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仰什么教
伊斯兰教产生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中国旧称回教，天方教或清真教，主要流行于亚洲、非洲，特别是西亚、北非、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地，大约在唐朝初期传入中国。
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除了在天宝十载(751年)为争夺石国发生过一次怛罗斯战争外，长期互相通好。唐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首次遣使来华，到长安朝见唐高宗。此后148年间，大食遣使至唐共达37次之多。
在此期间有很多穆斯林商人来华。一路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长安；一路从海上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和东海，到达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口岸。
当年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和“胡店”，唐还设置“互市监”进行管理，可见当时贸易的盛况。广州为通商大埠，商客云集；泉州也空前繁荣，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盛况；扬州在中唐时期已有很多的的大食与波斯人从事经商和文化交流活动。唐在这些城市设置“市舶使”进行管理。
八世纪中叶阿巴斯兴起后，阿拉伯人从事东、西方海上贸易十分活跃，来华“蕃客”逐年增多，并有许多穆斯林留在了唐朝。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唐人不同，所以在城市中多聚居一地，称为“蕃坊”。他们推举选出有威望的人为“蕃长”，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和调解穆斯林间的民事诉讼。后来还建有礼拜寺和公共墓。
安史之乱发生时，唐肃宗为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曾借大食西域之兵二十多万。这些士兵曾“客入长安”，从城南过涯水东下营，事后其中一部分人被准允世代居留中国。这些留居中国的蕃兵胡贾多是单身而来，定居后渐与当地妇女通婚。有些“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
在广州“先是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蛮僚即指来自大食波斯的商贾。这批穆斯林世居中国，子孙繁衍，后代已由侨居的“蕃客”变为出生于中国本土的穆斯林。同时，大食、波斯人长年定居经商，他们在华开展商业活动，要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要雇用中国人相助，相处日久，宗教思想难免互相渗透。总之，这种联姻关系及其它社会关系成为传播宗教的桥粱。至宋代，伊斯兰教借海上贸易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海外贸易在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上都大大超过唐代。当时与华通商的十余国中，大食居首位。南宋时与华通商国已达五十余国，在诸国商人中，阿拉伯商人占重要地位，他们多为伊斯兰教信徒。当时在华的穆斯林商人已不仅限于居住在“蕃坊”之内，有的已定居于城内逐渐与中国人杂居，而且与华人通婚者和读书应试者都比唐代多。他们不仅握有经济实力，而且社会地位较高，影响扩大，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北边陲的回鹘哈拉汗朝。至明朝中期，已传遍今新疆地区，成为维吾尔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此外，早在唐中期伊斯兰教就传入哈萨克族，元末成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从宋元至明清，中国西北地区的撤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元时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又一次大量入华，散居中国各地。在蒙古征服统一中国时，其主力部队中有一支“西域亲军”，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他们在军事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军士，也有工匠和学士。他们随蒙古军东来，分驻中国中地，多数人未带家眷，定居后同当地妇女通婚。元时海陆贸易畅通无阻，从事各种职业的穆斯林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纷纷来华，留居在沿海和内地大都市。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遍及全国，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穆期林在元代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他们大多擅长经营，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有的则身居高位要职，仅见于《元史》的就有赛典赤等数十人。
元代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在各地普遍修缮兴建伊斯兰教礼拜寺。此外还设置回回国子学，对穆斯林进行教育，使穆斯林在科举和学术上的闻人名士相当多，如赡思为一代名儒，萨都刺、丁鹤年为著名诗人，高克恭是与赵孟頫齐名的画家，也黑迭尔丁曾设计并督造北京官阙，所马鲁丁对历法颇有贡献，阿老瓦西丁和亦思马因长于制造火炮，此外还有一些回回医药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