄希望于中华骨髓库的捐赠者，排队等待与自己完全匹配的干细胞。等待的时间，遥遥无期。很多人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错过了移植的时机。他甚至想用自己的十年寿命，去换母亲的十年。

仉松健背着母亲，在潍坊偷偷做了配型。趁着母亲打针不能从床上下来，他与医生沟通后，决定去北京，找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黄晓军。这位血液病的领军人及团队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可以为徐霞仉松健母子做“子供母”半相合移植，由儿子为妈妈捐赠骨髓。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这个遗传物质，一定是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黄晓军解释。“兄弟姐妹之间，会有四分之一概率完全一样。半相合则只要有一半链相同就行。”

因此，半相合移植技术的价值在于，不管兄弟姐妹怎么变，孩子与父母，一定有一半相同。半相合移植把供者的范围从亲生兄弟姐妹扩展到包括父母、子女在内的所有直系亲属以及堂、表兄弟姐妹。由此，对于血液病的骨髓移植，基本实现了“人人都有供者”。

“你放心，你的命，我能救你。”儿子握紧了母亲的手。母亲握着儿子的手，哽咽难言。

一家人在年关将近的时候，一起离开家乡，到了北京。入仓24天后，徐霞顺利出仓，转到普通病房。护士用轮椅推着她走出门口，家人带着小孙子念念来看她。

“叫奶奶。”她伸出胳膊，把小孙子拥入臂弯。孩子在她的怀里，好奇地伸出小手，动来动去。感受着怀中鲜活的生命，徐霞哭了。

“破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是中国最早迎战白血病的地方，也被视为白血病患者的新生之地。1987年，年仅23岁的黄晓军从中山远赴北京，来到北大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报到。当时的血液科，就一个病房，一个实验室，一个移植仓，几个化疗的病人。病房里的病人少，并非患病人数少，而是即便前辈开创了配型全相合移植的路子，想找到配型全合的供者，也如同大海捞针。

黄晓军在国外求学时期

看着那些因供者来源缺乏而走投无路的病人，黄晓军异常难受。1996年，他带领团队进行“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研究。在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中，年轻的黄晓军关注到了当时移植研究的禁区——半相合移植。但是，半相合移植之所以成为“禁区”，是因为在移植中起重要作用的T细胞，会因为“半相合”对患者的身体产生更强烈的对抗和排斥，大多数患者都极难闯过移植后的排异关。

“T细胞也不是不好，不能清掉，那就改造。改造以后并没有丢掉，一样输到体内去。”面对棘手的T细胞，黄晓军尝试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用药物“驯化”，让它变得“听话”——先压制T细胞对受者身体的攻击，再激发T细胞对白血病的消除。

骨髓移植的半相合技术，在2000年以前，在国际上没有公认的突破。美国医学界认为，这项技术不能突破。黄晓军第一次在国外做报告时，没有多少业内人士愿意相信他。

在漫长的动物实验里，黄晓军与团队熬过了无数黑夜，终于在2000年时，一位40岁的患者身上，看到了曙光。

李实是一位老北京，2000年，40岁的他被确诊为白血病。仅仅一两个礼拜的功夫，他就被宣布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而移植是唯一的生路。不幸的是，家人、朋友、骨髓库都没能找到配型完全相合的供者，走投无路的他找到了黄晓军。

经过配型确认，李实的大哥可以作为弟弟的半相合供者。黄晓军告诉李实：我可以给你做半相合，但这可能有一定风险。绝境中的李实决定相信医生，冒险一试。在充分沟通后，黄晓军团队为他做了当时最新的移植手术，也就是利用李实大哥的骨髓——HLA不完全相合骨髓进行移植。手术很成功。

李实之后，又有两个类似情况的病人，也在黄晓军这里做了半相合，得到同样成功的结果——白血病骨髓供者来源匮乏的的世界医学难题从此破冰。

随着一位位“绝症”病人的康复，新方案逐渐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2016年，欧洲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发文称黄晓军团队的骨髓移植方案为“北京方案”。近年来，“北京方案”推广到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覆盖了中国95%、全球50%以上的半相合病例。

黄晓军在中国血液病大会上做“北京方案”学术报告

出院一年以后，李实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包括抗排异药，如今，他已经年逾六十。在确诊了白血病之后，他踏踏实实地，又过了20多年。

“厚道”

黄晓军每天早上6点出门，7点到医院。他极少吃早餐，一上午忙碌的工作之后，午餐也只是简单的一杯咖啡以便稍作休息，下午继续工作。十几年来，都是如此。

作为国内血液病的“顶梁柱”，他的诊室汇聚了全国各地慕名求治的患者，很多人已经确诊，还非得在门诊挂个他的号，“听到黄大夫一句话才能甘心。”

不管工作多忙，但作为“大医生”的黄晓军依然保持着一周出诊三次的频率。只要是在北京，不开会的日子里，黄晓军每天都会到病房转转。甚至有一次，他周一在深圳出差，周三在香港有会议，周二一天还做了“空中飞人”折回北京出门诊。“因为病人看到我就会有谱儿，看不到我心就悬着，所以我得回来！”

黄晓军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为血液病患者诊病

来自上海20岁的小宇，在2006年被诊断为白血病，并多次复发。上海一家医院断定她治不好，“过得了元旦也过不了春节”。2007年，绝望中，小宇的母亲严女士来到北京。

小宇母亲在她1岁多时与丈夫离婚，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我跟黄大夫说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没有女儿我就什么都没了，你救了我女儿就救了我们母女两个。”黄晓军听完小宇母亲的话，低了一下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看好她。”

当时的小宇，早幼粒细胞达到52%，同时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在出现DIC的状况下进行预处理，我们查文献都没查到。” 黄晓军团队医生许兰萍说。他们估计成功率在1%~5%，很可能还没植入病人就不行了。

但黄晓军还是果断地接收了重症的小宇，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小宇妈妈回忆，“手术前我就觉得是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

但在黄晓军的手中，奇迹发生了，小宇骨髓植入成功。“黄晓军大夫为我女儿改写历史、创造奇迹！”小宇妈妈说。

黄晓军在与学生交流

生活在北京的云南姑娘谢幸杏，在三十七岁生日这天被检测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天生爱笑的她，在拿到报告单后的一个月，“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光了”。

移植是唯一的生路。要做全相合移植，只能与亲生兄弟姐妹配型，或大海捞针般等待骨髓库里的捐赠。谢幸杏与姐姐进行了配型，十个位点，只有五个匹配成功。这意味着，谢幸杏无法通过全相合配型获得生机。

幸运的是，谢幸杏遇到了黄晓军，从“半相合移植”技术里找到了新的希望——她18岁的表弟，成为了14管血液中契合配型要求的唯一选项。结束了高三英语口语考试的表弟即刻搭乘当晚的航班奔赴北京，谢幸杏的入仓计划也被提上日程。在隔绝喧闹的移植仓里，每个人都独有一份“新生年龄”。随着表弟健康的造血干细胞缓缓输入体内，AB血型的谢幸杏在这一刻定格，A血型的谢幸杏即将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