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贪婪导致愚蠢

儒家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合逻辑：能管理好一个家庭，真的就能管好一个国家吗？ 我们当然得以《大学》成熟的年代为背景来探讨它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国家自然没有现在这么大，方圆几百里、上千里的诸侯国能有几个，多数是方圆几十里乃至几里的小国。而那个时候的家就远远不止现在这么大。现在一个家庭一夫一妻一个孩子，父母虽然健在，但老两口怕跟儿媳妇闹意见，还不愿住到一起，“自成一家。”人口这么少，说到“管理”二字好像还有点夸张。 那时一个家庭一个妻子几个妾生一堆孩子一大堆孙子，聚到一起挤满一屋子。而且这个“家”字不是指家庭，而是指家族；不是指一个家族，而是指三族：母族、父族、妻族。三族的事都是“家事”。从历史资料来看，那时一个士人如果当了官，有了封地，需要给三族的成员安排工作，使他们获得收入。比如《说苑》记载，齐景公听说晏子家里穷，想把一个千户的县邑送给晏子，晏子辞谢说：“我家里不穷啊！君王的赏赐，是我父、母、妻三族都受到恩泽，还惠及我的朋友，还有余钱来救济穷苦的百姓。”“朋友”是指食客，也要靠这个官吃饭。既然跟三族及朋友都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必然存在管理关系。而三族的成员，个个沾亲带故，“打断骨头连着筋”，那比管理一般百姓要难得多了。略有偏心，人家不服；说话不到位，人家不爱听；稍有不合礼仪的地方，人家会说闲话，弄不好，年高的长辈会指着你的鼻子数落一顿。所以，管理一“家”，难度不亚于管理一国，而且对个人能力、修养的要求非常高。由此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合乎逻辑的，其中以修身为前提条件。 “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是另一条逻辑线，其中以“格物”为前提条件。 对“格物”一词的含义，以前学术界有过不少争论，莫衷一是。汉末郑玄对这二字的注解是：“格，来也。物，犹事也。”合在一起，竟然是“来事。”郑玄注“六经，”历来被奉为权威，但对“格物”二字的注释，未能令人心服，所以后世履有新注，亦未形成定论。颜元《习斋馀录·言行录》称：“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于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王门”是指王守仁，即我们比较熟悉的王阳明。“朱门”是指朱熹，被后世称为“圣人”。两人都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是“心学”代表创始人，而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对“格物”二字的理解上承程颢、程颐。二程认为：“格犹穷也，物由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程氏遗书》），朱熹也认为格物就是穷物之理。 王阳明以前也相信“穷理”说，据南怀谨大师介绍说：“他在少年时期，研究探讨儒家的理学，好学深思，要想明白“致志在格物的真义，便曾对着竹子，用心去格。竹子是物，用心对着竹子在格物，这不能说是不对吧！他是打起精神，用心不乱，专心致志去格竹子。不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轻松潇洒；也不像李白的“想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样的闲情逸致。所以他格了不久，格到心胸发病了！因此，后来他才下一定论，“格物”的意思，是格去心中的物欲，并非是对着外来硬格的。” 王阳明晚年几乎只讲“致良知”三字，他曾把“格物致知”之法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格物”的理解是去除贪欲而存其良知。很显然，南怀谨大师比较认同这一观点。王阳明是在参融儒学、佛学的基础上开创“心学”的，而南怀谨也往往以佛学为基础参研其他学说。两人在这点上倒是一致的的。 “ 致知”的“知”，是智慧，不是智慧，不是知识，如果获得知识，读书就可以了，用不着跟贪欲过不去。要获得智慧就没这么简单。 去除贪欲跟增进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智慧的特点是自由思考，无拘无束。而物欲就像一根绳索，牵住你的思维，左右你的思想，让你患得患失，无法自由思考。物欲越多越强烈，绑的绳索越多越粗，就动弹不得了。 当然，像追求爱情、追求吃饱穿暖这种基本欲望，是去除不了的，“格物”的目的在于去除贪欲，并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物欲，尽量扩张思想的空间，使智慧更通达。 所谓贪欲，就是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自己不该享有的东西。那么，什么东西不属于自己或不该享有呢？这是一个涉及法律、道德、伦理、制度、价值观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话题，一言难尽。大致上来说，自己没有对等付出的东西是不属于自己的，与自身条件不匹配的是自己暂时不该享有的。所谓“暂时”，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现有条件。所谓，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