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性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正义体系)
程志华，男，1965年出生，原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哲学”学科负责人，河北省国家一级建设学科，全国哲学重点学科，河北省，河北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一级博士点负责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四批”人才享受国务院 *** 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新儒家、儒家哲学、明末清初儒学和美国儒学史。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创了道德教育的思想，从而将“二皇”、“三王”开创的“礼乐之教”转变为“道德修养之教”。客观地说，“教以成德”是一种道德教育思想，这种道德教育表现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性相近，学远”是道德教育的人性理论基础，“文、行、忠、信”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中庸”是道德教育的方法论，“内圣外圣”
关键词:孔子人性道德教育方法论目标
中国历史经过尧舜夏商周的发展，逐渐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从内容上看，这种原始形式是一种“礼乐之教”，重点是“规范生活形式”。但东周末年，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原有形态在空之前受到挑战。在乱世，孔子致力于通过“仁”的意识来重建礼乐的基础。这样，经过孔子的启蒙和发展，“生活的形式规范”变成了“生活的自觉实践”，“礼乐之教”也相应地变成了“德性之教”。具体来说，“德性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思想，这种道德教育表现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义的体系。
一个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道德教育的先河，他还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1]P170。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实行“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即他的人性命题:“性相近，学远。”[1]P181从传世文献来看，孔子关于人性的论述并不多。龚曾说:“闻得大师文章，闻不到大师文字的自然与天道。”[1]P46说的少，或许是出于谨慎；话不多说，不代表相关想法不重要。其实“性相近，学远”这个命题有着深刻的内涵。总的来说，至少包括三层意思:之一，人的“性”是相似的，即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不论等级高低，人的先天本质都差不多。在这里，孔子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血缘传统，强调人性的普遍性。二是人的“习惯”不同，即人有性格差异；性格的差异来自后天的环境，而不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学染”的差异导致了人的性格差异。第三，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后天”，有责任恢复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在这三层含义中，之一层含义提供了启蒙的可能性，第二层含义提供了启蒙的必要性，第三层含义提供了启蒙的可行性。
在“性相近，学远”的命题中，关键词是“性”和“学”。在这里，“性”是“人性”的简称。但“性”在孔子这里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资质。就资质而言，虽然可能有差异，但人性基本相似，也就是“性相似”。需要注意的是，在孔子那里，“性相似”主要是指道德本质上的相似。比如孔子认为人和动物可以“养育”父母，这是人和动物的共性；但是，人不仅可以赡养父母，还有“尊重”的意思，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论语》说，“子曰，‘今之孝，谓之能养。至于狗和马，都可以养；不敬，有何不可。”[1]P14在这里，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道德，而老友的共性也在于道德。”Xi”是一个与“性”相对的概念。所谓“学”，主要是指后天的“学”，包括环境、教育、经验。所以所谓“取长补短”，就是人的不同道德品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影响和后天教育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习惯”的差异，个体的道德品质会有很大差异。正因为如此，人们应该充分重视自身的学习和修养，但事实并非如此。子曰:“不修德，不谈学，不学义，不善而不改，是我之忧也。”[1]P67道德不培养，学问不讨论，正义不遵循，缺点不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深感忧虑的事情。在这里，孔子把立足点放在道德教育上，即主张通过道德教育回归人性。
虽然孔子只是说“性相近，心相远”，但这句话的丰富内涵却有着发生学的意义，由此产生了后世儒家的两种学说，即“复性说”和“性理说”。这就是孟子复性学说的起源。他认为德性即自然，德性的形成就是自然的回归。具体来说，孟子基于前半句“性相近，学相差甚远”提出了他的“性善论”。所以他强调“修心养性”和道德意识来恢复人的本性。在孟子看来，做一个有德之人，只有悲、耻、听天由命、是非四德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美德能否被保留、培养、扩展和充实。如果你自暴自弃，或者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你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还会失去这种“善”，导致“心溺”。在这里，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它的作用在于恢复失去的善的本性，在于保存和发展人才的“善”。所以，“没有别的学习方法，只是让他们放心。”[2]P267所谓“放心”，是指人已经失去的“善终”。孟子认为，只要人愿意接受教化，就可以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如果能把“善的一面”发挥到极致，就能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6]P276因为每个人都有“善”，所以普通人和圣人在先天本质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后天努力的程度。
荀子的哲学与孟子的哲学明显不同。他是《天演论》的开创者。荀子是在“性相近，学相差甚远”后半句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根本没有善。所以，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化自然为虚假”，才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因此，荀子特别强调后天的教化，主张礼仪规范，思路清晰，克己修身，志气高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和孟子所谓的“性善”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孟子的学说在先天或先验层面上，荀子的学说在后天或经验层面上。所以，荀子的“性恶”其实指的是后天的“爱”恶，而不是先天的性恶。这是两人的一个重要区别，一定要注意。所以，荀子的“性”论，应该恰当地理解为“情”。换句话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是后天习得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道德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虚妄积累”的结果。在“性恶论”下，荀子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化自然为虚假”——最终与性恶彻底决裂。他说:“我想变得便宜又贵，变得愚蠢又聪明，变得贫穷又富有，但是呢？哎，就是学习嘛！”[3]P117在这里，荀子虽然否定了道德的先验性，但与孟子一样，强调道德教育。他认为人在“化伪”之后，最终可以成为“圣人”:“抹黑之人，可以为余。”[3]P500
从孟子和荀子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出，尽管孟子和荀子在“性善”、“性恶”的基本观点上有所不同，在“复性”和“先天性”的道德实践途径上有所不同，但孟子和荀子的结论是一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涂抹者可为禹”，即人皆可为圣人。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有着相同的认识:只要愿意学习和接受教育，不断完善自己，最终会达到圣人的境界。当然，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孔子对人性的命题:“性相近，学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发生在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上。所以孔子虽然对人性说的不多，但是他以这样一个命题开创了儒家的人性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可谓是孔子思想的具体化和发展。具体而言,“性相近而学远”所蕴含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丰富内涵，为儒家道德教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二孔子除了短期做官，还长期掌管杏坛，聚集弟子教课。根据文献记载，孔子有明确的教学对象。《论语》曰:“子教四事:文、行、忠、信。”[1]P73这里的“文”指的是文学经典，“兴”指的是行为准则，“忠”指的是言行真诚，“信”指的是诚实守信。显然，后三类都是道德品质。其实《文》也是以道德内容为主，因为它是以“六经”为主。六经是什么？这要从“六艺”说起。《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教以诗、书、礼、乐。其弟子盖三千燕，精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4]P899什么是“六艺”？《李周帝官司徒宝鉴》云:“宝鉴谏王之恶，而养国子以教道为教六艺。一五礼，二六乐，三五射，四五控，五六书，六九数。”[5]P731“鲍氏”是周王室的正式名称，职责之一是教导“郭子”；他教的六门课是礼、乐、射、控(御)、书法、数，是初级六艺。朱对说，“当你八岁的时候，你将从诸侯的年龄降到诸侯的年龄。至于庶人的孩子，都要上小学，教他们如何处理进退，比如礼貌，音乐，射击，御控，书籍，数字。且十五年，凡天子之子，公官大夫之适当之子，俊秀之士，入大学士，教其穷、义、自律。”[6]在这里，朱也明确阐述了小学“六艺”，并将其列为“小学”的学习内容。显然，初级“六艺”的内容大多与道德品质有关，甚至是“射击”。“射击”在当时是军事训练科目，也是重要的社交礼仪。《礼仪》中有一些条款，如《射乡》、《射大》，专门规定了“射”要遵循的礼仪。
在上述言论中，朱还提出进入“大学”后要学习高深的“六艺”。这种高级的“六艺”就是“六经”，其内容是“穷义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与道德品质有关。庄子说:“邱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7] P220《庄子天下》也概述了六经的内容:“诗以道为本，书以道为本，礼以道为本，乐以道为本，易以道为本，春秋以道为本。”[7]P487《诗》，即《诗经》，不仅具有明显的文学性，而且具有非常强的气质陶冶作用。子曰:“诗可通，可察，可群，可怨。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你是你远处的国王。”[1]P185“书”又称“史书”。孔子非常重视书中的内容。有一次，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从政？”子曰:“书上不是说:‘孝只为孝，兄弟之谊，行政之事？’难道也是行政和嘲讽？"[1]P20-21把孝道运用到政治上，就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做官？礼主要指礼、周礼、礼，合称“三礼”。”“礼”是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所以“不学礼，不立身”[1]P178。音乐指的是音乐经典，音乐经典不仅是音乐教材，还具有“导和”的功能，即气质教育。关于易经，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魏编三绝书”[4]P899。孔子经常通过阐述《易经》来进行道德教育:“不坚持自己的德性，不接受羞耻，孔子说，‘不要占有它’。””[1] P141对于没有毅力的人，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他们会被羞辱。《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根据鲁的历史修订而成。孔子在编纂《春秋》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褒贬放了进去，所以“孔子成了《春秋》，汉奸盗贼却怕了”[2]P155。
总之，无论是初级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还是高级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虽然也就是说，道德品质的教育是孔子教学内容的核心。具体来说，道德素质教育是道德教育的目的，“文”、“行”、“忠”、“信”是道德教育的内容，无论初级六艺还是高级六艺，都只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具体方式。
三
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换言之，它不仅是孔子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的道德教育方法论。一般来说，“中”指的是中庸，中立，也就是不偏不倚，没有过错，没有过失。“勇”有三层含义:一是“普通”，二是“难”，三是“有用”。结合“中庸”和“平庸”的含义，“中庸”一般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中庸的原则，做事恰到好处。所以，在方法论意义上，“中庸”就是“万物无过”，即中庸、中庸、想当然。从现有文献来看，孔子对“中庸”这个概念谈得不多，在《论语》中只找到一条记载。孔子说:“中庸也是德，是极致！人民已经活了很久了。”[1]P64但是，孔子关于中庸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在他看来，“中庸”原则可以通过“尊五美”、“抑四害”来体现。所谓“五美”，是指“利而不劳，劳而不怨，欲而不贪，骄而不骄，骄而不猛”[1]P210。所谓“四害”，是指“杀无所教”、“不死心”、“拖延期限”、“对出纳吝啬”。[1] P210事实上，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中庸”的原则。孟子曰:“仲尼不可太骄。”[2]P188《论语》也载:“子爵斯:无义，无需，无固，无我。”[1]P87“易”、“必须”、“顾”、“我”或指臆测、武断，或指拘泥、自以为是，都与“中庸”的含义不符，都是孔子一贯的反对者。
孔子不仅坚持中庸之道，而且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融入道德教育之中。子贡问孔子:“老师和生意哪个好？”子曰:‘师已过，商不如商。’岳:‘不过，老师跟你处得好吗？’子曰:“过犹不及。”[1]P114表示太多和太少一样不好，根本谈不上哪个更好。再比如，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孔子认为过度的朴素是庸俗，过度的装饰是 *** ；只有在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中庸之道”，才能成为君子。他说:“质量胜于文学，文学胜于历史。温柔，则君子。”[1]P61孔子也认为“学而不思则罔；但思而不学是危险的”[1]P18，“学”与“思”要紧密结合，要相互结合，不可偏废，也不可过犹不及。《论语》云:“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曰:“又来了，思易科。”[1]P50即使是“思考”也不应该过度。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想也没用。还不如学学。”[1]P168这意味着“学习”和“思考”应该是适度的；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另一个方面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孔子认为，无论是在情感表达还是气质修养上，都要秉持一个“中庸”的原则，即“刚柔并济，刚强有力，谦恭稳妥”[1]P77。他说:“乐而不淫，悲而不伤。”[1]P30
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一种方法和原则，是不容易实现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仁和知不能结合，所以结果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在这里，“仁”既是道德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方向。所以，“欲仁者，无恶也”[1]P36；“知”是道德的“知”，能保证行为在行善的方向上是适度的、不偏不倚的，所以“知者不失言”[1]P163。因此，“仁”与“知”的结合，使“中庸”既是仁，又高于一般的仁:其行为是善，同时又是“不逾矩不逾矩”的极致。所以中庸其实包括仁和知两个方面。”樊迟问仁。儿子‘情人’。求知识。子‘知人’”。[1]P131孔子曰:“不知，何以得仁？”[1]P49既需要“爱人”，也需要“知人”；前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后者是一种后天的理性品格；两者的结合既能保持纯粹的道德情感，又不会转化为自发的盲目意志，从而达到一种道德上的完美。
基于上述认识，孔子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当然，这种学习不是指学习科学知识，主要是指学习道德伦理知识。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无知导致无正义”[8] P439，“没有人会自愿倾向于恶”[8] P445。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人喜欢或追求恶，恶的原因在于对善的“无知”。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了“知识”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显然，苏格拉底的思想与孔子强调“知识”非常相似。两者都不是指对外部客观知识的学习，而是侧重于对道德品质的认知和掌握。在孔子看来，许多道德品质都与“知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应该与勤学紧密结合；如果不学好，不注重“知识”，就会影响人的道德进步。他说:“怎么，你听过六字六盖吗？”是的，不。家，我的语言你。善仁不易学，其盖亦愚；知道怎么学好，就藏不住了。信的好的或学的不好的，其盖也是贼；学起来难，藏起来难。勇于学习，就会迷茫。很难学，但是很疯狂。[1]P184“仁”、“知”、“信”、“直”、“勇”、“刚”都是孔子分别倡导的优秀道德品质。但如果不与“好学”紧密联系，对“知识”没有认识和掌握，他们的道德实践就会有弊端，甚至走向自己意志的反面。
在孔子那里，“中庸”其实是一种道德的极端状态，而作为一种极端状态，它的表现就是“和而不同”。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以和为贵。王之道是美为先，且让其小而大。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不礼貌的认识和相处，既不可行，也不可行。”[1]P8这句话虽然出自有若之口，却也道出了孔子的思想。中庸通常可以理解为“和”，但“和”必须有一套相应的礼仪规范来规范，否则是无法真正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方面“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目的；另一方面，为了“和”而“和”，不受“礼”的约束，也是不行的。因此，孔子不仅赞扬了“和”的价值，也肯定了“礼”的意义。“和”与“礼”的结合，既有等级的不同，又有相互的和谐，称为“和而不同”[1]P141。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而不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所以是真正的“中庸”。正因为如此，《中庸》说:“喜怒哀乐不放则中；所有的头发都在中段，称为和；中者，天下大基也；和合，天下之道也。中和，天职，万物之育。”[9]P397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各得其所，万物生长繁殖。
四孔子不是为了教育而教育，但他的道德教育有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即“修身安民”，即“内圣外王”。《论语》云:“鲁兹问君子。子曰:‘修身则恭敬。’岳:‘就这些？’岳:“修身以安。”岳:‘就这些？’曰:“修身以安百姓。为人民的和平而努力。尧舜还在生病。”[1]P159孔子还认为，道德教育的理想人格目标应该是“爱所有的人，也爱别人”[1]P4-5，应该是“老人安，朋友信，少数怀”[1]P52。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理想的人格目标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修身、齐家”，另一个层次是“心安”、“平人”。总之，由内而外，由己及人，修身养性，世界是平的。这样的性格其实是君子。当然，以上两个方面中，“修身”是基础，“助人”和“助人”是“修身”的外在实现和功能表现。《大学》中所谓的“八项”，即修物、知、诚、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里到外、从体到用是这样的顺序排列的:前五项是修身，后三项是齐家。按照儒家传统，前五项为“内圣”，后三项为“外王”；“内圣”是基础，“外王”是应用。
既然“内圣”是基础，“自天子乃至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9]P441。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天子的“内圣”显然比庶人更重要。所以孔子提倡“以德治国”，天子要以德行修养来治理天下。他说:“以德治国，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1]P11如果天子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不动，其他星星在各自的地方围绕着北极星。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以“德”治国，就会在庶人心中产生一种向心力，人民会全心全意地拥护，而不会强制。显然，这与法家的治国之道大相径庭。法家基本主张“以道治道，以气刑”，儒家主张“以德治道，以礼治气”。相比较而言，孔子当然认为儒家提倡的德治有更明显的优势。他说:“道以政治，民免刑，不要脸；德、礼、耻、尊严。”[1]P12以刚性的法令和严厉的刑罚来治理国家，普通人会惧怕刑罚而只求赦免，却没有道德心；如果我们用道德来引导和熏陶人民，他们就会自觉地走正道，他们就不会违反社会礼仪。
可见，实行德治的基础在于皇帝的德性修养。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天子的道德模范作用，主张天子必须“礼待己”；只有这样，“内圣”才能开启“外王”，从而实现天下之大治。鲁的上级秘书嵇康子问孔子关于政治的问题时，孔子说:“治者为义。率正，不敢正。”[1]P129只有统治者是正义的，人民才会无令而行；如果统治者自己是正直的，人民就不敢正直。孔子也说:“如果你是正直的，你会做你被告知的事情。”他不对，虽然他不服从。”[1]P136如果统治者自我纠正，政治上就不会有困难；如果你不能纠正自己，人们就会不服从命令。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德性是轰轰烈烈，对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所以俗话说:“君子之德，小人之德。草地上的风会渐渐平息。”[1]P129再者，孔子甚至认为实行德治其实是儒家治国的“南术”。他说:“什么都不做，就听话！丈夫是什么？就在巩峥的南边！”[1]
在孔子看来，所谓“内圣外王”的意思，就包含了“圣人”为王的意思。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内圣”才配当国王。当然，这样的人如果成为天子，治理国家，实现“平天下”的理想，也是小菜一碟。子贡在《论语·张子》中说:“得民族之家者，所谓为己立，导其行，为己来，为和而动。”[1] P205《孟子·尽心上》载孟子之言:“君子所为而改之，所留而为神。”[2] P305如前所述，君子的人格既是“内圣”，又是“外王”，所以他的人格影响很大，以至于德与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简直是神奇的。无论是子贡的话，还是孟子的话，都来源于孔子的思想，所以可以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衍生物。可见，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下，孔子的最终追求只落在“道德”的承担者——君子身上；通过建立君子的理想人格目标，不仅可以指导皇帝的统治，也可以指导庶人的日常使用。这样看来，国家治理之道说到底只是君子的道德修养:君子通过道德修养，由“内圣”到“外王”，再以道德教化化民为俗，以道德实践平定天下。从本质上讲，道德修养既是治国的“南术”，也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发源地。
五对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之一个方面，“性相近，学远”是道德教育的人性论基础；其次，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文”、“行”、“忠”、“信”。第三方面，“中庸”是道德教育的方法论；第四，“内圣外王”是道德教育的理想目标。这四个方面的讨论虽然是独立的，但显然不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着内在的、紧密的逻辑联系:之一个方面集中于道德教育的可能问题，即“可能性”问题；第二个方面侧重于德育的具体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第三个方面着重于德育的方法，即“怎么教”。第四个方面集中于道德教育的理想目标，即“为什么”的问题。这样，基于人性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就表现为一个自我GAI的义体系。
当然，这样的体系不是孔子本人解释和表述的，而是本文作者提出的。但是，这样的经典阐释应该符合现代阐释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基于作者的理解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阐释。当然，新的解释应该以经典文本为基础。所以，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和内在联系，应该是孔子自己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不背离孔子自己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孔子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只能说孔子的思想缺乏系统性。相比较而言，这就是儒家圣贤和西方圣贤的区别。即使在今天，这种中西哲学的差异依然存在！然而，孔子虽然“叙述而不写作”，没有留下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的思想并非没有哲学，他的思想与内容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就上述孔子德育思想而言，不仅其论述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而且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体系。对此，一定要重视。
