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一家九口人，有我老祖母和父母，有我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五。按理说，我的童年会过得很幸福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无能，反动政府的腐败，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使我的童年和许多小朋友一样，跟随着父母，提心吊胆地在逃难。
记得我三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有一个早上，就听到家里的大伯讲，倭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都快到福州白沙了，离家只有一百五六十里路了，我们赶紧要去躲一躲。这时我父亲忙向大哥、二哥交代一下，就到楼上挑一担空箩筐下来，一筐装着我，一筐装着我不满周岁的四弟。母亲坐着雇来的轿子，抬着在前头走，我和我四弟，由父亲挑着紧跟在后头，边走边给我们讲：“你们都还小，你母亲又是一个小脚，倭寇来了都跑不脱，你哥哥姐姐大点，鬼子临近时可以跑跑，我把你们送到外婆家在那里躲上三月半年后再说。”后来我在箩筐里，不知不觉地就睡了，不知父亲后来还说些啥。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距家二十多里的山区，薛后乡的外婆家。我外婆家住宅很矮小，是个古老的八间二层小楼房。这房一半是属于我外婆的，另一半是属于我堂舅的。到家时，外婆对我们很是亲热，抱起我四弟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当拉起我亲了一下后，接着就牵着我的手，就把我们送到楼上前屋房间。这房间很狭小，整个房间除挨墙摆着一个高高的草药空柜外，就是一张空床在那放着。到了后来我母亲告诉我，我外公在世时，是个很有名的郎中先生。父亲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后，吃完午饭就回沂洋了，而后每隔十来天，就给外婆家砍一担柴送去。我外婆家是坐落在山坡脚下，房后除十多棵橄榄树，一片毛竹林外，尽是老大、老大的松树和杉树林。走到房前大街的台阶观望，对面山上是望不到边的毛竹林。在外婆家待上几天后，和周围的小朋友也熟了，白天和他们就经常去后山橄榄树林里去藏猫猫，去做小游戏。一次我们玩得正入迷时，碰见一条筷子长短的小青蛇，我们看到后，都感到很稀奇，七手八脚地，一下子把它打死了，而后又给捉到房前大石板上，我们有的拿砖头，有的拿石块，把它给砸成了一条软皮蛇，最后给仍在路沟里。到了第二天，我们几个小孩满脸肿的都有碗口那么大，肿得连眼睛都该盖住了，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一时把我母亲和外婆吓得不知咋好。后来还是邻居的那位阿婆跑来说，这小孩的脸肿，可能是因为昨天，他们打砸青蛇时，蛇的毒液喷脸中毒的。后来我外婆他们，就用碾碎的草药，黏糊糊地贴在脸上，又用布条把我满脑袋包扎得紧紧的，就这样连着换洗包扎几天后，脸肿慢慢消了，眼睛也能看见东西了。后来我外婆告诉我，这青蛇常活动在毛竹林里，是很有毒的蛇，还有一种眼睛花蛇也有毒，你们看见了，不要去碰他，你们往后呀，最好在门前玩，不要到后山去藏猫猫。大约在外婆家住有十来个月，我父亲又雇来了一轿，抬着母亲，挑着我们，又把我们接回到沂洋老家。
当我长到5岁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秋冬季节，听周围大人说，中央军（国民党部队）要路过沂洋开往福州，路过时看见大人就抓挑夫、抓壮丁，看见小孩也要抢走、带走，卖给外国人。我父亲听了，既怕二哥、大哥抓去当兵，又怕我和弟弟抓走给卖了。所以他就急忙告诉我哥，你在学校住宿念书，学校和老师还能保护你，还可安全点。随后让我大哥挑着被子和粮食，父亲背着我弟弟领着我，到离家十多里地的西林躲难。那地方是个高山密林，是我曾祖父在世时的住居，那里还有我曾祖父开垦的梯田，还在山上营造许多毛竹林、杉树林和松树林。在那里还残留一座山厂，当到那山厂一看，实在破旧很厉害，由于长时间没有居住，更没有进行维修过，使这山厂没有门，屋里东西两间屋，都给邻居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稻草和柴草，中间是个小过道，顶头靠墙有个倒塌的土锅灶。厂门口杂草足有半人深。尽管这样，父亲还是把我们带进了破屋，在放草的一间屋里，让我弟弟坐在那里，他和我大哥，就收拾屋里乱东西，刈老屋外的杂草，待东屋收拾干净后，又从后屋拾了许多草，把东屋铺的厚厚一层稻草，就在那上面，打开铺盖后，让我和弟弟坐在铺上。父亲和我大哥又到门外，捡些砖头和石头，活了一堆稀泥，就在走道的旧锅的位置，重砌了一个小锅灶，给我们烧了午饭吃。初冬的山区，天气也是很寒冷的，有的一天，见不到阳光的梯田里结冰了，只盖着一床被子，父亲只是紧紧搂着我和弟弟睡，但还是感到寒气逼人，到了半夜我弟弟直喊“冷啊冷”的。这还是好一点的，更难受的是遇到连雨天气，下雨多了，漏得满屋都是水。一次连下了四五天的雨，屋漏了四五天，后来外面雨停了，但屋里还滴答滴答地流水。这时我父亲和二哥，又到邻居那里借来稻草，把住的那间房屋顶部，挨排厚厚铺了一层稻草，这时虽然雨水不漏了，但头几天屋内被漏得，不但湿，就连铺的草也是湿的，到了晚上都不敢躺下，大哥穿着破棉袄，挨墙坐着睡，我父亲搂着我兄弟俩，也挨墙睡。在西林山厂里，大概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上午我二哥来了，说中央军已经过去，乡里许多逃难的人，都回家里了，没什么危险了，随后我父亲让我二哥做午饭，我父亲去送还邻居的东西，吃完午饭我父亲背着我弟弟，大哥挑着行装，二哥领着我，在晚饭前就回到了沂洋老家。
这两次逃难，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一个很深的烙印，这个倭寇怎么这么坏呢？这个日本人怎么这样残忍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军怎么尽给老百姓做对头呢？不但把大人弄得那样苦，也把我们不懂事的小毛孩，逼得有家不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