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将“知行”合为一体，是他一生最大的哲学贡献。“知”是人类知识宝库的总和，在哲学中被表述为“知识论”；而“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形容就是“实践”，属于“方法论”范畴。将“知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构成人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当人类进化到将“世界观”和“人生观”理论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人格处世的普世指导意义的哲学理论。
如果还没有形成这样普世意义的哲学理论，人类社会就不算是健全和进步的。所以，任何时代都需要高于当时世俗的普世价值的哲学理论引领，使社会保持进化发展的容量和动力。
回到王阳明的理论，通常一般人把“知行”分为两件事，而且认为知在先而行在后。即先学习前人知识，然后才能去行动。王阳明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所以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
王阳明学说缘于传统儒家学说，而异于这些传统学说。因此形成有别于之前学说而特立独行的“心学”。
在《大学》中教人修养身心的方法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儒家先贤就有先后关系。所以朱熹朱子认为这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朱子之理显得更像儒家思想理论的解说者、捍卫者和刊补者，而王阳明则是儒家思想的反叛者、质疑者和新境界的开创者。
“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王阳明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其中他将“知行”分为了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要是未知。”（《传习录•徐爱记》）
“未知”：一种情况，是没有知识去指导行动；另一种情况有知识却没有行动。结果是一样的，称为：“未知”而“未行”。
第二种境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徐爱记》）
知行的因果关系，互倚互待，知行不可能分离，有前后但互为起因转承。行的起意引发知的意念，知的意念指导行动的产生。行动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必需的实验，所有知识都是实践行动总结提炼出来的理论。
第三种境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文集•答友人问》）
真是实用的知识的本身就是实践行动，严密理论指导的实践行动，其本质就是知识。当“知行”达到极致，两者即合为一体。通过逻辑思维，王阳明得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在《中庸》中“博学之（学），审问之（问），慎思之（思），明辨之（辨），笃行之（行）。”为后人认为的，“学问思辨”的方法论放先，却将“行”放在最后。王阳明认为这错了。
王阳明问了：如何离开“行”，学什么？问什么？思什么？辩什么？“若谓学问思辨了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辨的事？”（《答友人问》）
由此王阳明咬定了“知行合一”的主张，划出了“阳明心学”的内核范畴，集成了儒释道三家精华，充实了“知行合一”“心即是理”“致良知”的核心思想，是500年来中国人精妙淑神奇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