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简介(虽然韩非子不是军事家)
韩曙《文艺志》载有《子涵》55卷，隋书《经籍志》、旧唐《舒静纪志》、新唐淑怡《文志》和宋世义《文志》均载有《汉书》20卷。今天的韩非子是《汉书》，20卷55篇，与《汉书》记载的文章数量一致。它无疑是一部先秦古籍。
不过也有几章不是韩非写的。王献深说:“史记没有‘五十五章’。据《初见秦》和《存汉书》记载，两部书为后人所收，一部书《装裱序》完整收录了尚军之书。奸淫，抢劫，杀臣，谗王，国策，同荀子书，韩诗传。五十五条不是自制的，这是个错误。《史记》现载《说难》全篇。”
《四库全书总目》说:“本书以‘先见秦’为题，后以‘存汉’为题，皆是秦之余孽。虽然看似与《史记》中的自述一致，但传记中说未送秦，对此很满意，却不可信。李、害人，吏治败坏。李的药让人自杀。在此期间，我不一定有时间写书，而《村汉》以李斯驳非批判告终，而斯商汪涵的书，事与文皆未完，我怀疑它不是一本书。
每一篇都是一篇文章，没写完之后，其徒整理汇编，形成一个峡。所以秦韩的作品都是私录私录的，未完成的作品也是录在书上的，这叫非文字，不是手定的。它的起源不正确，所以它仍然没有被命名记录。尽管如此，《韩非子》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反映韩非的思想。
韩非子虽然不是军事家，但也论军事。他的军事思想在先秦秦冰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秦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争观上，韩非子推崇强兵，主张“古以德为尊，中以智谋为尊，今以实力为尊”，主张在大乱子、大斗争的时候，人要比兵多。只有人多兵多，才能成就王霸的事业，否则只能臣服于他人:“人多势众，人多势众；人少了，就要面面俱到，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互相服务。”
但是，韩非子不是军国主义者。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谨慎对待战争，而且要精心策划。决不能轻易用兵:“一个兵，哪怕是一件武器，不经审判也不能用……一个阴谋家，所以不经考察不能做决定。”《韩非子·郑武》列举了四十八种亡国征兆，其中与士兵有关的有三种:国君脾气暴躁，好打架，但能死；
将军军权太霸道，成了一方霸主，却能死；军队差，城池不修，没有战备，但是容易打仗，容易死。弱国要以弱胜强，要像越王勾践一样谦卑忍辱负重。韩非子和商鞅虽然都是法家，但也都主张用兵，以强制弱，以强制胜天下。而商鞅更强调进取性的前进，韩非更注重谨慎的胜利，这大概和他们的国家不同。
商鞅在秦国，秦国是一个自然力量强大的国家。韩非在韩国，韩国是弱国，不得不谨慎。也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的建立是和他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关的。关于战争的根源，韩非子认为古代人少但吃饱，所以没有斗争。
然而到了现代，人多钱少，于是斗争逐渐展开:“古之夫不耕，草木足食；女人不织，禽兽皮满衣。你钱不够，人家钱少钱多，人家就不打了。不是奖励好，不是处罚重，而是人的自主性。今天有五个儿子的人不多了，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没有死，但他有25个孙子。是因为人财物少，人奋斗是因为努力工作，支持穷人。虽然有赏有罚，但也无法避免混乱。"
虽然这种观点过于肤浅，但是因为古代没有剩余财富，相反，是生产力的进步使经济发展，财富被填满，生产出剩余产品，从而产生了拥有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和相应的剥削制度。但韩非子注意到了如何消除战争的根源，这是值得肯定的。这种思想即使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人类生存资源的争夺仍然是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
韩非子强调法治，他说:“国有法是普遍的，虽然它们处于危险之中。”认为法治是实现王霸事业的根本手段。他主张建立奖惩制度，废除书信，教授法律；废前王之言，以仆为师；没有私斗，只有杀敌立功，一切遵循法制，才能国富民强。
他主张用法律手段打击儒生、文学、工商、侠士，引导中国人努力工作，使努力工作的人致富:“为人民努力工作的人说，‘你可以致富’。”这场战争也很危险，那些为人民而战的人会说，‘它可能会很昂贵。’“在如何法治方面，韩非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与商鞅相比有所发展和提高。
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构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慈善和仁爱，所以只会趋利避害，互相算计，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是如此:“父母之于子女，儿女之于贺，儿女之于杀。这是因为父母的感受。但是，如果男的被恭喜，女的被杀，对他照顾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
父母对子女，却还是以算计之心相待，根本没有所谓的父子！所以主张政治军事上用“术”，君臣互相利用，互相算计:“故君臣不忠，君计其畜臣，臣计其事。君臣之谊也算。”君臣关系既是一种相互算计利用的关系，也是一种买卖关系:“主卖官衔，臣卖智。”君主控制臣下有七种技巧。具体有哪些“七大技能”？
“初一，人访，二日，罚魏明，三日，尽赏，四日，申斥，五日，疑作假证，六日，问资，七日，出尔反尔。”“访公”就是不要听一面之词，而是要试着核对意见；“惩罚魏明”就是通过惩罚来树立威信；“信赏尽力”就是通过奖赏使臣来尽力；“听责”就是坚信正确的说法而不重复，对自己臣下的才能负责；
“疑信诈使”就是用诡诈的伎俩让使臣说实话，不敢隐瞒；“有问必答”就是把自己很了解的东西说出来，假装问别人，让别人主动说出其他的点；“反言”就是故意说事情，从而引出被怀疑的事情。要用权力控制诸侯，防止大臣玩弄政治，对外交往，颠覆国家。
韩非子片面夸大了政治的作用，认为君主善于运用政治，就可以“不克敌制胜，不把土地让给邻居，内部就不会有诸侯、官吏之乱，外部就不会有诸侯、邻居之乱”。这是治臣之术，治民则主张揭发违法者。
韩非子同意商鞅的建议，要秦孝公变法移风易俗，严惩窝藏罪犯的人，奖励检举人治理秦国。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治国而强军，疆域广大而尊主”。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自危，诬陷、攻击、诽谤、猜忌等现象充斥人际关系，内耗不休，最后将长城毁于一旦。
韩非子强调“势”，主张“利用威严之势，诱捕奸臣”。他认为“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治国为治”。他反对仁爱治国，主张严刑峻法，赏罚分明，形成强大的力量，使臣民不敢以身试法。
韩非子认为颜家无奴，慈母有败子，凶能禁暴，德善不足以止乱。韩非子的“权”，是指地位、权力、法制、心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权力。法、术、权是韩非子政治军事理论的三大基石。
在作战指导上，韩非子主张心理战和心理治理，强调民心的作用:“用兵者心胜。”韩非子在战场上强调欺骗的使用，与春秋时期的胡彦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而不倦，忠而不倦；战争之间，不需要欺骗和欺骗”，认为欺骗不仅是一时的权利，也是千古之利:“待千古之利，胜于今日；今天的胜利是欺骗敌人；欺骗敌人，造福世界。”批判宋襄公“亲仁义”而不弄虚作假的做法。其实这是在为欺诈正名，反驳重仁义轻欺诈的观点。
论将，韩非子主张选拔有实战经验的士兵为将:“猛将必作于卒。”反对商鞅“官阶之移与斩首之功相称”的主张，反驳商鞅凭借斩首之功授予官阶的主张，认为:“今治官者，也智也；今日斩首，勇气之加也。加上胆识，管情报的官就是大夫，有砍头的权力。”
和商鞅相比，这是一大进步，注意到了杀敌和治民的区别，以及取天下和治天下的区别。他也反对用钱买官衔，认为如果官衔和俸禄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必将灭亡。这种独特的见解在先秦理论中具有启发价值，说明韩非子强调实践、经验、才能、才干的用人思想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韩非子和孙武、吴起等军事家一样，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主张尊重人事，摒弃鬼神。他认为“龟对鬼神的策略不足以取胜，家乡不足以独斗。然而，依赖它是愚蠢的”。这在占卜、鬼神思想盛行的先秦时期，确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