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做了一锅夹生饭
在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推广上，由于消灭关东六国、实现大一统的进程实在过于紧凑，以至于在政权建设管理等方面跟不上军队进击的步伐，秦始皇大一统之后建立的秦朝实际上成了一锅夹生饭。
在吞并六国之后如何进行帝国管理，秦国内部早有争论。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早在秦朝建立之初，包括丞相王绾在内的部分官员认为：秦国刚刚扫灭六国，各国形势并不稳定，尤其是燕、齐、楚等偏远国家，中央鞭长莫及，管理不便。因此他们主张将秦始皇的儿子、宗族还有功臣们封到燕、齐、楚等偏远地方，让他们镇守各地，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对此，秦始皇征询并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李斯以周朝为例，认为分封日久“然后属疏远”，最后导致“相攻击如仇”，好不容易统一了，怎么能够再行分封呢？经常被认为是进步对落后的胜利，奠定了大一统的基业。
然而，事实是，秦朝的政府管理能力远没有那么强力，对边远刚刚征服的地方的控制力较差。秦国虽然采取了诸多措施防范关东六国的崛起，比如“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比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但是王绾的话透过2000年的层层迷雾都可以得到验证，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好，特别是在丞相王绾所说的“燕、齐、荆地远”处，中央要求没有被贯彻实施，管理疏漏极多。
魏国离秦土较近，秦朝控制力还不错，还能知道当地有两个能人叫张耳和陈余，名气很大却没有搜罗到咸阳，很有威胁，于是赏金千百以求捉拿，结果二人听到消息后跑到齐国旧地躲了起来，居然就一直就没被抓住。张良的祖、父都是韩国的几朝相宰，结果韩国灭亡后，张良就在秦国国土内四处瞎逛，畅行无阻，史料上连他的一次遇险经历都没有记载。张良也一点都不客气，甚至不愿甘心雌伏的人，纵你不往、我宁不来！他花费重金聘请刺客，还造了个大铁锥实施刺杀秦始皇的计划。此后继续在秦朝国土范围内闲逛，直视秦制如无物。最牛的就是项梁，作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不但没有被搜罗到咸阳，而且在楚地犯了杀人罪也能找人摆平。在当地颇有影响力，以至于“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甚至根据《楚汉春秋》的记载：“项梁阴养生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好家伙，阴养死士、铸造货币、打造兵甲，这放在哪个朝代也是个死罪啊！项梁在秦朝管理下的楚地就是这么的嚣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各地义军的领头羊，带头反秦，在陈王起事后几乎一朝一夕使得关东变了颜色。
“天下兵”收的也不干净，不光是不干净，最起码在楚地是有人成天堂而皇之地拿着武器四处展示也没人管。估计也是个贵族子弟的韩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东海郡，整天就会挎着把剑四处瞎逛荡，怎么就没人收缴他的剑呢？张良造个大铁锥也是稀松平常，史书里一句带过，比黑帮片里的杀手配一把枪还简单。还有刘邦，至少持有一把剑。
大一统的逆流就在中央权力难以掌控的关东六国暗涌，在一片祥和的表面之下，不受控的旧贵族们蠢蠢欲动，他们需要的只是一颗火星，一个时机。陈胜、吴广的起义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点燃了庞大帝国新征服土地上蓄谋已久的暗流，一时间燃起燎原大火。其实，就算是关东六国都反了，秦朝也没什么可怕的，毕竟当年六国正规军都不是对手，更何况初出茅庐的反贼呢！训练、装备、组织等要素都完全不达标，几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虑。然而，就在此时，帝国的中枢也出问题了！
到了秦始皇34年，史料上记载了宫廷上又一次关于分封制的讨论。在一次宫廷宴饮上，儒家的代表人物、博士淳于越进谏说：
“臣闻之，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认为，殷周两朝能够享国祚千年，都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作为辅佐的缘故。假如没有亲贵辅佐，朝堂之上一旦有变，则大权旁落矣！但是这一次建议又被李斯否定了。
结果是，秦朝的命运又一次被不幸言中了。秦始皇在日，一言九鼎，尚能够镇得住场子。可是他一死，他的儿子们就基本镇不住赵高了，导致大权旁落，内部纷争，纵有雄师数十万、兼具山河形胜，可是历史上王朝的衰亡往往不是源于外患，皆是因为祸起萧墙！中央内部刀光剑影，军事将领离心离德，短短3年时间，貌似强大的秦朝就亡了。
王绾和淳于越虽然都劝秦始皇搞分封制，貌似挺落后，但是他们二人的言论涉及到国家大一统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王绾所说的涉及到郡县制，淳于越所说的涉及到中央集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对分封制等级贵族统治的取代。事实证明，二人所言不虚，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度缺乏执行落实的基础，那么大一统就是镜中月、水中花，徒有其表罢了；那么分封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应该是一个暂时的可选项，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是更为务实的选择，不应该为了虚名而一棒子打死；那么彻底的中央集权和分封制看似先进，实际上却是过于激进，过犹不及，很可能会反噬自身。
4.历史的进程
看上去秦始皇实施中央集权和郡县制非常彻底，然而其过激的行为导致了过犹不及的效果，秦朝二世而亡秦始皇难辞其咎。
梳理中国封建历史的进程，秦始皇实施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力度，不但远迈先秦，超过战国时期所有其他政权，而且还超越了在他身后的项羽和刘邦的统治。公元前206年2月，项羽以诸侯联军上将军身份在关中分封各路诸侯，他固然很可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也足以说明在当时分封制被很多人所瞩目，还大有市场，是能够在朝堂上公开探讨并付诸实施的制度。刘邦建立汉朝后，先在原来关东六国之地分封异姓王，后又加封同姓王。如果说项羽是开历史的倒车，那么对刘邦建立的汉朝就不能如此诋毁了。是汉朝长达400多年的基业，塑造了中土大地上的方方面面，余风影响至今，甚至成为民族主体的代名词；是汉朝真正完成了从分封制度向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的过渡，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是汉朝逐步消除各地方之间的歧见，将广大地方的人民拧成一股绳，抵御种种内外部危机；是汉朝真正弥合了东西和南北的差异，真正完成了“书同文”的整合，建立了成体系的度量衡制度，在横跨多种地形地貌的土地上完成民族和文化的融合。相形之下，秦朝短短15年的存在时间很难对中国产生什么真正实质性的影响，若没有先秦时期列祖列宗数百年的努力和基业，15年的秦朝宛如惊鸿一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甚至不会留下痕迹。由于秦朝享国时间短，仅从当今来看，留下的资料和出土的文物相当稀少，如果有那也基本上是先秦时期秦国的遗存。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需要循序渐进，需要时间让新势力积聚充足的力量、旧势力受到相当的削弱，革故鼎新很难一蹴而就。旧势力再强大，如果他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击败它反而更加容易；新势力再弱小，只要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成功反而更加容易。
和基本同时期却奠定了400年基业的汉朝相比较，更能清楚秦始皇的作为到底在哪里不合时宜。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就在当年，刘邦正式册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这次分封非常的艺术，对比一下汉初和秦始皇亲政时期的地图就可发现端倪——没错，汉初的7个异姓诸侯王基本上被册封在原六国所在的关东地区，汉朝直辖的地盘则主要在于原来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郡县制管理的地方，郡县制有一定基础的地方。汉朝肇基之初，将局势恢复到了秦始皇开始亲政时期的面貌。一个和魏国有着密切关系的楚国人，一个曾经向楚王效忠的高级将领，最后却甘心将秦国故土作为自己的基地，连老家都不要了，为什么？因为直到刘邦建国之初，秦土仍然是最具备大一统基础的一片土地，相形之下关东六国的旧土依旧差强人意。而将旧秦土拆了个七零八落、给自己在关东留了大片梁齐楚核心膏腴之地的项羽，就生生被重新占据三秦旧土的刘邦和关东诸国之间的尔虞我诈给耗死了，屡战屡胜的他最终落了个命丧乌江的命运，并非战之过，而是实力和势力的绝对差距造成的。所谓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实际上将秦始皇的作业又做了一遍。然而当时的中国大地刚刚经历过秦火秦乱，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真正将秦国数百年基业继续发扬光大的刘邦面临比秦始皇更为糟糕的局面，但是刘邦却交出一份令人较为满意的答卷，这么一对比，秦始皇这作业做的就显得太糟糕了。
汉初这次分封充分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方面没有像秦朝那样，大干快上，彻底实行郡县制，而是将远离中央，中央难以管辖的原关东土地加以分封，让诸侯王因地制宜，防范六国余孽作乱，同时也满足了他们封疆裂土为王的热望，暂时安抚了部分手握重兵、独立性较强的将领。很明显，这不是一条李斯路线，而是一条王绾路线，充分避免了王绾所陈述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周初大肆分封的旧例，没有将全国分裂成无数小块，分给宗室功臣，而是将全国最富庶、直辖基础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从实力而言，即使七国联起手来，其实力都未必能够与汉朝直辖领地相匹敌。更何况七王各怀鬼胎，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进程实践中都没能联手。历史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路线，在汉朝初年有效稳定了当时的局势。既充分尊重了历史惯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也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历史前进步伐。
在汉高祖刘邦登上帝位的第二年(公元前201年)，他就开始逐个剪除异姓王。在剪除掉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并没有匆匆将其辖地并轨为郡县制，而是分封刘姓皇室成员建同姓诸侯王国。刘邦在充分吸收秦祚短促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践行淳于越的理论路线，建立同姓王国作为中央的屏藩，防止集权之中央一朝一夕间大权旁落。建国后刘邦辛辛苦苦又干了8年，到他离世的时候，6个异姓国已经被灭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9个同姓王国，异姓王国则只留有长沙国1个。为防止身后异动，刘邦还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同样是有节制的，并没有爱屋及乌，没有因为喜爱自己的子侄而大肆分封，而是将最大面积、最富庶、直辖基础最好的土地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至此，中央强势集权，而以诸侯王坐镇边远，并与中央遥相呼应又相互牵制的政治体系建立了起来。历史进程将证明，先后遵循王绾路线和淳于越路线的刘邦路线是十分正确的，经历住了历史波折的考验，汉朝400年的国祚不是信手拈来，她经历了和秦朝一样的内外部斗争，但是依靠这种混合制度挺了过来，没有像秦朝那样土崩瓦解。看似保守，但是与秦始皇过激的施政相比反而更有效地保障了大一统国家的稳步前行。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长乐宫病死。同年，他的儿子刘盈即位，即为汉惠帝。刘盈即位时，只有17岁，加上生性仁弱，朝中大权逐步被太后吕雉把持。公元前188年，年仅23岁的刘盈病死。吕后先后立两少帝为君主，自此临朝称制，权倾朝野，史称“诸吕之乱”。吕后临朝，极力培植吕家势力，削除刘家势力，先是杀了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友，后让自己的兄弟做了各地的藩王，事实证明曾经的誓言在形势之下没有丝毫的约束力。真正对诸吕形成致命约束力的是当时具备实力的重臣集团和宗室集团，毫无疑问，二者之间，宗室集团对于刘家的天下更具忠诚度。公元前180年，吕后因病去世。汉朝宗室与重臣集团合作，铲除吕氏一党。同年，掌握了中央权力的重臣集团在评估了诸王和外戚势力后，没有选择在铲除吕氏一党中功勋卓著且兼具皇长孙身份的齐王刘襄，而是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将刘恒推上了君主宝座。刘恒继位后，在大肆封赏有功之臣后，采取一系列手段，解除重臣集团的威胁，强化中央集权。
在刘邦死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王绾和淳于越所主张的有限分封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大权旁落外戚集团之际，是坐镇边地的同姓王以地方武力为后盾，与重臣集团联手，铲除了吕氏一党。宗室集团无论是在先稳住地方、孤立中央，还是在中央内部的斗争过程中，都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但是事后，占据中央权力的重臣集团为什么不选择在铲除吕氏过程中首倡义举立下汗马功劳、实力强大且兼具皇长孙身份的齐王刘襄呢？为什么相中了所谓宽厚仁慈、名声较好（实际上就是给人感觉性格柔弱，没什么个性和事迹）的代王刘恒呢？你品，你细品。为什么刘恒上台后大肆封赏功臣后又想方设法将重臣排挤出中央呢？同姓诸侯王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充分体现了其辅佐的价值与作用，同时又不足以与团结一致的中央相抗衡，更何况还有其他同姓诸侯王对皇位虎视眈眈，展示出混合体制下安排的精巧。
刘邦死后的局势和秦始皇死后的局势极为相像。汉有诸吕擅权，秦有赵高乱政。然而汉朝除了有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还有诸王在野遥相呼应，而秦朝则只有一个中央核心，外无任何其他势力相制衡，这导致秦汉两朝开创者过世后，局势朝着不同的方向演进。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辞世，9月齐王刘襄首倡义举，发兵西进。相国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率兵迎战，灌婴领兵到荥阳后，安营扎寨，派人与齐王联合并倒戈。二人按兵不动（为什么会按兵不动呢？有可能是灌婴借以牵制刘襄，防止他领兵入京，抢夺帝位），遥指关中，对中央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和影响力，为中央消灭诸吕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而在秦国，秦始皇身后，秦军将领们的表现也极为反常。王离原是蒙恬的裨将，所率领的是秦国与匈奴对抗的边防军，战斗力极强，可是在巨鹿之战中在各种因素占优的情况下却一战而败，极为蹊跷；章邯原本是少府的主管，紧急时刻被任命为高级将领，他极有可能是秦二世和赵高的亲信，总之关系不会太差，否则怎么可能以文官身份提领一支重要的军队。但是到了军前之后，却和赵高心生猜忌，以至于在前线相持半年之久，不肯回关中依凭山河形胜，像此后的刘邦一样背靠秦蜀粮仓与楚军相持对耗并加以挑拨离间、坐收渔利，而是最终选择投降于项羽。这两件事都似乎在暗示，军事集团和赵高集团之间离心离德，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实，如何控制具备极强实力的统兵将领，也是中央集权的一门必修课。在当时，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灌婴刚出门就反水了。王离和章邯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没有灌婴那么幸运，他们没有首倡义举的齐王刘襄这面旗帜可以追随，只能在屈辱的战斗和羞辱的投降之间做选择题。
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呢？前文提到的博士淳于越之所以在秦朝建国十多年之后向秦始皇提议分封诸王，极有可能是提前预见到了未来的形势，他迫切地需要给秦朝、给秦始皇的诸子——特别是心向儒学的扶苏寻一个出路。无论扶苏是否能够成为皇帝，他都需要防范秦始皇身后巨大权力真空所引发的山呼海啸。他着眼的是秦始皇身后的未来，而不是秦朝建立之过去。应该说，在建国十多年后淳于越提出的建议不但不应被视为滥觞，更有现实意义。大一统没有问题，是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是在大一统思想文化制度初步建立、极不完善的时代，强力君主一旦身殁，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如何去填补、如何避免大权旁落，真真实实地摆在当时人们的面前。对此，秦始皇似乎毫无意识，没有像后世君主一样对接班人的事情殚精竭虑，正如后世臣子劝谏皇帝早立储君时所说的——这虽然是皇帝的家事，但却是个国本问题。假设秦始皇选择遵从淳于越的建议分封同姓藩王，首先，秦始皇身殁之后的政治局势就会完全不同，赵高会不会有所忌惮和收敛？就算是局势如现实位面般向最糟糕的方向演进，王离和章邯重演一遍灌婴故事也亦未可知。无论是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还是团结一心的权力结构，都是稳定政权的依凭，依托三秦和巴蜀的国土，重新整合权力的秦朝完全可以剿灭关东六国滋生的暗流。
由于在平定诸吕之乱过程中体现出巨大的作用，加之外戚集团和重臣集团受到削弱，因此同姓王及宗室的威望和权势一时甚嚣尘上。汉文帝很快感到了诸侯王国的潜在威胁，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便采纳贾谊以亲制疏及众建诸侯少其力的建议，徙亲子淮阳王于梁，分齐国为七，分淮南国为三，用分地的办法，削弱诸侯王的实力。到了汉文帝16年（公元前164年），王国总数增至17国，数量多了，单体的力量却变小了。
汉景帝即位，继续推行以亲制疏之策。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封亲子六人为王，以与血缘较疏的其它王国抗衡。此时，共有22个王国。
同年，汉景帝开始削藩。首先夺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继而削楚东海郡，又拟削吴国之会稽﹑鄣郡。这一措施，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武装叛乱（即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很快被平定。景帝乘势收夺各王国支郡﹑边郡直属中央，并削去诸侯王各项特权，仅许其坐收衣食税租。王国由内史治理，地位降格，与汉郡实质上已无差别。此后，西汉行政区划实行郡(国)县两级制，王国与郡同为一级行政区划。
事实证明，将藩王分封于边远，根本没有实力和团结一致的中央相抗衡。只有中央分裂，藩王们的选择才变得重要起来，才能变成天平上一枚有分量的砝码。而藩王的宗室身份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资源，他们必然会依托这个身份去防范江山易手，这正是他们屏障作用之所在。
汉初诸侯王国的特殊地位前后维持了五十年之后，终于在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彻底的郡县制，分封制似乎终于销声匿迹、寿终正寝。但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中央集权和郡县制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和管理制度没有成熟前，短短50年，仍然无法最终解决中央权力旁落以及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限这两个问题，导致中央强力集团间不受控地进行政治斗争、以及地方豪强的崛起也是一种必然。终有汉一朝，通过推恩令等方法，宗室的权力虽然被削弱了，但是外戚集团、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斗争此起彼伏，大权旁落形影相随；而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地方豪强逐渐掌控了权柄，成为不封之王、不名之王，逐步掏空了君主在地方的权力，最终发展成为门阀，辉煌之际与君主共同分享中央权力。新的、更为先进的管理体系和政治理念、社会结构，都需要更长时间的摸索和不断踟蹰前行，封建君主专制需要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
一个时代做一个时代的事情，能把自己时代那一点点进步做好就很了不起了。所谓的秦始皇实现国家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推广郡县制，一朝一夕之间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难道不显得可笑吗！以萤火之光何敢争辉日月，以尘埃之微何敢比肩山海，凡事过犹不及，秦始皇过激的作为可谓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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