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五十有一段文字，记录了明代北京城里几座享有国家级祭祀待遇的庙宇，共有九座，因此也有“京师九庙”之称。《明史》中记载的这九座分别是：真武庙，东岳泰山庙，都城隍庙，汉寿亭侯关公庙，京都太仓神庙，司马、马祖、先牧神庙，宋文丞相祠，洪恩灵济宫，大兴隆寺。其中，“东岳、都城隍用太牢，五庙用少牢，真武、灵济宫素羞。”在历史的变迁中，有些庙宇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而有些则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仅留存下一些地名或传说。
“九庙”之首真武庙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钦天山（即鸡鸣山，明代于此设置钦天监，故亦名钦天山）周边建设了十座奉祀不同神灵的庙宇，分别由太常寺和应天府负责祭祀。
除了上述庙宇之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于鸡鸣山下还修建了祭祀明代开国功臣的功臣庙，这座庙宇和南京太庙互为补充，这里供奉的都是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大明朝的开国元勋。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还开创性地建起了祭祀历代君主的帝王庙。此后在钦天山下又增建了四座庙宇，分别供奉汉寿亭侯关羽，护佑江海上航行平安的天妃娘娘，还有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太仓神以及和朝廷军事装备有关的司马、马祖和先牧神庙等。如此一来，在钦天监周边，形成了一个寺庙群。当年，鸡鸣山南侧有一条明初疏浚的河流，河流之上挤满了香客们的船舶，这条河也被称为“进香河”。如今，河水已经演变为道路，但名字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东南大学西侧的进香河路。
南京的这些庙宇，对北京的“九庙”有着很大影响，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很多类似的庙宇在北京陆续建成，加上北京当地一些特有的庙宇，《明史》中记载的“九庙”最终形成。
“九庙”之首就是真武庙。真武庙在北京有好几处，不过要说名气最大的，非地安门外“灵明显佑宫”莫属。
真武大帝是明代的护国神，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过程中，他坚信背后有真武大帝的庇佑，因此他在位期间，北建紫禁城，南修武当山，并且在北京紫禁城的设计过程中，特意在北部为真武大帝营造了一个“玄武空间”（玄武就是真武）：紫禁城的北门叫玄武门，再向里则是供奉真武大帝的钦安殿。钦安殿两侧，原有东西各七个小院落，也称“东七所”和“西七所”，这两组建筑代表的是“玄武七宿”。
除了紫禁城，永乐皇帝在北京城的中轴线北端东侧（今万宁桥东侧），还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奉祀玄武大帝的宫观，这便是灵明显佑宫。可惜这座宫观如今已经找不到任何建筑遗存了，不过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可以一窥当年显佑宫的规模：沿地安门外大街北行，穿过“后门桥”（万宁桥）向右拐进一条胡同，一座高大的牌楼伫立在街心，牌楼北侧是三开间的宫门一座，进入宫门，东西两侧各有侧门一座，再向北则是第二进宫门，文献中没有记载它的正式名称，不过其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单檐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两侧各有一座影壁总体呈“八”字形分布。步入这道门便来到了显佑宫最为核心的二进院了。院落最为核心的建筑，是一座重檐庑殿顶，面阔五间的正殿，清代时大殿内悬有匾额“拱辰锡福”，其内则供奉真武大帝像。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灵明显佑宫”
显佑宫建成后曾在明代成化、清代雍正及乾隆年间重修，乾隆皇帝在题写重修显佑宫碑记后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记载了显佑宫的建筑细节，即正殿前的丹墀上有“梅花古月”为主题的石刻，这和云纹或龙纹石刻相比，可谓独树一帜。
东岳庙保存相对完好
东岳庙是在九庙中享“太牢”（祭祀的最高等级）的两座庙之一。它始建于元代，有元一代，东岳庙为统治者所重视，香火极为繁盛。明代的皇帝们对于东岳庙的热情有增无减，首先是正统年间的大修，除了中路建筑以外，还扩建了东西两庑，形成了七十二司的规模，并将东岳庙列入九庙的祭祀范畴；万历年间还在原有宫观的基础上，增建了后罩楼以及寝殿的东西配殿，并在山门前增建了东西两座过街牌楼以及庙前的琉璃牌楼，至此东岳庙的格局最终形成。清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由于附近居民用火不慎，导致东岳庙部分殿宇被焚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重修，至四十一年（1702年）完工，历时两年有余。此后东岳庙历经变迁，如今除了山门殿和两座过街牌楼无存外，中路建筑基本保存完好，是明代九庙中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处古建筑。
朝阳门外东岳庙 乔健 摄 TAKEFOTO供图
关于东岳庙，民间百姓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当属庙内的塑像以及每个月都要举行的庙会。因为东岳庙供奉的诸位神灵，在民间颇受重视，故而其雕塑的造像艺术水准极高。旧年间，小孩儿逛完东岳庙，回到家里往往被塑像吓得睡不着觉。
东岳庙的庙会是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庙会之一。从元代东岳庙建成，这里便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邻近大都城的便利条件，吸引了城内外及大都周边地区的老百姓。而明清两代庙会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当时，每年正月初一有“开庙式”，大批老百姓天不亮便守候在大门口，期待自己能烧到“头股香”，这场面不亚于今日知名游乐场排队的阵仗。
元世祖庙的坎坷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元世祖庙在明初也是“国家级”的庙宇之一，“二月，八月中旬顺天府官祭”，但百余年后，元世祖庙被嘉靖皇帝取消了官祭序列。
元朝的帝王驾崩之后均归葬于草原，不会修筑坟墓，故而元代皇帝的陵墓也不存在陵园或享殿一类的建筑。不过在元大都内却有几处皇帝的“影堂”存在，其主要作用就是为了供奉已故帝后的画像，并由后世子孙举行祭祀。其中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堂在大圣寿万安寺，即今日之白塔寺，当年在影堂里除了供奉皇帝的画像以外，还有玉册十二牒，玉宝一钮，堂内有珍珠帘等宝物，可谓是华丽至极。
大圣寿万安寺即今日之白塔寺，昔日建有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堂 TAKEFOTO供图
就在元朝灭亡的那一年，白塔寺突遭雷火，除了白塔之外其余建筑都基本被焚毁殆尽，元世祖的影堂侥幸躲过了这场火灾。此后不久，徐达攻入大都城。为了安抚大都城内的百姓，同时也是为了显示新朝代对于先朝君主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年）下令在北平府（原元代大都城）设立元世祖庙，专祀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对元世祖庙仍然奉祀如初。
明代的史书记载元世祖庙都说是在金城坊，其地址大概为如今赵登禹路以西，阜成门内大街以南，西二环路以东，西长安街以北一带，按地理范围是在白塔寺以南，但具体位置仍然有待考证，毕竟自嘉靖皇帝终止了元世祖庙的祭祀后，此庙便逐渐荒废，至明末已经无迹可考了。
嘉靖皇帝裁撤元世祖庙祭祀这件事情，还得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说起。这一年，礼科右给事中上书，认为明代负责祭祀的历代帝王陵墓中，上自伏羲氏，下至宋孝宗，一共有三十五座陵寝，这些帝王的祭祀场所都在各自的陵寝里，但唯独祭祀元世祖是在城西的元世祖庙，而且元世祖根本就没有陵寝，因此请皇帝将元世祖庙的祭祀裁撤。当时明廷和北方的蒙古土默特部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这个提议立刻被嘉靖皇帝接受，从此元世祖庙便不再享受香火，而建成不久的北京帝王庙中的元世祖牌位，也一并被撤去。
灵济宫演变为胡同名
如今地铁4号线有一站名为灵境胡同，它是北京城内一条颇为古老的胡同。不过“灵境”二字，最初实为“灵济宫”，其全称为“洪恩灵济宫”，是永乐皇帝在北京修建的另一座规模宏大的道观，灵济宫里所供奉的是二徐真君。
二徐真君是唐末五代时人，他们和李煜之间，还多多少少有些亲戚关系。
李煜的祖父李昪（biàn），出身寒微，李昪的父亲李荣在战乱中失踪，李昪被大将徐温收为养子，并改名为徐知诰。而二徐真君，便是徐温的第五子和第六子。两位曾带兵平定过福建一带的匪患，死后受到当地百姓的崇奉，后来民间为二徐建立了祠堂并展开祭祀活动，而且非常灵验，到了宋代，皇家亲赐匾额“灵济宫”，进一步提升了二徐的“仙位”。明初灵济宫的一位庙祝（寺庙里管香火的人）曾辰孙则利用给永乐皇帝治病的机会，将二徐真君“介绍”给了皇帝。
永乐皇帝的病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根据史书记载，晚年的他一直被风湿病所困扰，这和他连年北征蒙古所受的寒气有很大的关系。而曾辰孙所使用的“药方”，极有可能是道观炼制的仙丹，服用之后身体会发热，但根本不会去除病根。不过一时摆脱病痛困扰的永乐皇帝坚信这是上天的力量，不但在北京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灵济宫，并且对于丹药的服用，也开始逐渐形成习惯。
灵济宫在明代前期备受推崇，尤其是到了成化朝。极盛时的灵济宫的主要建筑包括山门、天枢总门、大阐威门以及正殿玄都殿和寝殿紫府殿。其中正殿和寝殿间有穿堂连接，形成“工”字殿格局，这和紫禁城的文华殿、武英殿及奉先殿非常类似。
明代成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当年在北海北岸有一处“乾佑阁”，阁楼建于高台之上，登台而望，灵济宫的宫殿建筑群历历在目。
嘉靖十年（1531年）曾有官员建议终止对二徐真君的祭祀，并将灵济宫改建为北京的帝王庙，但当时有位叫李任邱的礼部官员，看透了皇帝崇奉道教的癖好，立刻上书反对，当时的理由是灵济宫地域狭窄，不适宜建设帝王庙。这个意见立刻被嘉靖皇帝采纳，二徐真君才得以继续享受香火。据《天府广记》记载，明代百官在大朝会前演习礼仪，最早是在阜成门内的朝天宫。天启六年（1626年）朝天宫被毁后，习仪的场所便改到了灵济宫，足见这里的规模还是相当大的。
明亡后，灵济宫逐渐被冷落，建筑亦逐渐倾圮，甚至连宫观的名字，也被讹传成了“灵清宫”或“灵境宫”。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上，灵济宫已经不见丝毫踪迹。如今唯留下了“灵境胡同”的地名，见证着当年的一段往事。
鲜为人知的太仓神庙
明代的太仓神庙按照史料记载，只有“建于太仓，户部官祭”寥寥几字。关于庙宇的形制以及具体的位置，则没有任何资料。但根据清代关于北京城内仓神庙的记载，多少能够推断出明代太仓神庙的相关信息。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仓神庙，一在左翼海运仓，一在右翼兴平仓，一在朝阳门外储济仓。”这三座仓神庙中位于城内的是海运仓神庙和兴平仓神庙。该书另有记载说：“右翼兴平仓有太仓神庙，请重加修葺；左翼择于海运仓，照兴平仓庙式建立庙宇。”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位于海运仓的太仓神庙是参考兴平仓的太仓神庙修建的。
兴平仓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军区总医院一带，清代，这里共有四座仓库，分别是富新仓、兴平仓、旧太仓和南新仓。不过上溯到明代，这四座仓库实际上是一座仓库，即旧太仓。这里是元代的太仓，明代得名旧太仓（明代又在北新桥一带兴建了一座“新太仓”）。因此，明初太仓神庙的旧址，应该正是清代的兴平仓神庙。
民间信仰里的“仓神”，是汉代淮阴侯韩信（因为韩信当的第一任官职是仓官，后来被人们奉为仓神）。韩信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因此在这一天，民间有很多祭祀仓神的活动，例如有些地区会将草木灰筛细，用这些灰在院子中画出一层套一层的圈子，然后在圈子里撒上一把米，并用大石头压上，取“填仓”和“封门”的寓意。同时填仓节还是中国古代的“美食节”，各家各户都会美美地饱餐一顿，如果家里有客人来，那一定要让客人酒足饭饱而归。
兴平仓的这座仓神庙一直保留到民国年间，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为编纂《北平志》而展开了对北京地区庙宇的调查，从保存的资料中看到了对仓神庙的详细记载：“仓神庙，齐内北小街门牌四十六号……西殿三间，原供关帝、仓神等像，早已埋入土中……”其中重修碑记上还提到了其正殿为“太仓殿”。由此来看，兴平仓的仓神庙应属于明代兴建的最早的太仓神庙。而清代在海运仓建起的仓神庙，民国年间亦保存完好，同书记载：“仓神庙，扁担胡同门牌八号（注：在今海运仓小区）。”上述两座仓神庙分别在旧太仓的南门和北门附近。
清代重修太仓神殿碑文
而关于祭祀马祖诸神的庙，史料则更加稀少。在《明实录·太祖实录》中有如下记载：“遣官祭马祖、先牧、马步、马社之神。初命筑坛于后湖，祀马祖诸神，敕礼官考其礼仪。至是，礼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六马之属，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实录里对四位“神仙”做了说明：马祖就是马神，民间也称之为“马王爷”；先牧神则是神话传说中第一位饲养马匹的神灵。但究竟此人是谁，《明实录》中的记载是“其人未闻”，在明代都查无此神了，如今更是无法弄清楚这个问题；马社神是最早将马匹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最后一位马步神，则是马的灾星，历代对马步神的祭祀都是为了祈求免除马匹的灾害。
都城隍庙：京城的守护神
城隍的祭祀起源于周天子在每年年末举行的蜡（zhà）祭，以捕获的禽兽作牺牲祭祖宗。在《礼记·郊特牲》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活动的盛况，也介绍了周天子要感谢的神灵，其中有一位称为“水庸”的神，便是城隍神的前身。
水庸最早就是指农田中的小水沟，它能够引导水流灌溉庄稼，因此成为周天子感谢的一个对象，后来人们也用水庸来指一座城市的护城河，后来水庸化成城隍神，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城隍真正纳入国家祭祀序列是在宋代，元朝继续推崇对于城隍神的祭祀，在新兴建的元大都西南角，利用金代一座庙宇旧基，修造了大都城隍庙，并封城隍神为“佑圣王”，这个封号经过元代帝王一代又一代的加封，大都城隍神的最终封号为“护国孚化保宁弘仁广惠佑圣王”，达十三个字之多，这在以往的朝代中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真正让“城隍爷”深入民间，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于穷苦人家，从小遍阅世事艰辛，因此他提高城隍神的待遇，从一个侧面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管”，以免他们有压榨百姓的做法。在大明帝国的疆土上，从京城到府州县各级衙门，都有城隍庙。一方面“城隍爷”负责保国安民，一方面则是防止地方官员胡作非为。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便在原元大都城隍庙的基础上加以改建，形成了北京的“都城隍庙”（位于如今的金融街）。明代新改建的都城隍庙总体分为前部的“大威灵祠”（北京城隍神封号为“威灵公”）和后部的“寝祠”两个部分，总体上遵循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在威灵祠正殿内供有都城隍爷的牌位，明中期改为塑像，使得城隍信仰进一步人格化，而且还雕刻了全国各省的十三位城隍神塑像作为威灵公的配祀在这里供奉。
金融街都城隍庙建筑遗存 TAKEFOTO供图
明代成书的《宛署杂记》中，当时的宛平县知县沈榜记录了当年城隍庙祭祀的细节：除了每年仲秋的祭祀以外，在皇帝的生日以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爷“神诞”这两天，都要进行祭祀。在祭祀典礼举行前十天，太常寺还要派遣本部门的堂上官到庙行礼。遇到国家有重大灾害，还要向“城隍爷”专门汇报。
都城隍庙中曾有刻着“北平府”三个大字的石刻，见证了明朝初年北京从“大都”更名为“北平府”的历史，不过这块石刻早已不知去向。都城隍庙也在光绪年间经历了一场大火，保存至今的只有部分建筑。
都城隍庙大门旧照
除了都城隍庙以外，北京城还有几处祭祀城隍的场所，如当年城东部地区属于大兴县地界，在大兴县县衙门（在今东城区大兴胡同）对面有大兴县城隍庙，而西部则属于宛平县地界，在东官房一带曾经有宛平县城隍庙。府右街北口路西有永佑庙，是皇城的城隍庙。紫禁城西北角还有一座专属于紫禁城的城隍庙。在南城还有一座江南城隍庙，可谓是“四方神灵”护卫京城。
一文一武：文丞相祠和关帝庙
永乐皇帝对于北京城的规划，除了中轴线以外，还以奉天殿为中心，构建了其他几条重要的轴线。其中有一条以奉天殿为原点，经由文楼（今体仁阁）至文华殿，再到崇文门的“文脉”和经由武楼（今弘义阁）至武英殿，再到宣武门的“武脉”。相应的，在都城的东侧和西侧，永乐帝也在九庙的祭祀名单中分别增添了以“文”和“武”为主题的元素。城东侧为始建于洪武九年（1376年）的文丞相祠，西侧则为同样始建于洪武年间的汉寿亭侯庙，即关帝庙。
文丞相祠堂位于顺天府府学旁，这里是南宋抗元名将文天祥英勇就义的地点。据史载，文天祥英勇就义后，元大都出现了罕见的极端天气，“风沙昼晦，宫中皆秉烛行”，这吓坏了元朝统治者，大臣们认为这是文天祥显灵了，因此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咨询了张天师，张天师建议马上给文天祥进行追谥。
在加封了一大堆头衔并且专门制作了文天祥的牌位后，忽必烈又下令在他就义的地方祭祀。但仪式刚刚开始，牌位便被旋风卷到了半空，并且空中还响起了闷雷，与此同时大风沙再次降临大都。忽必烈认为这是文天祥的英灵根本不承认元朝政府给他的封号，因此便命人将牌位上原有的封号改为“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改好之后天空才放晴。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对文天祥的祭祀提升到了“国家级”的高度。文丞相祠历经数百年，至今保存完好，其规模不算大，主体建筑包括大门、二门和享堂，院子里还有据传为文天祥亲手植下的枣树一株。如今，整个祠堂和西侧经过整修和复建的顺天府府学、文庙一起，构成了府学胡同里颇具特色的一道人文景观。
府学胡同文丞相祠 杨征 摄
说起关帝庙，在老北京城中可谓是“数不清”。但如果从其中选择一座最能代表明代官方的关帝庙，那就首推当年位于北海北侧、贤良祠东侧的“汉寿亭侯庙”。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汉寿亭侯是关羽的封号，因此汉寿亭侯庙即关帝庙的官方称呼，在民间也被称为“白马关帝庙”。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再次提高了该庙宇的地位。每年的元旦、冬至以及每月的朔望均遣官祭祀，而作为一处都城内祭祀关公的最高规格建筑，这座关帝庙也具备着其他关帝庙所不具备的布局。
汉寿亭侯庙旧照
进入庙门，是单檐歇山顶的“马僮殿”三间，这座大殿也作为庙宇的二道门使用。进门后便是一左一右两座碑亭，碑亭北侧便是三开间且带三间抱厦的关帝殿，值得一提的是，关帝殿内的藻井异常精美，曾完好保存到民国时期，后不知去向。大殿两侧是东西配殿，其中东配殿南侧有一座焚帛炉，两座配殿的北侧各有斋室三间。庙宇中的正殿和各个门庑均覆绿色琉璃瓦，其余为布瓦。可惜的是，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将原醇亲王祠堂改建为新的关岳庙（祭祀关羽和岳飞），从此地安门附近的这处关帝庙便逐渐颓败了，汉寿亭侯庙如今没有任何踪迹可寻。
关帝殿内藻井旧照
明代成化年间，为了和关帝庙相对应，还在北京城东部特意兴建了文昌帝君庙（位于今东城区帽儿胡同），这样就真正形成了文武二神辅弼京城的格局了。文昌帝君庙总体格局保存较好，如今已经开始腾退，期待有一天，它能以全新的面貌示人。
大兴隆寺里的靖难功臣
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建文帝的皇权，成为后来的永乐皇帝。在靖难之役中，立功最大的当属燕王手下法号为道衍的高僧：姚广孝。永乐二年（1404年），永乐皇帝授予他太子少师，并恢复其俗姓姚，赐名广孝，永乐皇帝还几次劝姚广孝还俗，但都被他拒绝。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姚广孝病逝于庆寿寺，永乐皇帝专门为他辍朝两天，追赠其为荣国公，谥号恭靖，并特赐姚广孝以功臣身份配享太庙。姚广孝早年间居住过的庆寿寺（正统年间王振曾出资重修，更名为大兴隆寺），还为他营建了影堂。
庆寿寺双塔旧照
然而姚广孝的僧人身份在他去世后备受争议，持续了百余年。各种批评在嘉靖年间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嘉靖九年（1530年）取消姚广孝配享太庙的事情被再次提了出来，这一次嘉靖皇帝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姚广孝的画像和牌位就被迁到了他曾经居住过的庆寿寺，即大兴隆寺中。没过几年，大兴隆寺着火，建筑大多都被焚毁，仅存双塔。于是姚广孝的画像又被移到城北的大隆善护国寺中供奉，嘉靖皇帝借机令大兴隆寺的僧人还俗，并将寺址先后改为讲武堂和演象所。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长安街的拓宽工程中，双塔也被拆除（位于今电报大楼西侧），历史上的九庙之一大兴隆寺，便没了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