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对于中国，是一个急速的世纪。几十年一百年时间，走完了西方数百年的历程，不到十年时间即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正如孙中山所说，“百年锐于千载”。
《百年锐于千载——清末民初的世局与士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洁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若干个案，从思想和文本这一内在理路分析辛亥前后的时代变化与读书人的心态变迁，以及这一变迁是如何深刻影响和塑造了百年间的中国历史。第二部分写民族精神与人格、国格，涉及族群、身份认同、政治行动的思想资源等问题。第三部分是串联起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长线思考的几篇访谈，关注的重点在中国革命的都市性。三部分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展开——百年前的国人，在惶恐什么，又在希冀什么？
本书讲述种种，勾勒的是启蒙的批判性，人们关于是非曲直尚无确切的、标准的答案，人们尚有许多天真、想象力、憧憬，关于中国前途、关于什么是好制度好社会。争吵和天真都令人感到无穷的希望。而今日的中国人应该如何扬弃清末民初留下的历史遗产？打开这本书，探讨关于“中国”和“现代”不同的打开方式。
遗忘的，被遗忘的
晚清中国的新旧激荡，犹如阵阵涌来的巨大潮汐。一个浪头过去，总有一些人来不及追赶，被抛在时间之外。这个故事要讲述的，就是那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里一群乡村寒儒的仓皇与叹息。
1901年至1905年的科举改革，中国急遽从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此后兴学堂、变学制、改教法逶迤而来，目不暇接。废科事件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废井田开阡陌”，其震撼性影响，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因科举停废而发生的巨大逆转。科举将废未废之时，即有人慨叹：“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 由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的升迁希望随着西学的盛行而日渐微薄。权势虽在转移，但士林风气的流变却往往滞后于此。1903年《申报》上有大幅议论描述时居上海守旧士人的可鄙状貌：“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近日又购新书矣，则《直省闱墨》《应试必读》者也。叩以五洲，问以大势，询以国政，瞠目而不知所对。呜呼，痛哉！” 作者云，他将为上海之士习一大哭！晚清提倡新学经年，然科举一日未废，士习的扭转依旧只是少数先觉者的敏感。大部分读书人埋首于课艺帖括，醉心的还是那条功名仕途。科举既废，原本指望靠它出人头地、致君泽民的读书人既丧失了作为朝廷养士的身份，又不及吸取新知、顺应时势，因此生计日蹙，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19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1.9万人、贡生4万人，生员则达到91万人，尚为保守估计。 他们将寄寓何处？朝廷并非全无准备。举贡有考职拣选，城居者、年富力强者可继续进入学堂，家计殷实者可出洋留学，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较之于科举时代是更加多样了，但对于乡野贫民、一般年华老大者，那些既无力反抗变革、又无能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白屋之民来说，就不免陷于困顿和凄惶。
朝廷的一纸诏令将无数人挡在了生计之外。在乡村社会，最早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就是藉馆地谋生的塾师群体。塾师多为进身不顺的寒儒，以舌耕为业。科考废除之前，为帮助散居在乡村地区的众多塾师适应学堂制度，清廷和新兴的教育社团就曾积极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师接受革新，仍许其教馆，但他们在变动秩序中所面临的困境仍是明显的。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要求学生入蒙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便已经接受改良、勉强维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减少、生计不保的难局。塾师也往往自觉无力适应，将就入馆，聊作糊口而已。
刘大鹏是山西省太原县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自1886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1905年清廷废科上谕下达后，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近乎绝望的一段悲怆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传至太谷,“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此后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在日记中屡屡兴叹，科举停罢，藉舌耕为生者多失其业，“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寒畯无生路矣”。失掉馆地的乡曲宿儒，若非张皇不知措手足，即是苦于无米为炊，“坐困家乡，仰屋而叹”。 废科前后，刘大鹏身居乡间，耳闻目睹同行塾师与乡间寒儒的惶惑不安,眼前只见得一片苍凉。朝廷连篇累牍的上谕、诏令，凯歌高奏的新政改革在一个乡村老塾师的笔下却全是一派满目萧然的末世心态，这里自然有见识短浅、守旧顽固等原因，但生计被夺、一时无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为业者因为新的学堂体制植入乡间，无力随时势完成相应的转型，除了失业坐困，也只有徒生“我生不辰”“将如之何”之叹。
这里，且暂旁逸主题，说说废科前后的乡村教育情况。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按额取士的限制虽被取消，贫家子弟却又立即面临新的制度性障碍。新学堂体制更明显的精英倾向对求学者的经济条件和闲暇时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癸卯学制》规定除初等小学堂及师范学堂不收学费，各项学堂均令学生补贴学费。1907年学部奏定《各学堂征收学费章程》，规定学费额度：初等小学每人每月银元三角，高等小学为三角至六角，中学堂为一元至二元，高等学堂为二元至三元。这是就官立学堂而言。此外为数众多的公立、私立学堂，学费从四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另需缴纳入学费，书籍、笔墨、纸张、石板及操衣、靴帽等杂费，寄宿者还有寄宿费、膳食费，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就很可观了。学杂费之外，学时和学制也是一个问题。学堂教育为规范的全日制学习，各学堂章程均有作息时间的严格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退堂。据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学制的规定，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仅从小学到中学就需要14年时间。学童6岁入初等小学堂，20岁中学堂毕业，意味着在这14年间家庭不但基本丧失这一劳动力，还必须为他筹集相当数量的学杂费，这对于大多数贫寒之家都是难以承受的。废科后，不断有人指责学堂教育的“贵族化”倾向和教育的不普及，比如，刘师培那篇声讨新政的著名檄文：
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英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为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
这段涉及废科举、兴学堂的议论，略带偏激，但其中有两层意思值得深究：一为新制度的阶级内涵，贫富差距将导致更为严峻的广义的机会失衡；二是“在下之民”永无升迁之途的绝境。这或许是救亡论者竭力回避的问题——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暂且断定其为进步的），将以无数人的流离失所作为代价。这种抛弃，既是指生计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种种心境上的怅惘。时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之际，讲信修睦的田园风光与优雅深沉的儒教理想显得迂阔而尴尬。想要坚守，则理不直气不壮。而我认为，这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至为无奈苍凉的一种。
时间在前行之余，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学堂时代的乡村寒儒，他们的声音隐没于历史的深处。在苏州府长洲县，举人管祥麟因为久试不进，遂绝功名之念，授徒自给。垂老依人，十数年来家徒壁立，不过苟延生计。科举废除以后，长洲县内广设学堂，私塾寥落，而书院的月课亦将裁撤，寒儒生计几近绝望。年力强壮者，尚可入新学堂，稍稍修习科学，他日进新学堂做教员。而如举人管祥麟这样的年届古稀者，已不具进入新学堂的资格，面临失业，生活困窘不说，连糊口之资也难保。苏州学务公所总董王同愈为此上书本地学务官员，他说：诏废科举，振兴学堂，朝廷因时布政，作育人才，意至深远，但旧时帖括之士，穷老不遇，也不可就此不管不顾。王同愈请求设立师范传习所，专为培训塾师之用，为寒畯宿儒筹划谋生之策。他还建议，校士项下常年有每两提出五分赏银拨充儒寡会，现应将这笔经费提出，专备长、元、吴三县举人七十以上年老无倚者津贴之用。1906年春，江苏学务处拨银24两移解乡约公所，由公所作为津贴拨给举人管祥麟。
这是一起颇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年届七旬的老举人，赖教馆为业，此外别无糊口之资。面对制度的骤然转型，上失其根，下断其路。苏州府的绅士们对于这些衰老无助的寒儒尚有温婉的同情，可新制度带来的社会压力已扑面而来了。随着“士”身份所赋予的权威象征渐渐消散，儒生们对下层社会曾保有的影响力也日益枯萎。在顺天府涿州，学务官员视察私塾改良情况，记西坛村小学，置于一破庙中，“坛宇颓剥，芜秽不治”，教师为一名六十九岁的聋老翁，学童八九人，所习科目仍然不过是《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 较之于长洲县的老举人管祥麟，这名塾师尚可算是成功接续新制度的转型者，但那生存境况也是极坏的。据教育史家的研究，清末，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而不在学堂，这与传统势力的植根甚深有关。然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新制度的来势汹汹。私塾改良的旗帜高张，各类视学员、劝学团体持续不断的视察与劝诫，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塾师们的勉力维持恐怕已很不容易。
梁若尘曾回忆，在他的家乡广东省丰顺县的一个小山村，1909年村里才办起一间新式学堂叫“自助学堂”，村里的老塾师梁百泉不仅在他主持的学塾里照旧读《四书》《五经》《千家诗》，还带领一帮学童见到自助学堂的学生便连骂带唱地嚷：“学堂生人辱，辱死人。” 这种仇视情绪自然有文化上守旧心理的作祟，但也不可排除生计被夺、困顿无措时的愤恨与无可奈何。彼时的中国，正“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一部分人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另一部分人却被迫在困厄中，体验并身受变化无端的世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曾沐浴科名荣光的读书人正深感秩序的消散。山村中的学堂与私塾，可能正暗示了嬗替之际的中国，在新旧之间复杂而模糊的融合。
民国元年，苏州吴江县视学调查各区私塾情形，诸多可怜可悯的老塾师形象又让我们对于乡村寒儒的生存挣扎，得到了令人心悸的一瞥。严基顾氏私塾，设于一间三椽矮屋中，“光线黑暗，龃龊异常”。塾师顾卯生有小先生之名（因十四岁课蒙起至今已五十余岁）。劝学员描述其状貌——“甚为骇然”：背伛偻而且突出，满目烟容，衣衫褴褛。劝其改用新教科书，顾以手指口云：“我欲吃饭，有什么改良不改良”；随后劝说，改用课本亦可吃饭，顾云“我不会教”。 像顾卯生这样的塾师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施氏私塾，生徒共十人，课本用《神童诗》《千字文》《四子书》《幼学须知》等，塾师施伯贤“满口斯文酸气”，劝其改用课本，施云：“洋书亦是中国字，何必改换”；萃塔徐氏私塾，生徒十一人，课本与施氏私塾大致相同。塾师徐少畬五十余岁，劝学员参观时劝其改良，徐云生徒父兄皆欲读此书本；告以不适用，徐正色而谈曰：“此乃圣经贤传，天地同昭，数千年于兹矣。” 时值民国，大量乡间私塾仍未完成改良，塾师老苦无依，又不愿接受新学，别无出路，困窘之形状乃成为他们的常态。在这种常态的背后，既有传统式微的年代里老塾师对“圣经贤传”的深执，也有新旧交替之际衍生出来的种种困乏、苦难和不适应，还有心理上对一种古老生活的眷恋。无论是顾氏、施氏，还是徐氏，都以自己的窘态，刺目地写照了绵延千年的私塾制度的日暮黄昏。
触及对“人”的描写，废科举、兴学堂便不只是诏令下的那几道章程和学则，伴随制度兴革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是尤为惊心动魄却又易被忽视的历史。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固然体现出一种“前行”，但时代“前行”与乡村寒儒的茫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被遗弃在新体制之外的老塾师，自然无法与革新派的热情和力量相抗衡，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发泄途径，更没有可能构成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抗。因此，在新时势下的被遗忘，也就成了一种群体的宿命。他们的挣扎与深悲，最终只能以一种徒然的方式沉入淡漠的历史。留在革新派笔下，关于那群乡村老儒荒谬可笑的历史记忆，使我这位日后的观看者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震惊，及至直面历史时的一刻无言。也许我们可以说悲剧是自己酿就的，因为他们不能清醒地面对传统在新时代的日渐式微；也可以说他们只是遭遇了命运的随意摆弄，因为时代前进之急促并未给这些人预留足够的时间。而我则从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更严酷的逻辑：个人与历史的狭路相逢，归于沉默，乃是一种常理。
近些年，历史学界响应“声音考古”的号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的这些“失语者”。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历史学的功用，还在于将“被遗忘的”从“遗忘的”历史记忆中打捞出来。本雅明说，历史学如果只对胜利者认同，便会不可挽救地沦为当前之当权者的奴仆。这意味着，不可默认存在即为合理。去挖掘曾经遭历史遗弃的那些人和事，则有助于人类对于自我持续不断的反省。当然，需要澄清，我所列举的并非事实之全部；在废科事件中，有人困顿，也有人成功。对于治史者而言，责任在于，让他们在共存的那个时代中彼此相遇，描述出悬搁状态下各种纷乱复杂的情节。近代中国沤浪相逐，“守”与“变”，传统与现代，其中并没有多少从容选择的余地，更无法做出是非对错的判断。“士”阶层的消失以及革命的爆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帝制末期的急促改革相关？清王朝的存在与否和中国能否成功步入现代是怎样地关联着？帝制的崩溃又何以发生在竭尽全力改革旧制度的当口？我常常做完诸如此类的假设，又徒叹历史留给清王朝的巨大难题。莫非，矛盾着，才是世界的本质？
有关于新学堂时代乡村寒儒的经历，科举制度的废除还仅仅是个开始。自此以后的三四十年间，私塾仍然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坚韧地存在着。新学堂对于私塾的挤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到1936年，中国仍有私塾110144间，塾师110933名，塾生1878351人。 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都开展过规模浩大的私塾改良运动，帮助遗留的塾师进入新体制。在整个民国时期，塾师仍然在初等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的新旧变革中，塾师作为一个阶层，才真正消失。对于那些以舌耕为业、坐困乡间的塾师而言，时间照样像从前一样的过去，和龙旗飘扬的时代，无甚差别。总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朔望之日，或许还带领着一帮村童祭祀至圣先师。不同的是，他们再不会想往以科名显扬的往昔。私塾作为传统中国教化达至于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物，它的现代命运透露出的历史讯息令人深思。就像这些风烛残年的乡村老儒，任他们守着属于古典时代的一点点余温，伴着中国文化，一齐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