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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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第一个提出, 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 因而也是党风。延安整风的目的, 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实现党风的改变, 实际上就是从改造学风和文风开始的
文风问题从来不是小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第一个提出, 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 因而也是党风。延安整风的目的, 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实现党风的改变, 实际上就是从改造学风和文风开始的。那时候,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 学风文风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经过整顿, 人们清楚了, 学风文风的背后, 是精神状态, 是思想面貌, 是共产党人说话办事的风格, 传达的是共产党人干事业的形象, 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和实践、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程度。作家王蒙在自传里讲到一件事, 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 前者“官声官气”“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 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一看语言文字, 就知道谁战胜谁了。”这种新旧社会转折之际的对比, 今天看固然是一个特例, 但它警示的文风问题之重要, 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 进一步提出, “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 评价党的形象, 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这段话, 把文风与党的作风形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讲得一目了然;把文风问题的重要性, 也讲得一目了然。今天强调改进文风, 有现实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在政治上, 关乎我们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贯彻程度。设想, 如果以会议落实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件, 原样照搬书本和文件的话, 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武装头脑, 进而运用和贯彻于实践, 便打了折扣。改进文风, 在思想上关乎我们在学风建设和理论创新上的能力。设想, 讲话写文章, 表达的不是自己的观点, 翻来覆去都是似曾相识的内容, 以不变应万变, 像是一个模子框出来的, 或者是别人怎样讲, 自己就怎样说, 哪还有想问题的动力、提观点的可能。改进文风, 在实践上关乎我们在工作中是不是深入扎实。设想, 不了解实际, 不面对问题, 不想方设法去推动工作, 讲话写文章自然是套话多、空话多, 难免不合实际甚至违背规律。改进文风, 在感情上关乎我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的诚意和态度。设想, 讲话写文章, 不看对象, 不分场合, 总是挟带官气, 那就是没有针对性, 缺少和听者读者交流的诚意。凡此等等, 都关乎我们党的作风和能力, 关乎我们党的形象和威信。
重视文风, 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典范。比如, 毛泽东讲话写文章, 不拘一格, 有力度有温度;邓小平讲话写文章, 平白朴实, 直截了当, 简洁明了。两种风格, 都有个性, 一看就是他们写的, 一听就是他们讲的, 都体现了我们党提出的“文风三标准”: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不仅国内这样看, 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感受。比如, 1961年6月, 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对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沃克亲自校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法文译稿表示感谢。沃克回答说, 这是他有兴趣和喜欢做的一件事, 因为“目前各国党的领导人, 包括他自己在内, 谈问题都是一般化, 不能摆脱已形成的公式, 唯有毛泽东同志具有独特的风格, 问题写得生动、细致。”
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文风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想有三个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 态度上很真诚。讲话写文章, 是敷衍应付, 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 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起点。不良的文风, 诸如那些面面俱到、离题万里之“长”, 那些照抄照搬、不触及实际之“空”, 那些堆砌概念、言不由衷之“假”, 究其原因, 首先就是在讲话写文章的起点上输了一着。“修辞立其诚”, 长空假文风的典型标志是看不出自己的话, 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 而且让人觉得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 对听者读者也是一种轻慢和冒犯。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 之所以一看就是他们的, 首先是他们谈的是自己的观点, 表达的是自己的智慧, 甚至挟带有自己的个性与感情。因此, 他们的文风很有生气, 有个性, 有感染力。对此, 毛泽东1964年1月8日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宣传问题时说:“我写文章, 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 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 是说不要处处都引。”总之是提倡我口讲我心, 我手写我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的大量著述, 都是口头讲出来的, 你不能不说是经典。
第二, 内容上重实际。毛泽东、邓小平同志讲话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 不是为讲而讲, 为写而写, 而是讲于所当讲, 写于不得不写。讲、写之前, 对形势发展有自己的判断分析, 对问题和矛盾有自己的研究, 对推动实践工作有自己的考虑和期待, 这才去讲, 去写。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名篇, 无不是因应实际、推动实践而写。即使是《矛盾论》《实践论》这类纯粹的理论论著, 也是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 倡导新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的两篇重要长文, 1978年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1992年的“南方谈话”, 都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讲出来, 写出来的。他们的讲话和文章, 听起来读起来很解渴, 关键是紧扣了实际, 内容很实在。毛泽东对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 》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 他说:“教科书的写法, 不是高屋建瓴, 势如破竹, 没有说服力, 没有吸引力, 读起来没有兴趣, 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 不是革命家的话”, 总之, “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第三, 风格上看对象。讲话写文章, 总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还要面对不同对象。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要求, 听讲或阅读有不同的接受习惯。因此, 一个人的文风未必是单一的。毛泽东同志很注意这一点。年轻时他办报刊, 包括他在战争年代亲自撰写的一些新闻报道, 文风活泼辛辣, 酣畅流利;如果对象是老一辈党外民主人士, 则文辞典雅, 陈义高古;面对青年后辈, 亲切自然, 平白朴素;在正式大会上, 精心准备, 力求高屋建瓴, 入情入理;在党内小范围会议上, 放得开收得住, 讲得透抓得准;写读书批注, 直率本色, 不掩性情;写批示常常由此及彼, 态度鲜明;写政论, 气势磅礴, 神气昂然;写理论文章, 有论有据, 醇厚自然。这些不同风格的背后, 表达的是尊重对象, 真诚交流, 追求的是让人听得进, 入脑入心, 有所思, 有所悟。
在改进文风的问题上, 习近平同志高位引领, 为话风文风的改变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是有耳共鸣, 有目共睹的事。事实上, 习近平同志2010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讲话, 就明确指出了不良文风的几种表现, 造成不良文风的各种原因, 改进文风的具体办法和努力方向, 成为我们今天推动文风改进的“路线图”。更重要的是, 习近平同志率先垂范, 讲话写文章, 真诚平实而又犀利新颖, 把人们心中的疑问或者想弄明白的东西, 清清楚楚而又生气勃勃地表达出来。这背后, 既折射出领导能力和执政风格, 更反映出观察世界、引导实践的胸怀境界和认识水平。
当前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 我们的理论人才队伍远比过去多多了, 干部的文化学历比以前普遍高了不少, 研究问题的思想资源和思维素质也比以前丰富和深刻了。大家的条理分析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不可谓不强, 说事情, 讲体会, 谈观点, 都能归纳出个一二三, 但是, 真正有创见, 让人亲近的东西总感到不足, 文风仍然不很理想, 甚至让人有些头痛。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 以为理论研究文章难免运用大量概念。运用概念, 讲究逻辑推演, 确实是理论研究文章的特点, 但也要看概念、逻辑与实践的关联对不对位, 与人们的日常感受切不切合。如果和实践不搭界, 概念再丰富, 逻辑再严密, 文风也不会好, 理论就可能是灰色的, 听者读者也难有好的收获。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我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率先垂范给我们的启示是, 文风问题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 讲什么写什么, 最终决定着怎样讲怎样写。一些讲话和文章, 读起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确实没有毛病, 就是读不出诚意和生气, 原因恐怕不在于文法技巧, 而是内容不那么到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改进文风的要求, 大概要从讲什么写什么的问题上走出第一步。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相应的, 文风改进当然也是永远在路上。
（陈晋：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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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郭佳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