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同志，1932年3月出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47年9月参军。中共党员。曾任四野第44军132师395团宣传队宣传员，3连文化干事，团组织股干事等职。1983年在陆军第132师副政委任上离休，现居广东广州。
（1）我的童年
我原名叫王德魁，1947年参军后改叫王敏。1932年农历三月初三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家里很穷，听我母亲讲，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家里主要靠父亲收破烂维生（我们当地叫“破烂市”）。父亲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收购一些废杂物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1938年在我七岁时，进入齐市天主教堂办的学校——龙江国民小学读书，上学时家中无钱为我买新书包，从破烂市买回一个旧书包，每天背着它跟在大哥后面上学。为了节省家里开支，我们特别珍惜学习用具，总是把铅笔用到手指头夹不住时，再用一段苇子杆插上铅笔头来用。家中无钱为我买足够的笔记本，有时就买几张白报纸自己钉本用，实在不行只能用旧日历牌上的纸，钉成本子当成笔记本用。因为我用的不是正规笔记本，上交的作业，老师常不给批改。
教会学校由神甫主持工作，每星期三、六下午为神学课，学习圣经，要求我们信奉天主。一次在讲圣经时，神甫说天主是万能的，他无事不能，无时不在我们身旁，我壮着胆子提出：“天主无事不能，让主赐福给我，让我们家吃饱穿暖。”这下惹怒了神甫，他逼我跪在圣母像前，说我原罪没偿又犯新罪。我争辩说：“我祈求天主赐福给我们家有啥罪？”这下更惹怒了神甫，非让我下跪赎罪一小时。从而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靠天不行，靠神不行，靠当官的更不行，只能靠自己，等我长大了，挣钱养活我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听圣经课了。
我读小学时，是日伪统治的“满洲国”时代。有几件事让我最为反感和讨厌，一是每天早操要向“伪满皇帝陛下”遥拜；二是由校长在肃立的学生面前宣读“昭书”；三是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成了我们每天必须坚持的必修课。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想方设法对东北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妄图实现永远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对这些事我们是敢怒不敢言，否则“反满抗日”的罪名，会落到学生家长头上。上小学时必须参加“勤劳奉仕”。所谓“勤劳奉仕”，就是把学生及社会青少年编入“义勇奉公队”，每月用一天时间到日伪兵营和公共场所打扫卫生，冬天到日本人的飞机场扫雪，这也是他们奴役中国人的一种办法。有一次，组织我们学校三年级以上学生，到小铁道南日军机场替日本兵收萝卜，我们不少同学由于气愤，故意把萝卜收一半留一半在地里，也为以后到地里溜萝卜的穷人捡回去充饥。学校每周组织学生由老师带队去“忠灵塔”、“靖国神社”参拜，我特别反感这些活动。还把日语课说成是“国语课”。广大劳动人民总希望日伪统治快点倒台，社会上也广泛流传着“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三年用不着”，“大哥大哥不用忙，再过三年不交出荷粮”等民谣，由于受到这些影响，我们一些同学都不愿意学日语。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总是把对日伪统治的不满，经常发泻到日本小孩身上，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在放学的时候，躲在僻静的小胡同内专堵日本小学生打，打完就跑，听到他们哭叫声心里特别通快。以后有伪警察护送他们上下学，我们也就不敢再找他们打架了。
1945年春天，因交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转入永安小学读六年级，班主任夏老师（名字忘记了）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他常向我们讲述一些有关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吃败仗的消息。在教语文课时，常抛开日伪修订的课本给我们讲述《论语》、《古文观止》等文章。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篇是《孝悌说》。他经常和我们讲“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早岁即尝世事艰辛，对人的磨难对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虽然他教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但他讲的道理我都铭记在心，对我一生如何做人、处事受益匪浅，真是师恩重如山。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就失踪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进驻齐齐哈尔市，伪政权立即土崩瓦解，社会治安由苏联红军维持。全市民众把14年来深藏在内的国耻、家仇、民族恨，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一夜之间迸发出来了，大批市民涌到日本人居住区，拆日本民房的门窗，抢日本人的东西，殴打日本人，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14年罪孽的报应。有时我也跟随大批市民涌到日本住宅区，由于我年小体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捡一些门窗上的木条，扛回家当柴烧。有一次我随着人群涌到日军“九八三仓库”发洋财，扛回家七根扁担。虽然有苏军警卫，但他们睁一眼闭一眼，不去阻拦愤怒人群。在我记忆中苏军纪律很坏，他们盗窃军用物资变卖，或抢老百姓的东西换酒喝，三五成群强暴妇女，甚至还有个别苏联军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强暴日本妇女。当他们撤退之前，还把日伪时期建在齐市的机器设备全部运回苏联，广大群众对老毛子（苏联红军）非常反感。
1945年12月，国民党接收大员进入东北，接收大员彭济群为首的国民党接收了齐齐哈尔。他们接收后就收编伪满时期的地痞流氓、警察、宪兵、官吏等组织了光复军，疯狂地进行特务活动，建立了警备处、警察局，便衣、特务四处活动，逮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国民党“接收大员”在齐齐哈尔期间，不但未对老百姓安置救济，反而极尽搜刮和压榨，抢老百姓的车、马，殴打老百姓，把齐齐哈尔搞得一塌糊涂，给齐齐哈尔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当时老百姓都恨透了他们，编了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老百姓都迫切要求摆脱这种水深火热的境地。
1946年3月，苏联红军开始撤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西满军区所属的部分主力部队迅速向齐齐哈尔集结，于4月初，从四面包围了齐齐哈尔市。4月23日，国民党光复军从东桥洞开始溃退，当即被事先埋伏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击溃。各参战部队迅速包围齐齐哈尔，4月24日凌晨2时，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打响，击溃和俘敌3000多人，拂晓解放齐齐哈尔，4月24日清晨，队伍开进市区。至此齐齐哈尔宣告解放，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也和大批青年学生、市民一齐举着小旗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欢迎东北民主联军进城”。
现在和我住在一个干休所的李逸，他当时所在部队是原新四军3师特务1团，后改编为西满军区独立师1团（四野44军132师394团））就参与了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当时李逸他们部队战斗了一天，把光复军都消灭了，并把光复军抢走的大车、马匹都夺回来还给了老百姓。齐齐哈尔市老百姓非常高兴，都说伪满时候受气受苦，中央军来抢车抢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来了，把被抢的车马又还回来了。这么一比较，还是共产党好！
齐市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将日伪时期的一、二、三高、国高合并，组建了联合中学。我被编入联合中学一年五班，班主任是丛志老师。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市委、市政府在各区街，开展宣传教育和查阶级、定成分、评等级活动。在查阶级、定成分时，我家被定为“城市贫民”。
（2）参加革命
我是1947年入伍的，参军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我当时在齐齐哈尔读初二，因为家乡刚解放不久，社会上还比较乱，学校里不能正常上课，校方就把当时主持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的车向忱请到学校，他给我们讲怎么爱国、有志青年应如何报效国家，凡是有志的青年应该去参军，等等。
如何才能摆脱家庭困境，出路在哪里？当时联中有位老八路教政治的聂老师告诉我们：“不改革社会，个人是没有出路的。”这些年来家里的苦难经历，也使我认识到不改变社会，穷人就没好日子过。为了稳妥起见，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合计，大家一致感到，现在兵荒马乱在学校又学不到东西，混几年中学毕业后又怎么办？联中的同学一批又一批参加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了，我们也应该上前线，觉得青年人在这个年代不经战争磨练，今后是没发展的，自己暗下决心当兵上前线，打不死回来再创业。为了国、为了家、为了个人前程，我决心当兵去。
1947年9月的一天，放学回家途经齐齐哈尔市总工会，墙上贴着“东北民主联军21师62团（四野第44军132师395团）文工团招生简章”，布告上写着这次招生带有战地服务团性质，上前线3个月后，愿意留在部队工作的按正排级干部待遇；愿意回后方可以继续上学，或由政府安排工作。我想，这个不错啊，于是就报名参加服务团。报名时我不知道部队实际上是招兵，也不知道招兵的具体年龄，我当时15岁，部队招兵的同志说“不行，我们要16岁以上的，你不符合年龄条件”。这样我只能回去了，回家后我还是琢磨怎样才能够当上兵，想到现在社会还比较乱，也没有户口好查的，不能确认我实际年龄，于是第三天我又去，因为过了两天了，报名的人又多，招兵的人也不记得我了，他问我多大，我说16岁，他说“行，16岁可以”。我就这样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所以到现在，我的档案资料上都写的是1931年生，实际我是1932年出生的。
左起：李冀远同志、张海朝同志，中间两位同志姓名不详，郑常同志、朱之行同志。
齐齐哈尔市一起参军的同学有王历、秦英、刘明恩、秦长宁、王胜、刘玉合、于文坤、袁吉刚、韩友东、吴庭芳、付甫、韩玉阁等，还有几位社会青年及几位女同志（名字记不得了），共计二十余人，还有庆安县的周少安、胡述义及铁力县的赵趋、刘临成、何平等同志共六十余人。
我们在齐齐哈尔东大营集中，在那儿待了3天，部队就派人来接我们。来接我们的人叫郑常，他代表团首长讲话，向我们介绍我们要去的部队情况，说这支部队是老部队，原来是新四军3师的，现在到了东北，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独立师2团，现在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7纵21师62团。他告诉我们先休息几天，等待开往郑家屯的火车。
一天没事，我就请假回家看望母亲，告知我已报名参军的事情，并告知她3个月后可以回来参加工作。当时我们家里日子还是很困难，我在家还要帮着大人干活。天不亮起来，就要挎个筐去卖油条、卖香烟赚点钱帮补家用，晚上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要扛着耙子去拉柴去，如果我不去拉柴，家里就没有柴火烧火做饭。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我不想念书了，想学学手艺，但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所以再困难也要咬着牙坚持读书。”我不想让母亲伤心，就打消了不读书的想法，平常利用早晚和放学后的时间帮助家里，拾柴、捡牛粪、拾煤渣，卖香烟、油条。冬天早早起床，顶着严寒，冒着刺骨北风，去买豆腐渣，挑回来给妈妈喂猪。繁重的家务劳动，占去我很多时间，所以学习总是中等水平。
这次，母亲同意了，她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二魁（我的乳名），你在家是个好孩子，妈妈舍不得你走，虽然家境很困难，但你已经选定的路，要走就走吧，我也不拦你，出去要爱护身体，好好工作。”我轻轻地为妈妈擦去眼泪，安慰妈妈说：“我过3个月就回来了，你不要惦念我，你要多多保重。”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房门外。从此我这个15岁的少年踏入了革命洪流，走向了独立奋斗的人生旅程。
就这样，我们在郑常、李晓光同志带领下，于9月18日上午8点25分，登上开往郑家屯的火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家。第二天清晨到达白城车站，下午4点钟到达郑家屯附近的太平川小站，下车后又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7纵21师62团 （第44军132师395团）驻地敖卜窝棚。我们被带进一间民房，大家挤在炕上和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宣布东北民主联军7纵21师62团宣传队正式成立，我被编入第五小队，正式成为一名为兵服务的文化战士。
编队后，经过几天学习，所有宣传队员分别下到连队，参加连队的诉苦运动，从中接受教育，提高阶级觉悟。
我们小队到团警卫连，我被分在五班和战士一起生活、学习。初来乍到，一切都非常新鲜。号音就是命令，一切活动按号音办事。因当时物质困难，后勤工作跟不上，我们入伍后很长时间还没有发军装，连队干部、战士看到我们这群学生兵十分好奇，但对我们特别亲切友好。与他们闲聊时得知，他们刚从四平前线撤下来，伤亡很大。当时正是战评会的尾声，以后就转入诉苦教育。从平时的接触和听他们的讲述，我感受到他们的淳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江苏老同志和东北的翻身农民，很多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从他们对旧社会的控诉中感到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我发现天底下还有那么多比我家更苦的人。每一位诉苦的人，几乎家家都有被地主逼死的亲人，有的因交不起地租，妻子和妹妹被地主拉去做小老婆，最后被卖到妓院。这种血泪控诉震动了我的心，我与他们一起悲痛，心底一起流血。在连队和干部战士一起学唱当时很流行的革命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
大家看一看，
没有人播种，
粮食怎会往外钻。
耕耘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
大家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
棉花怎能结成桃……
我参军是要改变自家贫困，但怎样才能改变全天下穷人的苦难呢？首长告诉我们，不打碎旧世界，迎不来新世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是带领我们推翻旧社会的。通过几天学习，触动了我的灵魂，初步懂得了为什么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改变了当兵为找个人出路的想法。这使我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有了初步认识，也是我思想转变的开始。
有一天深夜，驻地突然响起枪声、哨声、小喇叭声，一阵紧似一阵，队长通知我们有“敌情”，赶快打好背包整装到外面操场集合。其实这是一次紧急集合演练，我们这些学生兵心中没底，既害怕又紧张。我来不及打背包，拿了几件衣服跑出来集合，有的同学抱着行李、有的提着裤子跑来集合，队长带领队伍向指定地点跑步前进。突然空中升起几颗照明弹，把大地照得通亮，吓得大家赶快趴下，有的人又叫又跑，几个年纪小的女同志吓得哭了起来，不少人挤抱到一起。最后才知道这是一次紧急集合演练。回到驻地后发现自己带的东西少了，第二天又跑到昨天晚上演习的地方找东西，真是狼狈不堪。
这次演习，宣传队表现不好，在总结大会上，被团直的庄协理员批了一顿。有经验的老兵告诉我们，搞过演习后很快就要出发去执行新任务了，你们要轻装，不必要的东西要扔掉，不然行军背不动会掉队的。为了轻装，我和付甫两个人，把我从家带出来的一床棉被，换了一顿馅饼吃（那是我家中最好的一床紫红色棉被）。
第二天宣教股长王佑钟来宣传队动员，说部队即将发起秋季攻势，要做好打仗的准备，教导我们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军人等等。讲话后和我们闲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王德魁，他说：“这个名字不顺口，又有封建色彩，你改名叫王敏吧！又好听又代表你这个人的性格”。我不加思索地就把名字改了，以后觉得这个名字不够硬气，想改回原名，还需办理各种手续，也就算了。
我们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平时刷宣传标语、组织召开群众会学习等，战时就到前沿拿话筒对敌喊话做宣传，号召国民党士兵放下武器，起义投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我们青年学生，都没有扛枪打仗的经历，战斗打响，我们就带着担架队（担架队都是动员老百姓组成的）跟着部队，部队前边打，我们就后边等着，只要有负伤的我们就赶快上去把他抬下来， 当时我们称之为抢“彩号”（就是负伤挂彩的战士）。
(3）1947年东北秋季攻势
1947年，在我军强大的夏季攻势打击下，东北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机动性已丧失，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了配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继续扩大夏季攻势的胜利，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9月15日至11月5日在中长路、北宁路发动了秋季攻势。我部于9月27日开始行动，9月30日进至康平县以北大、小付家屯，接受奔袭法库的任务，上级命令我们两天的路要一天走，采取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长距离奔袭，直奔沈阳西北方向的法库县，配合兄弟部队阻击敌新6军由锦州向北进犯。
当时我们是刚入伍的学生兵，又是宣传员，只是随部队行动，我们冒雨出发，天阴得黑沉沉，伸手不见五指。前卫连派出两个排，在郑家屯铁路桥上摆放门板，以备大队人马通过。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既无火车运行时间表，又无相应的联络手段。突然从北面飞驰而来一辆向前方运送弹药的火车，把在桥上摆放门板的60余人，除少数战士跳下河里，或爬在桥的栏杆上之外，全部被火车撞的血肉横飞。桥上桥下皆是残肢断臂、身首异处的尸体，惨不忍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壮志未酬身先死、同志战友泪满襟”的场面，既胆怯又对牺牲这么多战友感到难过和惋惜。
由于自己没有行军经验，鞋袜处理的不好，走了不到一天的路，两只脚痛的难以着地，硬着头皮咬着牙才没有掉队。行军至康平镇大休息两小时，脱下鞋子一看，两只脚底板上打了10多个血泡，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心中没底不知如何是好？有经验的老兵找来马尾巴上的毛，用针插上马尾毛穿过血泡放掉里面的血水，然后再擦些碘酒，走几步确实不怎么疼了。吃完饭又继续迈着几乎抬不动的双腿，艰难地跟随部队前进，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跟部队行军打仗，哪敢掉队！不知道掉队是什么后果。
我们宣传队都是学生兵，又是第一次参加长途行军，大家闷头走路枯燥无味，提不起精神就觉得又苦又累，宣传队长为了调节大家的情绪，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他提议唱《宣传队员之歌》，他唱完第一句喊：“预备，唱！”
我们是为兵服务的文化战士。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我们是部队的宣传员，
活跃在爱国解放的战场，
把人民的力量、战士的荣光高声歌唱，
把杀敌的勇气、战斗的传统高度发扬。
我们面向连队和战士在一起。
我们深入实际改造自己。
高举毛泽东的大旗，
高举毛泽东的大旗，
永远前进！
永远胜利！
这是一支平时大家非常爱唱的歌，虽然大家走的很累，但是唱起歌来还是那样洪亮。连队的同志们听到我们稚气的歌声，立马活跃起来，互相拉歌，忘记了疲劳和艰苦。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天上一轮明月，照亮了田野和农舍小院，不时传出几声狗叫，让我想起我那穷困的家，想起在苦难中挣扎的父母和兄妹们。我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想在家过节时，从妈妈手中接过分得的六分之一的月饼，和兄妹一起过节的欢乐情景。心中默默地哼起了“从军武，少小离家乡，忆双亲，父母双凄凉，在外面流落他乡”的歌谣，来分散对脚痛的注意力，有时竟然边走边睡着了，还梦见和弟弟妹妹们在炉膛底层烤土豆吃……就这样硬着头皮挺过了参军后的第一次行军。
10月1日拂晓我们包围了法库县，敌人没有察觉，他们有的在出操，有的在打扫卫生，战斗突然打响，打的敌人措手不及，激战约三个小时，全歼守敌暂编177师1600余人。我们首次跟随部队参战，但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天亮后敌机前来助战，把我们吓着不知如何是好，不少宣传队员到处乱跑，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政治处马副主任站在高处对着我们大叫：“赶快卧倒！别乱跑！哪是你的安身之地，再乱跑你找死啊！”我躲在大树后面看飞机投弹扫射，有时围着大树转以此来躲避敌机的疯狂扫射。敌人当时欺负我军没有高射火炮，飞机飞的很低，上面的驾驶员都能看到，敌机飞走后，我转过来看这棵树，上面被飞机打了许多洞。我捡了几个机关炮弹壳，打算作为第一次参战的纪念，以后行军作战太累也就扔掉了。
战斗结束后，郑常同志看见我，送给我一顶敌军官大盖帽和一件青年军制服，也算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获得的战利品吧。
法库战斗结束后，我们进驻公主屯以南地区休整，牵制敌新6军22师北进。宣传队以小队为单位深入连队，宣传队长带我、王胜、于文坤，到三营八连采访战斗功臣，教唱《突击队之歌》，歌词是：“山中的虎，天上的鹰，突击队个个是英雄，不怕鹿砦把路挡，不怕地雷把道封，一阵手榴弹，一个劲向前冲，冲啊，冲啊，冲进工事去，英雄立大功，又抓俘虏又缴枪。”以此来激发部队斗志。
东总为了吸引沈阳、铁岭敌人的注意，命令我部首先行动，于10月6日对新立屯之敌发起百里奔袭，该地区守敌是由伪军组成的国民党暂编57师师部及一个团又两个营，战斗力较强，且有坚固的工事作依托，是个难啃的据点。
我部刚刚血战法库，获得了作战经验，这回在新立屯大显身手，与63团（第396团）并肩乘大雾对新立屯突然发起攻击。我们随军进入金家洼子阵地后，隐蔽在猫耳洞内，战斗打响后，王胜同志带担架后送伤员，宣传队长崔耀先同志领着我和于文坤同志在8连阵地上，我们手拿着用纸做的喇叭筒，趴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土堆后面，对当面之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他们交枪投降，以瓦解敌军。我们拼命地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我们优待俘虏”等口号。不管敌人能否听见只管喊，敌人射来的子弹打在挡土墙上，飞溅起来的土落在我们身上和脸上，我们的话筒被敌人的机枪打穿了几个洞，敌人的炮弹炸起的土把我们埋了起来，扒出来后我们仍坚持喊话。不知为什么，敌碉堡内枪声突然中断，五班长大喊一声“跟我上”，冲上去占领敌人3个地堡，俘虏敌军16名，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9支，手枪1支。
解决当面之敌后，很快便占领发电所，二排在向前发展时遇上电网不能前进，指战员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兵，大叫“快拉电闸”，一个战士上去将电闸关闭，至使电网失去作用，部队顺利的向前发展。在前进中有3名战士倒在前进的路上，我带着三副担架爬到一位伤员面前，把他扶上担架，另外两付担架由民工抬起另两名伤员，一起急送营部包扎所，经简单包扎后，我又把他们3名伤员一起送到团部卫生队。往返9华里，当我回连队后，宣传队长带领我们5个宣传员押送12名俘虏兵回团部，交给了保卫股徐璞股长。
战斗刚结束，立即向新邱进击。新邱是辽宁省阜新市一个产煤矿区，这里驻扎着国民党暂编51师师部和1个团的兵力，敌师长唐保璜刚从美国进修回来，是蒋介石的爱将，刚被委派到51师任师长。此次战斗非常顺利，在战斗快要结束时，他带几个亲信乘吉普车，企图突围逃跑，被我三营在新邱变电所附近击毙。此战活捉敌大校参谋长以下900余人。为了扩大影响，由宣传股长王佑钟写了一封劝降信，经师政治部批准，交由保卫股孙干事和民运股长带我们办理，民运股的同志找了一口地主的棺材，装上敌师长唐保璜的尸体，雇用一辆大车，由他的两个卫兵负责送回沈阳。我们一直把他们送出我们的防线，完成了任务。
新邱战斗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历经50天的秋季攻势也就胜利结束了，控制了东北境内大部分公路，迫使国民党军队龟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大小34座孤立的城市，及附近6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粉碎了敌人在东北的所谓“机动防御”，我军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秋季攻势胜利完成后，部队进驻冯家窝棚休息七天。团首长考虑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和在秋季攻势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对宣传队年小体弱的同志和女同志作了相应地调整。有的送回家，有的送后方部队或医院工作。齐齐哈尔来的几位社会青年怕苦怕累，行军坐大车，打仗就装病，也被送回家了。我们这些年小体弱，但意志坚强的学生兵还是留下来了。部队在冯家窝棚休息后，又将投入新的战斗。
为了加速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灭亡，部队来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冬季攻势，又向沈阳南进发，担负着歼灭敌人和破坏北宁路的战斗任务。我部进到沈阳外围的党家围子一带，正值党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和发动群众，我们在团政治处领导下，宣传队全体同志投入到宣传《土地法大纲》的工作。发动群众斗争了党家围子大地主党立群，但由于看管不严，大地主党立群骑一匹白马跑到沈阳去了。在全村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衣物、粮食、牲口全部分给穷苦农民。我们每个小队也分到一只绵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东总下达切断北宁路的战斗任务，我们从党家围子出发，经彰武、王家子向绕阳河至大虎山一段北宁路前进，于11月2日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小队在破袭北宁路时跟随三营前进，该营奉命与63团（396团）一个营歼灭历家站一个营的守敌。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敌人招架不住开始败退，我们小队随九连二排冲进历家站街内搜捕残敌，当我们进入一栋楼时，有一个班的敌人企图突围逃跑。二排长发现敌人时，敌人也同时发现了我们，我走在二排长后面，他机警的用身子一撞，把我撞到门侧一边，敌人的枪响了，子弹从我身边嗖地一声飞过，当时若不是二排长撞我一下，我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历家站战斗歼灭敌184师551团3营大部，此役击毙和俘虏敌人计155人。二排负伤2人。而后我们与兄弟部队联合用破路工具，将历家站至唐家站十多公里的铁路破坏，将铁轨、枕木、电线杆全部掀翻拉倒，堆在十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放火烧了，一眼望去宛如一条火龙，烧红了半边天。
当时小队命我带两副担架，将两名伤员送到团卫生队。我带着两副担架走在漆黑的田野里，边走边打听团卫生队驻地李家子怎么走，突然发现前方有几束手电筒光晃动，听到有南方口音的人在讲话，我觉得不对劲，自己人都在历家站至唐家站一线破路，我们是插在敌后作战，估计是敌人的巡逻队，我们赶快躲在一排小树后面隐蔽起来。这时有十多个敌人，扛着枪从我们左侧四十余米处走过，待敌人过去后，我们悄悄地抬起担架向李家子跑去。事后想起来真有点后怕，我只有一支短枪，若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我部深入沈阳南，破击北宁路，敌军195师和暂编三军一部向我侧后迂回，占领了拿立山、三大营子，妄图切断我退路，将我围歼于沈阳以南新民地区。东总发现敌人企图后，命我部火速转移到康平以西地区，连夜涉渡新开河。此时正值初冬，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河面结起薄冰，河底是淤泥，后有坦克和大批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情况万分危急。渡口和船只已被敌人控制，来不及再选择新的渡口，好在是初冬干旱缺水季节，河水较浅，大家一起脱掉棉鞋、棉裤涉水过河，薄冰刺破大腿流着血，河底是淤泥，人随时都有被陷下去的危险。庆幸的是河面只有一百余米宽，水深一米左右，大家互相搀扶着涉渡。我个子小又加上又冷又饿，两条腿有些支持不住了，正好有一匹驮炮的骡子从旁边经过，我急中生智，一把抓住骡子的尾巴，靠着它好歹上了岸。上岸后手脚几乎失去知觉，光着下身抱着棉裤、棉鞋在岸上奔跑，身子暖和过来后才穿上棉裤和棉鞋。
过河后，三营沿柳河岸就地设防，阻击敌人。营长通知我们回团部，王胜小队长率我们这些学生兵，向团部驻地刘家窝棚行进。饿了就向老百姓讨口饭吃，吃完打张白条子，让他们胜利后找区政府结账。渴了到老百姓家或到井台上找口水喝。硬是走了一天一夜，回到395团政治处驻地所在的刘家窝棚。随团行动的宣传队同志发现我们回来了，都以惊奇地眼光看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不是牺牲就是被俘了，他们说：“你们真是命大造化大，平安归队啦。”
在渡河时，炮兵连的一门山炮和三匹马被陷在河中，排长唐国兴同志率全排同志努力推拉，可是越陷越深，最后炮与马都陷入河里，排长只好带着大家爬上岸后追赶部队。后来该排长因对重武器丢失被处决，当时部队缺乏重武器，所以把武器看的比生命还重要。
在刘家窝棚休息三天，宣传队从铁力、庆安县来的部分同志，在赵趋等人的带领下，要求团首长落实郑常同志招兵时讲过的，参加宣传队三个月后可回家的承诺。但齐市来的同志没参加，经过宣传股长王佑钟同志的批评教育，大家安下心来。不过宣传队又进行第二次分流，大部分庆安、铁力来的同志，被调离宣传队，有的下连队工作，或到卫生队当卫生员，个别的调入民运股，胡述义（庆安）调直政股任文书。齐市来的吴庭芳调到保卫股，付甫、刘玉合调宣传股。
宣传队经过两次分流和多次战斗考验，工作不断走向完善，在每次行军时都要组成宣传组，写标语、建立鼓动棚，每到一地要调研民情。民运组在部队出发时检查纪律，每到战前都要组成战勤组，动员民工抬担架，抢救伤员。从此每个宣传队员根据任务不同，轮流担任不同工作。我平时常常刷标语，在行军中深入连队驻地检查纪律。战时带领担任抢救和后送伤员任务，工作又忙又累但很愉快。
在刘家窝棚暂住后，为了甩掉敌人，部队进入内蒙古沙漠深处的萨金台。这里遍地是黄沙细土的丘陵地区，很少看到青草、树木，大地一片凄惨荒凉。大部队进驻后，最难的是筹粮，民运股和宣传队部分同志组成筹粮队，费九牛二虎之力，一天下来只能筹到数百斤苞米和一些酸菜，从进入内蒙到走出沙漠24天中，几乎顿顿吃苞米酸菜，吃的好多人都胀肚，老乡告诉我们要吃好的，只能到“王爷府”去找，王爷府是指较大的市镇。
有的老兵告诉我，喇嘛庙里有供品可以吃。有一天饿的实在难忍，我悄悄地溜进喇嘛庙，东转西转在最后面的殿里，发现“神牛惩治女鬼”的供桌上，放着六个黑馒头，我拿了两个，跑到外面赶快吃啦。寺庙喇嘛没报告，我也没受到追究。后来大家闲聊时才知晓，供桌上的馒头，常被人拿走吃掉。蒙古人家中规矩很多，如房中放的火盆不能烤衣服、鞋子，家中的炕头外人不能去坐，只有家中的长辈独享。向蒙古人打听路更是一头雾水，例如问去王爷庙还有多远？他会告诉你还有一跑路（大体上十五里），或告诉你“一猫腰”就到，指一匹马一口气可以奔跑出去的距离。为甩掉敌人追击，在沙漠中的这段经历，给我留下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12月中旬，已是零下40度的严寒，由于后方冬装没有全部运到，好多人还没发皮帽子，有的用衣服，有的把毯子剪成几条分给大家，来包裹双耳防止冻伤。跟随部队经数昼夜地兼程与友军再战彰武，48年1月5日消灭了巨流河以北敌人的一个运输营，6日又占领姚家窝棚。尔后转移到新民西白旗堡休整，进行战评，欢迎辽北翻身农民补充主力部队。并补发冬装，这时我才戴上皮帽子，参加部队雪地作战演习。
在风雪呼啸地一月下旬，沈南大地己是一片苍凉，强劲地北风卷着满天大雪，肆虐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气温下降至零下40度，这是沈阳南少有的寒冷天气。我们在风雪中，又向沈阳南大踏步挺进，深入外线作战。在“打到沈南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复仇立功”的口号下，宣传队抽调15名同志编成5个小组分赴各连队参战。我们小队跟随一营二连行动，担负着抢救伤员，检查群众纪律，战场喊话等任务。第一天在没膝的雪地里不停息地走了80里，我部与兄弟部队插到沈阳南敌占区，先后攻占了十里河、上下深沟、麦子山、青堆子等地，击退了由沈阳增援反扑的敌人，使我军主力顺利地解放了辽阳、鞍山，并争取营口一个师起义，胜利地完成了转战沈南的任务，为我军以后沈北作战创造了有力条件。
我部完成沈南作战任务后，随即以急行军回师辽北，参加四平收复战的任务，这次是我军第四次战四平。敌人在我军冬季攻势一连串的打击下，东北敌军陷入进退维谷、顾此失彼状态。我军为更大地扩展冬季攻势战果，切断沈阳和长春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孤立长春、吉林守敌，为全部消灭蒋军，解放全东北打下基础，决定在冰雪未化之前，交通顺畅，道路四通八达之时攻占四平，3月12日晨战斗打响。
宣传队长崔耀先同志带着我们跟三营前进，随队进行战地采访。8点45分我炮兵开始射击，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七连为主攻连，连续炸开两道铁丝网，在这关键时刻，有的爆破手胆怯，光送不拉，敌人火力把七连压制地抬不起头来，进攻受阻。团命九连组织火力，突击成功，占领了突破口东侧地堡群，九连进入突破口，向纵深发展。
这时铁路局疗养院和公安局的敌人，以火力侧射，企图阻我前进。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子弹从身边嗖嗖飞过，有的子弹离脸太近，使人感到热呼呼地。我随战地采访组经一道街直插天桥，穿越敌人封锁线时，突然不知被什么东西猛拌了一下，摔倒在地，我立即想到可能负伤了，跟上来的刘明恩同志一把将我拉起，歪歪咧咧的跑到安全地方，这才发现我的鞋后跟被子弹打掉了一个，动一下胳膊腿，哪都没受伤，就一脚高一脚低地跟部队继续前进。说起脚上穿的这双鞋还有一段故事，以前我穿的是牛鼻子傻鞋，是东北老百姓支前用手针做的棉鞋，底和帮已裂开，我用绳子捆绑起来穿在脚上。冲进突破口时，发现我身旁被打死的敌人，穿着一双军用大头鞋，我是向他“借来”穿的，所以才有鞋后跟被打掉的事。子弹若再稍高一点，我的脚后跟也许就被打穿了。
此战，宣传队的苑小光、阎毅二位同志光荣牺牲。
至此冬季攻势结束。
我入伍的第一个年头里，经历了秋、冬两季攻势，实现了各级首长在战前提出的，要发扬不怕走路，不怕挨饿，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坚决和敌人拼到底，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要求。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以坚强的毅力，身负重荷，坚持长途行军。在火与血的战斗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也是我成长的起点。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是战争把我这个穷学生锻炼成为一个人民战士。
在连续战斗的秋、冬两大攻势快要结束时，宣传队出现了几起不光彩的事情：有的经不起艰苦环境的磨练开了小差；有的在火与血的战斗中贪生怕死，做出了不光彩的行动：自伤；有的觉得在军队太危险没发展，跑到地方政府设的收容站，以找不到部队为由，另谋出路去了，共有七个人先后离开了部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